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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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资冲突，你们应该在你们之间解决好。公司的报酬已经很慷慨了，公司只有在纠纷得到调整之后才恢复开工，在此之前，你们的岗位将一直被保留着。”或者，如果主管对那三千名工人这样说会更好一些：“很好，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州政府为了以防万一，派出治安官员和警卫来保护那3000人。而带头罢工的工人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枪，他们能够威胁和恐吓那3000人。在这里，我引用一下我曾经当作规则写下的东西，“我的主意时，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心让所有的工人都停止工作，与他们自由协商，耐心地等待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不要考虑其用新人——决不能这样。”最好的工人不可能在大街上闲逛而没有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无所事事。一个我们需要的工人，一般不会让他失业的。在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里，要新人成功地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公司雇佣新人的企图使得3000名想要工作的老工人改变了立场，不再是我们的支持者，难道能为此指责他们吗？如果我当时在家，我有可能被说服，重新开工，试验一下我们的老工人们能否向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工作。这也是我们的主观所希望的。但是，我的合伙人第一次开工不是为了要用新人。相反，也是应几千名我们老工人的要求。这点很重要，对于主管的这一可行性建议，我的股东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们无需为此而受到责备。我们的原则是不采用新人，但是让老工人回来干活，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罢工的工人后来袭击了州政府的办公室，此后工厂又重新开工。稍作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工厂一直停工，让工人们自己协商妥当后再说，该有多好。”但是拥有八千军队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局势。纠纷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及之后，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那件事情如此严重地刺痛了我。我的事业在荷姆斯泰德所受到的伤害不再给我伤痛，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工人们极度蛮横无理，那是他们的错误。使用了新机器，按照新的计酬方法（多得30％报酬）罢工者每天可以获得4——9美元工资。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收到了工会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电报：“亲爱的总裁先生，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而我们也将遵照你的指示去办。”这让我很感动，可是，啊，这都太晚了。错误已经铸成，政府控制了工厂，已经太晚了。在国外的时候，与我有交情的很多朋友想像到了我的烦恼，他们给我写来很多友善的短信。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是最让我感激的。“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我的妻子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们的感激，因为你曾致以我们最美丽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正万分焦急，你的高贵的努力指引着富人们不要像他们往常一样行事，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反应敏捷，尽管在大洋的另一侧。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他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2）

请相信我！你最为忠实的（签名）W。E。格莱斯顿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的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地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中的眼里，这完全相反。因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就是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了。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还经常向工人因用我的观点和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出席这次晚宴的来自匹兹堡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很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纪录。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会议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八千里，但毕竟我有过一段极为糟糕的经历。在荷姆斯泰德纠纷之后，我的朋友，罗特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接下来的一件事情：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出发，要去佛得角的一个朋友的牧场。期望在索诺拉雷普山上打一个礼拜的猎。这个牧场远离文明世界，我本以为在那儿除了少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发现了一个人讲英语，后来知道他是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么将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麦克卢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技工，受雇于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他就是俗语所说的“高手”，薪水很高，结了婚，并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和可观的财富。除此之外，他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被选为荷姆斯泰德的镇长。当1892年罢工爆发时，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罢工这一边。作为镇长，他下令逮捕那些前来保护工厂、维持秩序的私家侦探们。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释说，这些侦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范围内的武装力量，他有权逮捕他们，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命令引发了流血冲突，冲突变得严重了。当然，罢工的故事所有人能都知道。罢工工人最后遭到了镇压，麦克卢基呢，他被认为是个凶手、暴徒、叛徒，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对他的攻击。他受了伤，被当局通缉追捕，忍饥挨饿，被迫逃亡，等风头过去后再说。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列入所有钢铁厂的黑名单中，在美国再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的钱花光了，最惨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经历了这种种变迁，他决定去墨西哥。当我遇上他时，正准备去那里的煤矿找活干，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象他这样的技术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又没有钱。很自然地，当他跟我说起他的不幸遭遇时，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决不会无谓地空发牢骚。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并且在罢工发生不久，我正和他在苏格兰，卡内基也没有告诉我罢工的另一面。但是，麦克卢基尽量避免责怪卡内基，他好几次说，如果当时“安迪”在的话，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工人们可以和卡内基相处得很好，但是和他的一些合伙人却合不来。我在牧场呆了一个礼拜，在晚上我去看过麦克卢基几次。后来我离开了那里，直接去了图森、阿里森纳，并且我在那儿给卡内基写了一封信，跟他谈起这件事情。我又加上说，我对麦克卢基感到非常惭愧，可以想象他曾遭到过更加恶劣的对待。卡内基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给麦克卢基钱，不管他要多少都给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信，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钱，但是没有提数额，只是想让他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他重新自立生活。他拒绝了，说他会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出一条路来，这也正是独特的美国精神，我不能给他帮助，但是他让我敬佩。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3）

