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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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人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要用所谓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色的私立学校。也就是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E。G。韦斯特广泛研究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场运动并不是由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家长们发起的，而“主要是由教员和政府雇员们”
①发起的。免费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参加者是霍勒斯·曼，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
②霍勒斯·曼曾任1837年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他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争取建立一种由政府出资、由职业教育家管理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他的主要论点是，教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应办成非宗教性质的，应接纳所有来自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种族的家庭的孩子。这种普及的免费教育可以使孩子们克服由于父母贫穷造成的不利条件。“在向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霍勒斯·曼反复强调……教育是一种最好的、一本万利的公共投资。”③尽管这些论点都是在增进公众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他们期望，由于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的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
①见第155页注①，第108页。
②注意这里有个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公共的”和“政府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公用事业”、“公共图书馆”等等，意思并不一样。在学校教育方面，哈佛大学难道在哪方面不如马萨诸塞大学那样“公共”吗？
③同上，第110页。
“尽管困难巨大，障碍重重，……但霍勒斯·曼所提倡的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轮廓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勾画了出来。”
①
从那时起，大多数孩子都上了公立学校。只有少数学生继续在所谓私立学校念书，私立学校大都是由天主教会或其他教会开办的。
学校体制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私立学校占多数，现在是公立学校占多数，但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教育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十九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趋势。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仍然影响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
②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趋势最初在1808年兴起于普鲁士，并几乎同时出现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而英国是在美国之后才出现这一趋势的。“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英国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允许国家干预教育事业。”最终建立起公立学校制是在1870
年，一直到1880年才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直到1891年才基本上废除学费。③英国同美国一样，几乎在政府接管之前，教育就已经普及。韦斯特教授颇有根据地认为，在英国由政府接管教育正如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④
①R。弗里曼。巴茨：《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92页。
②W。O。L。史密斯：《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88页。
③同上，第988一989页。
④E。G。韦斯特：《教育和国家》（伦敦：经济事务协会，1965年）。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１％。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２％上升到８％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
①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1971－1972学年至1976
－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８％，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４％，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４％。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②
①甘蒙：《健康与安全》，第27页。
②我们要感谢赫勃特。洛布森兹和辛西亚·萨沃，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该《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代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①
①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机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