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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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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务员收入的关注度高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不但是因为这是公共财政发放的缘故，还因为大家要衡量一下这些人拿钱之后是不是干得足够好。当一个地方对这种事儿关注度高到不正常的时候，必然是觉得性价比出了问题。而当一个地方不太关注此事的时候，那就说明这种关注其实已经不能起作用，大家觉得关注了也没效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些年给公务员加薪的改革，是不是走过了这么一条从全社会热议到过于冷淡的路？
那么这就证明很多人认为公务员的性价比不合适，但他们又对于他们自己给自己加薪这件事无能为力。记得前段时间有位美国大妈捡到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单，结果发现实在太高而公之于众，最终导致该地市长出来道歉、减薪，而这种场景基本不会出现在我们这里。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到底这个“参照市场同类岗位的社会定价”是个啥意思呢？按照新闻中的说法，这是要跟市场上的企业接轨，按照市场上的人力资源定价给公务员工资定价。问题是跟什么样的企业相比进行定价呢？
我们知道，民间企业跟企业之间同岗位的工资差距相差不算特别大，这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但民营企业与国有垄断性企业之间类似岗位的差距可就很可能是天壤之别了，虽说年薪十万的抄表工未必是普遍状态，但国有垄断性企业收入高是不争的事实。哪怕这些企业里一线工人的工资不算高，但公务员怎么也是高阶人士，怕是不会与一线工人进行接轨。而要是向这样企业的大小头目们收入水平看齐的话，那该是个多可怕的景象啊。而且您还不能说不能跟这样的收入接轨，毕竟垄断性的国企也是企业。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加薪，而是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加薪到底是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具体加了多少、所依据的最准确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要是你能开了天恩，把财产透明的制度也建立起来的话，相信在这个普遍涨价的社会里，加薪也不是不能被理解的一件事。
个性官员的由来以及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同篇报道提到，中国官员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见到媒体不再躲躲闪闪，甚至主动递上名片。由此而得出结论，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再加上媒体的渲染，现在的官员比过去有了更多露脸和表达的机会。从敢说话到敢说狠话、敢说真话，让一批官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就是说，官员所表达出的个性已经越来越强，刻板的“扑克牌”面孔正在被逐渐打破。
“个性官员”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其中的流变颇有意味。其实“个性官员”并不少见，从开国以来，最初的一批开国元老往往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只是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言论的环境，导致了官员说话、做事、面对大众的时候往往只能摆出一副正规而僵硬的面貌，导致了社会对于官员的刻板印象。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开始，国家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用更有个性的语言与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年里，更多的高层领导与层级较低的官员纷纷开始用个性化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这种现象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不难从中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表现出“个性”言行的官员，在行政层级上越来越低。从原本的国家领导人到各部委的一把手，然后到各个部委的副手，然后到省市一级，甚至在县一级的个性官员也开始涌现。这当然是官本位逐渐瓦解的结果。我们知道，作为高层或者一把手表现个性是不困难的，由于其行政级别的缘故，其言行所得到的包容度会很大。而这种现象的出现，证明各级官员已经开始独立了起来，在相关的行政事务以及言论上，自主性增强、看上级脸色的情况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可以看做是权力下放、各司其职的结果。
而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更是惊人。网络的发展使得大众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话语权，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于官员的议论虽然还有一些顾忌，但其影响所及，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舆论空间的尺度。在这种环境下，任何还能有用世之心的官员，必然会考虑到自身的形象，并且通过个性化的言语与行动，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种放宽的舆论空间还间接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与话语风格，更多的个性官员之话语被传统媒体所报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其实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这么看：官员也是人，他们都是具有个性的，原本他们说出来的话未必能够上得了台面。当传播方式改变的时候，这些话语其实是被传播出去了，而不是完全因为个性官员增多了。
