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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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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少校希望能延期审理这宗案子，便叫司各特先生尽快让我离开本州。对此变故，我在高兴不过了，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去拜访两个知心朋友，米勒和威尔森，他们当时正在俄亥俄州的克莱斯特莱恩的铁路公司工作。路上，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上，看着驶过的那一行铁路。一个农民膜样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手上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包。他说，火车上的刹车手告诉他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关系。他希望能向我展示一下他专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模型来，看上去是卧铺车厢的一部分。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2）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Ｔ．Ｔ．伍德拉夫，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附属品——卧铺车厢的发明者。如一道电光，我猛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问他，如果我派人去请他，他是否愿意到阿尔图纳来，我向他保证我一回去就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卧铺车厢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迫切地想马上回到阿尔图纳，将我的想法告诉司各特先生。我这样做了，他认为我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设计十分可行，并让我立即给专利所有者发电报。他来了，并且签订了合同。我们要尽快地造两节车厢并投入运营。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此之后，伍德拉夫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此项新的事业中来，并可以提供给我８％的股份。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我坚信一定会有所回报。这两节车厢交付后，按月分期付款。当首付的日期来临的时候，我应该付那一部分是２１７．５美元。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算向当地的银行家洛德先生申请这个数目的贷款。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我记得他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抱着我（他有６英尺３寸或是４英寸高），他说：“为什么不呢？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对的，安迪。”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张借据，而且还是写给一个银行家的。对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卧铺车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们每个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来偿还每月的分期付款。我所获得的第一笔巨款就是从这儿来的。（今天，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９日，在我重新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久前，洛德先生已婚的女儿告诉我说他爸爸对我深怀感激，这让我非常地高兴，的确如此。）在母亲和弟弟到达阿尔图纳之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将结束纯粹只有家里人在一起的生活，我们考虑有必要请一个佣人。让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这可能会使母亲感到为难。在我们家里，她可以担当任何角色，并且她也可以为她的两个孩子作任何事情。她曾给他的儿子们做饭、浆洗缝补衣服、为他们铺床叠被、打扫房间，这就是她的生活。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愿意让别人做他家的事，讨厌把一个陌生人引到家里来。谁敢挑战她在家里的特权地位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雇女佣。先是一个，随后又雇了几个。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生活时候的真正的家庭快乐被严重破坏。被外人伺候的感觉根本无法与母亲出于爱心的劳作相提并论。陌生的很少见到的厨子准备出精美菜肴，然后有人端到餐桌上，这一切都是有偿劳动，是他们的任务。这样的菜肴便缺乏了那种香甜——那种由母亲的双手，作为一种奉献端过来的香甜。在那些纷繁芜杂的祝福之中，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在我年幼时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女教师。对此不必感到惊讶，比起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幸运，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富家子弟来，穷人家的孩子因其对家庭的热爱和亲近而备受称道，相比起来，他们对父母也更加孝顺。在父母的关爱中，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父母就是他们的一切，没有第三者插足。这对他们意义重大，印象深刻。父亲意味着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和顾问，母亲则是护士、女裁缝师、女家庭教师、朋友、女英雄，是无所不能的圣人。而那些对孩子来说意义只在于继承财产的父母，他们和孩子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遥远。也许亲爱的妈妈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一天，儿子长大成人，用手抱着、温柔地亲吻着她的圣人，让后努力向她解释，说如果让他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她的话，也许会更加好一些。在外面，在众人之间，儿子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他期待着能作一些改变，那种让小男生们感到愉悦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应该发生一些变化，他们的家也要布置的适合请朋友们来做客，尤其应该让奴隶般苦干的母亲从此以后过上一种比较清闲的生活：读读书，去串串门，探访一下自己的亲爱的朋友们——简而言之，将她的地位提升，如贵妇人一般，这是合适的，也是她应得的。当然，这种变化对我母亲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她终于意识到了它的必要性，也许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儿子正在迈向成功。“亲爱的妈妈，”我搂着她再三请求，“对我和汤姆，你是我们的所有，也为我们做了一切。现在，让我们为你来做点什么，让我们成为合作伙伴，永远想着怎样对对方最好。现在是你作为夫人享福的时候，这些日子里，你可以坐上你的马车，让这些女孩子来为你服务吧，我和汤姆喜欢这样。”我赢得了胜利，母亲也开始和我们一起出去探访他的邻居们。她无需学习上层礼仪，但她天生就具有端庄的仪表和优雅的姿态。至于教育、知识、判断力和仁慈，也极少有人能与她相比。（开始的时候，我写的是“无人能及”而非“极少有人能与她相比”，后来改了过来。尽管如此，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3）
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因为有了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而变得更加愉快。它是司各特先生的外甥女，主要帮他来照顾家务。她十分完美地扮演了我的姐姐的角色，尤其是当司各特先生被派往费城或是其它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常常一起在下午骑车穿越树林。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在１９０６年重读她写来的信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激。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但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成熟，扮演起大姐姐的角色也很自然。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姑娘。很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方向差别很大。她的女儿嫁给了苏克塞斯的伯爵，于是在几年后，她便举家迁往国外了。（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９日，我和我的妻子在去年的４月见到了我的姐姐和朋友，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其妹妹和女儿都很好，生活很快乐，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呆了三年时间，接着又面临升迁了。在１８５９年他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何去何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过去吗？或者我还是留在阿尔图纳，面对一个新上司？种种想法折磨着我，与司各特先生分别对我来说太过痛苦，为一个替代他的新上司服务我认为也不可能。在那时，我一直认为，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负责。我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他，我是否还会获得提升？