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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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大损失。这使得我们大家悲痛万分，尽管我记得我对自己说：“约翰已经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随他而去，永远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在我的心里，这并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必然。　快乐是痛苦之人的避难所。我们应该接受柏拉图的建议，永不放弃对希望的无止境的追求。“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这句话非常正确。将我们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最亲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将是一个奇迹；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与亲人们共度一生，这更是一个奇迹。对于有限的存在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地无法理解。因此，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就像在极乐世界。”然而，不要忘记，我们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中间。“宣称没有从今往后的人是愚蠢的，和那些宣称有从今往后的人一样愚蠢”，这同样地被我们视为公理。既然两者我们都无法知道，那么所有的都应该期望。同时，我们的座右铭是“把天堂变成我们的家”，而非“把家变成我们的天堂”。在我所写的这些年中，我家的财产一直在稳步增长。我的工资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薪。给每个员工发薪水也成了我的份内之事　。发薪水的时候，我们使用银行的支票，而我总是不变地把我的工资换乘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他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家庭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鼓起勇气买下一块地和上面的两幢房子，一桩事我们现在居住地，另一幢有四个房间，原来一直由姨父和姨妈霍根居住，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别处去了。由于艾特肯姨妈的帮助，我们才能在那个织布店楼上的小屋落脚，而现在也该是我们让她回到这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来住的时候了。同样地，我们在买下那幢有4个房间的房子后，由于霍根姨父已经去世，再我们要搬往阿尔图那的时候，就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屋子来。购买这些房产时，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而总价我记得是700美元。现在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量积攒那一大笔本金。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把债还清了，我们成了有产者。然而，在这一切即将实现的前夕，我父亲在1855年10月2号去世了，我们家遭遇了第一次痛苦的分裂。但是，对其他的三个成员来说，生活的重担还在肩上。悲哀和责任交织在一起，我们还得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要攒，还要还，而且我们直到此时也还没有多少存款。

铁路公司（图）（6）

这时候我在美国早期生活中的一件很甜美的令人愉快事情发生了。大卫？麦克坎莱思是我们小斯维登伯格教派的首要成员，他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几句寒暄，我没见到他们还有什么更加密切的联系。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口信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期中，需要任何资金援助，他都会非常乐意提供一切所需。他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对我英雄般的母亲的赞誉，这便已经足够了。一个人再不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在他拥有显赫的地位，可以报答别人的好意的时候，他会得到很多友好的帮助。因此，记录下一件纯洁的非功利的善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个时候，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的大儿子也才二十出头。我家的不幸需要这个举止优雅，德行高尚的人来减轻其痛苦。尽管母亲谢绝了她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的心底得到了一个神圣的位置。我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困难时期应该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他通常都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男人和女人们，他们不仅愿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规律，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不用担心从别人那里得不到帮助。父亲去世后，我要考虑要管理的事情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妈妈继续做鞋，汤姆还是上他的公立学校，而我则继续跟着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我们家敲门了。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我的总资产是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与我的上司和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所以我大胆地说，我可以筹到这笔款子。他又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车站的代理——雷诺尔德先生那里买到十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当然，在当晚我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家长，我的母亲。她没有考虑太久，就给了我应该怎么做的建议。她什么时候让我失望过呢？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成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到达，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他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的小镇很有名望，他手上有大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后，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出乎我的意料，另外还要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是，司各特先生很爽快地说，我可以等在方便的时候再支付，这样就容易得多了。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那些美好的老日子里，那时候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有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用很大的手写体写着，“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先生”这个词使我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10美元的支票。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出纳员J。C。巴布科克”。这给了我投资的第一笔收入——我不用满头大汗地劳动就可获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支下金蛋的母鸡。”星期天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个片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第一张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当大家都坐在树下的时候，我便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的伙伴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攒钱，关注下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份。然后在几年后，我们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资收益分掉，像合伙人一样在一起赚钱。直到这时候，我的熟人圈子还没有扩得很大。弗朗西斯克太太，是我们货运代理的妻子。她非常地友善，并且好几次叫我去她在匹兹堡的房子作客。她常常谈起我来送司各特先生的一份信件，第一次敲响在第三街道上的房子的铃铛时的情形。她让我进来，而我却害羞地低下了头，她需要开玩笑才可以克服我的羞涩。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去她家吃过一次饭。直到我的晚年，我对到别人家去做客一直都很胆怯，但是司各特先生坚持要我去他所在的旅馆并且和他一起吃顿饭，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除了在阿尔图那的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外，弗朗西斯科先生家是最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去过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那条首要街道上的房子在我的眼里都非常时髦、漂亮，这仿佛是一个宫殿的入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漂亮的房子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过一个晚上。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他的这一行动有些奇怪。我受邀获得此一殊荣的原因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写的一个通讯，甚至在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便已经是新闻界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了。成为一名编辑，曾是我的目标之一。霍勒斯？格里利和《论坛报》就代表着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当我有一天我可以买下《论坛报》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早日的魅力。