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不久，我和一个朋友，索诺拉雷暴铁路公司的经理J。A。诺格先生，说起了他。麦克卢基很快就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干得非常好。一年后，或者也许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加利福尼亚有再次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在工厂里监督维修他的机器设备。他变了不少，看起来很高兴，他又娶了一个墨西哥妻子，看起来很满足。现在他的天空变得晴朗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那笔钱的真相，他可能不会相信这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那个人。所以，在我离开之前　，我说：“麦克卢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的那笔钱并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是他想通过我给你一些帮助。”麦克卢基愣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妈的安迪，不是吗？”　我希望麦克卢基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很清楚地知道麦克卢基是一个不错的同志。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3万美元之多。在罢工工人枪袭政府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因为他是镇长，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不得不远走高飞，将一切都抛在身后。将这个故事发表后，因为我曾说过我的墓碑上将刻上麦克卢基的这几句话，而不是别的东西，以表明我对工人朋友们的友善。报纸上立刻有人登文章来进行讥讽。只不过在途中安迪身边的桑迪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儿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妈的安迪！”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一件可笑的事情，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妈的安迪”。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做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劳工问题（图）（1）

在这里，我要记录下一些我处理过的劳资冲突，这对劳资双方都能有所启迪。有一次，在我们钢轨制造厂，高炉工人不停地宣称，如果我们不在周一下午四点之前提高工资，他们将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和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之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协议，那么就无需再跟他签订第二份协议了，但是，我当晚就从纽约坐火车赶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厂。我让主管把三个罢工委员会叫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炉部门，还有轧钢和吹炼部门。他们来了，并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这并不是因为礼貌和客气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与工人们在一起。可以说，我对工人们的了解越多，我对他们德性的评价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巴利所描绘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尊敬的侯爵能将事情做得很好，因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当然，他们也有偏见，也会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重视，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非恶意。委员会的成员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个半圆。当然，他们都脱掉了帽子，和我一样。事实上，就像现代的会议一样。我对轧钢委员会主席说：“麦克凯先生（他是一位老绅士，戴着眼镜），我们之间是否有一个协议，一直牵到年底？”他慢慢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是啊，先生，你有的，卡内基先生，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吹炼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呢？”约翰逊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谨慎地说：“卡内基先生，当我要签署那份协议的时候，我很仔细地阅读了它，并且，如果不合适的话，那我不会签字。　合适的话，我会签字的，我签了字，就会守约。”“这又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现在，轮到高炉委员会主席了，他有一个爱尔兰名字，凯利。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和你签订了一个持续到年底的合同？”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曾经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没有细看，也不懂上面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但是有一点冲动。他突然叫道：“好，凯利，你知道我读了两遍，你还和我讨论了其中的内容。”“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利解释，我在许多我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那些我们的律师或是合作伙伴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一时粗心而签署的协议先履行完毕，而后在下一次签合同时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在坚持4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内容？”对此，他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然后说：“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要撕毁协议，并且要离开高炉（这意味着灾难）。除非能在今天4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现在还不到3点，但是我已经可以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在我们对你们做出让步以前，高炉周围肯定会长满了杂草。作为劳动工人，撕毁协议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答复。”委员会的工人们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里的股东们都保持静默，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是来谈生意的。说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我近来的时候，一个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