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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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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书和旅行（图）（2）
我的经验告诉我，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杂乱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建立好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生产钢轨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审计原来做审计工作，他以有才干、有办法著称。但是，科尔曼先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买断了克鲁曼先生的股票。此后不久，我们便发现克鲁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有一套，但是，要想期望他或者任何其他办公室人员，能走进制造工厂并且一开始就做出成绩来，就显得不太实际了。他没有新工作的任何知识，也没受过这方面的培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师，期待不可能情况的出现，这是我们的失误。最后，工厂终于要开工了， 审计员将一份组织计划提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将工厂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由琼斯先生控制；而另外一部分由斯蒂芬森控制，斯蒂芬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业厂主。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同一个工厂里，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的工厂，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这和一个军队中有两个司令，一艘船上有两个船长一样，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行不通，我既不认识史蒂芬森，也不认识琼斯，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也只有他直接向你负责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日后，凡是知道贝西默钢厂的地方，他都名声大噪。“船长”那时候还十分年轻，瘦瘦弱弱的，但显得很活泼，精力充沛。从他的身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很矮。他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每天报酬2美元的机修工。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他的行为便足以证明。在内战中自愿入伍，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他所带的连作战勇猛，不知退缩。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接下来的年月中，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富翁。有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得的收入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为董事会成员，这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不，”他说，“我不愿意老是想着公司的运营状况，向着是否盈利。照看厂子已经够我忙的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我该得的，那就给我一份高薪水吧。”“好，船长，我们将按美国总统的薪水标准付给你酬劳。”“一言为定”这个威尔士小伙子 说。一开始，我们钢材制造业的对手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根据他们自己在开始生产钢材时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再过一年我们也不可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把我们当作对手。我们开始的时候，钢轨的价格是每吨7美元。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好的价格。在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情况之前，我们已经接了不少订单，这足以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因为如此完美的机器、绝妙的计划、琼斯船长选出来的工人技术娴熟，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个极好的管理者，我们的成功是极为显著的。第一个月我们就盈利11，000美元，这是创纪录的。我们的会计体系也如此值得称道，它帮助我们算出了盈利的确切的数目。从我们的铁厂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确切的账目制度意味着什么。在生产过程中，原料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都有员工进行核对，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能提高利润的了。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光明的前景，我开始考虑去休假了。一直渴望的环球旅行也终于可以实现了。我和J。W。范德沃特先生（范迪）于1879年秋天处罚。我随身带了几个笔记本，每天用铅笔记下一些东西，从没想过要把它们编成书出版。但是我想，也许我可以把它们复印几份，在私人的圈子中传阅。一个人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言论变成铅字，印成了书，其感觉绝对美妙无比。当那一大包书从印刷厂送到我手中时，我又重读了一遍，看它是否值得我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们。后来，我得出了结论：总的来说，我最好把它们赠送给别人阅读，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作为一本专门为朋友设计的书的作者，当然无需担心听到什么刻薄的反响，但我仍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还是盼着能得到赞扬。朋友们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们确实很喜欢这本书，至少有部分评价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每位作者都倾向于相信甜美的言辞。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塞尔来信抱怨说，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开始读它便不忍放下，直到凌晨两点，满身疲惫的时候，才把它读完。这样的信我收到了好几封。我记得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有天早上见到我并说，他要好好地夸我一番。“为什么呢？”我问。“哦，我把你的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了。”“嗨，”我说，“这并没有什么啊，我其他的朋友也都是那样。”“是的，但是也许你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除了我的账本之外，这几年我没有读过一本书。一开始，我也并不想读你的书，但当我一拿起，我就放不下了。5年了，能让我从头看到尾的只有我的帐本。”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不敢全信。但是，有些书从我的朋友们手中流传出去，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这使我着实陶陶然地过了好几个月。我相信他们的话并非谄媚。越来越多的人向我索书，因此，我不得不又加印了几次。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于是，便有出版商要求将他出版，以满足市场需求，就这样，《环球世界》公开出版，而我，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作家。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3）
这次环球旅行给我开启了一条新的地平线，也很快地改变了我的思维观点。当时正是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达到顶峰，广为流行的时候。对他们的作品，我有着极大的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阅读孔子；在印度，佛家和印度教的经典也被列入我的书目；在孟买，我从帕西人中学习了解拜火教；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是让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以前那儿一片混乱，而现在却秩序井然了。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最后，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真谛，基督有云，“天国就在你心中”，这句话对我有了全新的解释。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现在才是我们的天堂。此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责任，都需要我们富有耐心的努力，一旦僭越，便只会得到毫无结果的虚无。那些伴我长大的宗教理论，斯维登伯格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在对我产生影响，再也不能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的信仰是真理，尽管这种信仰被视为神灵的启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那么愚昧落后，信仰中尽是谬误。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所以，我打算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我总是很骄傲地拿它来称颂朋友：“孩子们，那不可见的神力，是谁的眼睛永远陪伴着人类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这个人已然找到不能说出他的意志有多么柔弱？不能像雨水一样滋润干渴的心田？他也没有哭到双眼凹陷，这个连自己都为之厌烦的人你定将重生。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就在这个时候出版了，这部诗集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刚去过印度，诗集则让我重温了那里的一切。我对此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的耳朵里，后来，我们在伦敦相识。他把这部诗集的原手稿送给我作为礼物，这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之一。即便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一个人如果可以环游世界的话，那他也应该这么做。与周游世界相比，其他形式的旅行就显得不彻底、不完整，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泛泛而言），在这个对称的整体的某一部分中，你会看到，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一个环球旅行者，如果对东方经典进行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的家园是最棒的，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在《环游世界》一书中有两段描写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不妨援引一下：在新加坡附近，我看到人们正忙着干活，孩子们光着身子，四处跑动；他们的父母穿着平常的松垮的旧衣服。我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去跟他们说，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季节里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感到好奇，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我们还去看了拉普兰人的驯鹿。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在回去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起。我看见就在峡湾的对面，散布着几间棚屋，却有一座两层小楼正在修建中。“那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我问。“那是一个在特罗姆瑟出生而后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人盖的。他现在回来了，要住在这里，他非常有钱。”“你告诉我你曾到过全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还有其他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那儿安家呢？”“啊，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他说。那是在北极圈，那里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的地方。家，温暖甜蜜的家啊。在自然生活和自然法则的状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完美、非正义，甚至是残忍的。但是，我们也因许多的美丽和甜蜜而感到振颤。不管家在哪里，对它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这种多美好中的一个。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1）
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佛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称号，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我的父母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描绘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做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我要说些什么，都是我的心里话。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告诉我说：“安德鲁，就那样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什么比这更好的了。”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说课，我用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我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观众前面，只要想着，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要向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想特意地改变自己，伪装自己。那么不要有任何的难堪，就当作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尽量变成其他的某个人，那么你会感到胆怯，没有底气。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需要成为你自己。”1881年的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的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奠基。当年丹佛姆林有五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拢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他们的邻居开放，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丹佛姆林把我捐献的建筑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我向他建议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光的太阳，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我组织了一个马车队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乔治？劳德，亨利？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我的至交好友，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弗内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在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高兴的心情 ，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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