铁路公司（图）（7）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没有署名，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占据了《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我在接受电报时，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不会说出作者是谁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她的时候，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想司各特先生如是承认了。他看上去有点不相信。他说他在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且也想知道谁是作者。他这种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注意。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亮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这让其他所有东西都黯然失色。在壁炉共性结构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可在大理石上，书上刻着：“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这些高尚的语句让我震颤，我对自己说，“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警句将像在这里一样使壁炉架变得雅致起来。”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了现实。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这一天同样很值得一说。那时我已经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匹兹堡分布的主人了。南方各州正式脱离政府，我全身都为国家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控制，冲他大喊道：“司各特先生，在不到六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叫他在隔壁的妻子。“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他说他要在六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在那些天里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同一个司各特先生，不久之后，他在华盛顿请求我帮他在支援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制订出相关理论。当国旗为战火焚烧，这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每一件事情都燃烧起来了——包括纸上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光荣　；那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但那已经足够。宪法要保证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1）

　1856年，司各特先生被提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　取代罗姆贝特先生，他随之提拔了我。于是，在我23岁那年，便随他一起去了阿尔图纳。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人和朋友，令人伤心，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事业的发展。母亲对这一点很满意，因为她也具有这种天性。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愿意“跟着领导走”，是因为还有司各特先生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升迁招来了一些人的嫉妒，而且，在他上任开始不久，便面临着一起罢工需要处理。不久前，他在匹兹堡失去了妻子，现在孤身一人。在阿尔图纳，在他的新的指挥部里，他都是一个陌生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与他作伴了。在他把孩子们从匹兹堡接来以前，我们一起在铁路宾馆住了好几个礼拜，当他把家安下来之后，依照他的遗愿，我们还是一起共享那间大卧室，他似乎总是希望我在他的身旁，陪着他。罢工越来越厉害。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被人叫醒并被告之说，货运列车的职工把火车扔在米夫林，因而堵塞了那条铁路线，所有交通都无法通行。司各特先生正睡得香，我知道他是过度疲劳和过度焦虑，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但是他醒了过来，我对他说，我应该到那里去处理这件事情。他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便嚷嚷着同意了。于是我跑去了办公室，以他的名义跟工人们谈判。我许诺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提意见，公司一定会认真听取。我成功地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了交通。不光是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店员们也很快组织起来，准备加入。我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得知这个消息的，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走路回家。我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渐渐地，他走上来对我说：“我不能被人看见跟您在一起，但是您曾经帮过我的忙，我决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报答你。在匹兹堡，我到您的办公室，希望谋得一份铁匠的工作，您说匹兹堡不会有这样的工作了，但也许阿尔图纳正需要，那边或许有机会。您还问我说是否可以等几分钟，您先发电报询问一下。您不辞辛劳这样做了，并询问了我的特长，还给了我一张免费票，把我送到了这里。现在，我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这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好。我现在要告诉您一些对您有好处的事情。”他接着说，一分签名书正在店员中间传递，他们表示下周一要参加罢工。时间紧迫，不能再耽搁了。我在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司各特先生这件事情。他立即印出告示，贴在商店里面。凡是已经签名声称要罢工的人，将被解职，他们可以马上来办公室领取工资。而同时，我们也很快有了一份签名人员的名单，并将他宣之于众。接下来是一片恐慌，即将发生的罢工夭折了。。我这一生中有许多类似铁匠这样的事情。给别人一些关心，或是几句和善的话都将带来不可期遇的汇报，好心总会有好报。甚至在今天，我还会不时地碰上一些我已记不起来的人，他们在我面前回忆起一些我曾给过他们的细微的关心。尤其是内战时期，我在华盛顿负责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时，曾帮助某位父亲去前线看望他受伤或是病倒的儿子，或是帮忙将尸体运回家，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我感谢这些小事，因为它们是我一生中所作善行最为令人愉悦的一部分之一。”对于这些事情，我有些话要说：他们与你没有关系，可你对他们施以援手所得到的回报，却与他们身份的卑微程度成正比。帮助一个穷苦的人，要比帮助一个有一天能回报于你的百万富翁有价值得多。华兹华斯的诗行多么富有哲理：“好人一生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细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充满着爱和善意。”勇气产生的结果来判断，在我在阿尔图纳跟随司各特先生的两年里，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件诉讼案。此案是在格林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来审理的，我本还是这个案子中一名非常重要的证人。我担心自己会被原告传唤出庭，少校希望能延期审理这宗案子，便叫司各特先生尽快让我离开本州。对此变故，我在高兴不过了，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