他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了他家的私人房间，他一般在这里与办公室进行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已成定局，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我饶有兴致地听他渐渐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话题引向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我正处在一个自以为能胜任一切的年龄，我不懂得我不应该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没有想过别人也会认为我现在能胜任安排好的任何工作，更不用说是司各特先生了。当时我还只有24岁，但我那时的榜样是约翰？拉塞尔勋爵，他曾宣称，在第二天就可成为水上舰队的总司令。还有华莱士和布鲁斯。因此我对司各特先生说，“我想我可以。”“那好，”他说，“坡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经理）将要被提升到费城的运输不去，我推荐你继任他的职位，他同意给你一个机会，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薪水，”我很生气地说，“难道我在乎薪水吗？我不要薪水，我只要那个职位，能够到你先前的职位，回到匹兹堡分部，这已经够荣耀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兴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并不一定要比现在给我得多。”那时，我每个月拿６５美元。“你知道，”他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每年的工资是１５００美元，而坡兹先生是１８００美元，我想在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１５００美元汇比较合适一些，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可以拿１８００美元，对此你感到满意吗？”“哦，求求你，”我说，“不要跟我提钱！”那不仅是雇佣和薪金的问题，在那儿，在那时，我的升迁还未公开。我将有我自己的一个部门。我不用再在来往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的指令上签下“T。A。S”，我现在可以写上“A。C。”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大的荣耀了。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经理的命令发布于1859年12月1日。接着，马上又要准备搬家，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所有诸多有优势，尤其是我们还在郊外一处风光宜人的地方有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周围还有一大片空地，在那里我们可以尽享惬意的乡村生活。但是这一切与回到老朋友、老相识中间，回到即便又脏又乱、烟尘笼罩的匹兹堡相比，其分量便轻如鸿毛了。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将和我一起回到匹兹堡，并且成为了我的秘书。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酷的寒冬。铁路线的建设质量很糟糕，装备的效率低下，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修建在大块的石头上，需要铁铸的跪座加以固定，据我所知，有一个晚上共有47个轨座断裂。因此事故频繁，便不用感到惊讶了。作为部门经理，我在那些日子里必须在夜里用电报指令发车，外出处理所有的事故，要做一切事情。有次一连八天，日以继夜，我都在铁路线上，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故，清除一个又一个障碍物。可能在所有曾担任过这项管理工作的人中，我是最不顾及、体恤下属的一个。也许是靠一种责任感的支撑，我本人从不知疲劳，但我让手下的员工也超负荷的工作，没有细心考虑到他们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我总是在任何时刻都能睡着。晚上，在一节破旧的车厢里抓住时间躺上半个小时便已足够了。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4）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以至于我最后不得不组织一个夜班组。但当我向上级申请把晚上对线路的调度指挥权交给火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一些困难。事实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时候，我自作主张，任命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个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也是宾夕法尼亚系统内的第一个。1860年，在我们回到匹兹堡后，我们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八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对当时的匹兹堡做任何的精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烟雾穿透了任何东西，如果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当拿开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黑色。你洗完脸或者手的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会变得和以前一样脏。烟雾中的黑会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很不舒服。当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地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荷姆武德给我们介绍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带了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必要的时候在家指挥分部的事物。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这里阡陌纵横，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荷姆武德战地好几百英亩，这里有美丽的峡谷和森林，还有小溪潺潺。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园子，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母亲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花朵中间，和小鸡在一起乡村生活以及周围的环境都很让她惬意。她爱花，甚至是迷恋。她几乎从不采一朵花，事实上，有一次她还责备我拔掉一颗野草，说“这是绿色的东西呀。”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特性，当我从房间走丛，便打算摘下一朵花来，放到我的纽扣眼上，然后戴着去城里。可是我找不出那一朵是我可以毁坏的。我们搬到乡间，这让我们结识了一大群新朋友。这一地区许多有钱人都在这个令人愉悦的乡村里拥有寓所，可以说，这儿是一个贵族区。我这个年轻的经理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的大宅里面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便曾多次举办音乐晚会。在这里，我听到人们谈论我以前从未知晓的事情，因此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我听到他们的谈论时，我应该立即从中学到些什么。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我感到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为了与我一起出游的伙伴，我们一起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行。“亲爱的范迪”则成了我“环游世界”的好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和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图尔特先生后来与我们一起做生意，成了我的合作伙伴，这是使我高兴的事情之一，“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的名门望族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近八旬，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大方，谦和而不失威严，是我迄今有心遇见过的最为博学多识的人。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为慈祥的老妇人，是我所见过或知道的最美丽、最可爱、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和女儿维金斯小姐和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荷姆武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中心。它尤其令我高兴，因为我似乎是那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主角是为金斯小姐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记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一次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他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先生在他早年的时候（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大臣。他也以同样轻松的方式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而我似乎接触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而我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丰富头脑，提高个人修养的欲望。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唯一引起对立的话题是政治观点。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维尔金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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