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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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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万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①华国锋号召实现“大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制邓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他将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派”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他们妥协，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自己的名誉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他讲过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党的领导人。②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意让邓出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有收在《邓小平文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策的精髓。③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也没有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批评毛或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会损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一大段热情洋溢的颂词开始，歌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接着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党的十大（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被选入政治局）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令人寒心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出现，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作了关于新的党章的报告）之后。邓的简短闭幕词是另一篇仅有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称华国锋是“我们英明的领袖”，但没有仿效华颂扬文化大革命。他避开争论，号召恢复诚实和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然还有实事求是。但他也不得不妥协，表示支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关键环节”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现行路线。这些教条后来受到中国党史学家的斥责。②无怪乎邓没有把这篇闭幕词收入他的“文选”中，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闭幕词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很重要。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一个领导层中，左倾分子被清洗出去，但左倾的受害者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在党的十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1/3的委员可能因为同情左倾而落选，其中75％以上系群众组织代表。另一类很可能是左倾分子的人，大多是新近入党的，也损失惨重，人数减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个妥协，但力量对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文革受益者，26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赵紫阳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后来他成了邓小平改革纲领的先锋。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邓是后来严厉批评华国锋和“凡是派”的唯一成员；华国锋则得到“凡是派”主要拥护者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因反对“四人帮”有功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首脑所拥有的权力而受到人们的赏识；华的共同保护人李先念与叶剑英站在一起。①华的“大跃进”
华国锋曾考虑过“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华的设想而言，它似乎是6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结合，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肯定的是，华的双份遗产中更为人普遍接受的部分是周恩来交托的中国四个现代化。除了最狂热的左倾分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能团结在这个目标周围。而华国锋确实设想了一个成功的发展计划，以便为许多人闷在心里的问题提供答案，即华国锋有什么权利位居最高职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的官僚经历虽无大瑕疵，却也平淡寻常；他年纪较轻从而没有成为红卫兵打击的第一批省级官员；当形势转变再次需要有经验的干部时，他又比较走运；当林彪事件在领导层中留下较大的权力真空时，他因有足够的资历而被调到北京；当王洪文使毛失望时，他由于有足够的能力和比较左倾而为毛泽东所接受。没有人能指责华运气好。但是，当中央还有比他资历更深和更高明的人可用时，难道是他的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领导毛和周之后的中国吗？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并不这样看，因而华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华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诺超过了实际能力。在1978年2—3月举行的新的（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把他宏伟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公诸于众，这个规划周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预示过。这个十年规划的目标是，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7为2370万吨），石油产量达到3。5亿吨（1977年为9360万吨）。华国锋要求在剩下的8年时间里，建设120个大型项目，14个大的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相当于前28年的基建投资总和。这个规划没有考虑到60年代的教训和70年代的经济损失。①如同本卷第6章中所说，这个规划未经深思熟虑，缺乏精确的资料。想象中赖以扩大生产的油田原只是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华的“大跃进”规划严重依赖机械进口，外汇开支庞大。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经济灾难。这也会被人用来反对他。
三中全会
邓小平反击华国锋和“凡是派”的方式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的神秘性质。在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中，华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而邓不是。“凡是派”当权，而邓的拥护者们并不掌权。然而，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办法似乎是通过报刊动员高层人物的舆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应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译者），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②这篇文章也许是胡福明自己想写的，但刊登出来的文章却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两位理论家的意见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深化。①这篇文章抨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而无论是林彪、江青还是华国锋表述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都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也不应该篡改。
令华和汪东兴烦恼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成为点燃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辩论的火花。②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自己也参加了辩论，当时他再次声称需要“实事求是”。③邓机敏地运用毛著作中的引文，证明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反对毛，恰恰相反，它要恢复主席本人最优秀的传统和实践。④邓并以夸张的词藻得出结论：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方法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⑤在这个阶段，这场斗争远非赢定了的。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初期，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发表过讲话，但两人都没有赞扬邓的真理旗帜。①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拥护邓的文章，《人民日报》马上转载。这篇文章是在罗瑞卿的指导下准备的。②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但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返中央委员会；如果在高层人物中都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罗瑞卿，那无疑会使许多高级官员投到邓的一边。确实，从这时起，辩论热烈起来，到9月中旬邓小平在东北的一次讲话中恢复了对“两个凡是”的攻击，③（而在6月份当华和叶剑英在场时，邓避而未谈这些事）。其时10个省已开会表示支持邓的立场。④也许使“凡是派”气馁的是，典型的文革中幸存者李先念已暗示，他准备抛弃华，支持新的路线。到11月，所有省和大军区的领导人都倒向邓一边。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初由邓于两个多月前提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在北京举行。⑤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如何恢复农业和制订1980年经济计划。但是陈云再次带头，很快把会议转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全面辩论。他要求公正地恢复薄一波的名誉（他的革命经历已被玷污）；为已于1966年底倒台的陶铸恢复名誉；为于1959年被免职、并在60年代后期受到公开批判的彭德怀恢复名誉，以及应该承认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对“凡是派”而言，陈云具有挑衅性的建议是他坚持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性质应予以肯定。⑥陈云的发言引发了一阵拥护性发言，著名的有谭震林，他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⑦华显然已预见到这次冲击的发生，并很快使自己适应了这种情况。11月15日，宣布北京市委重新确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次日，华亲自为首次正式批准发行的《天安门诗抄》一书题词。对南京、杭州和郑州的类似事件也早已作了重新评价。①随着“凡是派”立场的退让，就不必奇怪他们也准备同意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了，大多数受害者的命运并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华和“凡是派”来说，更危险的挫折发生在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目的是使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正式化。在全会上，一批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入选政治局，他们人数之多足以使领导层中的人数对比对邓小平有利。陈云官复原职，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一个新机构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清洗党内的文化大革命左倾分子。②其他三位邓的拥护者胡耀邦、王震和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也被选入政治局。另外，9名资历较深的受害者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重新设立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办公厅具有书记处的职能。③汪东兴和“凡是派”的其他成员仍保留其在政治局的职位，但对他们而言，这次全会是不祥之兆。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代表的路线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种，“凡是派”的困境更加突出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阶级斗争不再是“纲”，四个现代化处于优先位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丢弃。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时机还未成熟。①但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措施，不再执行华国锋顽固坚持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如同上文已指出的，在有关农村社会主义问题上，华与“四人帮”只存在步调上的分歧，而没有目标上的差异。甚至在“四人帮”被清洗后，华国锋仍坚持大锅饭，如提倡生产大队核算、限制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到1978年年中，华地位削弱，②这些政策开始受到责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华国锋的纲领和大寨模式。为了调动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中全会恢复了60年代初期的政策，并搭起一个框架，作为中国农村彻底重建的开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杜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③甚至在工业领域，华的纲领也没有得到批准。引人注目的是， 他的十年规划没有被提到。相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影响再次明显可见，三中全会要求更平衡和更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华所主张的大规模投资重工业。①华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作报告时不得不宣布，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重新研究决定在1979—1981年期间对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不再追求他一年前所赞成的头脑发热的速度。②民主墙
华国锋和“凡是派”在三中全会上的失败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即那些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军官组成的“沉默的多数”）成功动员的产物。但这次工作会议和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首都出现了公众对邓路线强有力的支持，对天安门事件影响仍记忆犹新的领导层不能不受此形势影响。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50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输的国家纪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称，“造反有理”。1976年4月5日，首都成千上万人起来造反了，反对毛为他死后选定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纲领。7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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