剑桥中国史-第8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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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③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　页。
②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　204页。
③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　1965年11月10日。
⑤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　政治》。
①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　月1日），第l—11页。
②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　（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③　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④　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①　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②　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　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　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　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②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③　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④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一样混乱不堪。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个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大的重要事件：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外国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第一阶段，　1965—1966年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①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②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③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少）。④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⑤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有关协议，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的一项广泛谅解。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共产党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①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联的谴责），并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②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共产党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做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①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②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③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①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不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的力量达不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和北京无发言权的国际事件及决定作一些口头上的反应。
第二阶段，1966—1967年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的事态休戚相关。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①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②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③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④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①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