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个性的官员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而各级官员要是都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个性，未必对于我们的吏治没有好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但良好的趋势当中也不免有隐忧。个性官员脱颖而出，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势的一面。记得最早表现出鲜明个性的仇和最初是个普通的县委书记，在铁腕管理县政的同时，他的某些做法在目前看来并非没有可商榷处，比如说在电视上让人示众忏悔之类的手法，固然有大快人心、见效迅捷的效果，但毕竟还是对于权利的某种侵犯。
这也是在现行体制下，个性官员过于强势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依然是领导意志横行，往往很多事情在领导的嘴下一言而决。彰显个性的言论固然有很多地方是正确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会造成拍脑袋决策之类的后果，并且在个性的光环下，使之具有了大快人心的色彩，从而具有了合理性。
个性从来不是问题，而不能被正当法律法规约束的个性总会成为问题。在欢呼个性官员出现的同时，给个性的官员之权力加上更合理的约束，恐怕才是保全之道。
官员不能不食人间烟火
广州市是个相当市民化的城市，在这个市民化的城市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实际，柴米油盐、饮食男女都能在广州找到，很少有人有特别宏大的欲望。这与京城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广州市长的一番话倒是很让人纠结，他说的是房价。
在《南方日报》的一个采访当中，广州市长万庆良说道：“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然后这篇文章就以“广州市长自曝工作20年没有买房”的标题流传出去了。当然，一个市长这么多年没有买房自然是卖点，其实更重要的卖点在于，他住的那个叫做珠江帝景的楼盘是广州的高档社区之一，同等面积的住房要是用市价租的话，大概付出的是市长先生的十倍左右。
其实这事儿还真不是针对万市长廉价租房有所微词，而且纵观其发言，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比如说确实应该转换一些观念，未必都需要买房才能居住，租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如万市长所说，让人人有房住，想租房的人租得起，想买房的买得起，是广州政府下阶段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其中，首要解决的是特困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说起来要是真的如万市长这样的价钱能够租到这种水准的房子，买房还真是挺傻的。但咱们也都知道，这个价格也就是您能在补贴之下租到，别人是享受不了。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大概就只能用“何不食肉糜”来理解了。
但作为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人，我们不能说万市长这话是成心挑逗大家的情绪，也不能说万市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有可能是万市长真的不知道现在租房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可能普通人不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市长，怎么可能不知道租房的价格几何？前两天，我太太拿个梨给我吃，说是这东西现在一个都要两块多钱了。当时连我也吓了一跳，这物价怎么高到了这个程度？因为平日里家务是不管的，所以物价高涨是知道的，但具体到涨成什么样，还真没有具体的概念。转念一想，我这种不算有钱人、成功人士的都没有具体的概念，大概万市长也不会有亲自去菜市场的雅兴吧。
我是可以不用去菜市场的，因为有太太去就可以了，市长不知道自己治下的城市房租到底几何，并且能够拿出自己作为例子来证明租房的合理性，未免就过于生猛，也过于不食人间烟火了。草民当然可以这样做，市长则不行，因为他要知道自己治下的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才能制定合适的政策作为应对。万市长除了这句话之外，其他话都很有道理，但建立在一个不靠谱租房价格上的论证是不是会有意义，这个恐怕就要另说了。
最近一些年来，总有新闻说高官们买不起房、收入并不高，而从来没人说过，在这种并不高的收入之下，他们的生活成本是那种“工资基本不动、吃喝基本靠送”的日子，已经不知道民间的生活了。而如果一个人的日子可以这样过的话，其工资的含金量之高，恐怕已经远超黄金的价值，这个随着官位而来的含金量，已经把官员的生活与大众隔离得很远很远了。
被绑架的公务员们
在过去的几年里，零星发生过几次某些地方政府利用掌握公职人员工作命脉的权力，迫使公职人员成为售楼小姐以及拆迁大使的事情，每次事情一出来就会让人觉得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看来这个方式在很多人眼中可能还是挺有效果，新年伊始，山东聊城就又做了一次。具体情况也就不说了，不过是当地某商品房项目拆迁不顺利，然后就把所有在拆迁地有亲属的公职人员动员起来，要是说不动他们的亲属配合拆迁，这些人的饭碗就算是砸了。
有时候这种事让人觉得可能以后作为公职人员最好的出身不是大学毕业，而是应该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才行，那样的话自然也就没啥亲属可供上峰要挟了。但遍查神仙谱系，有这等出身的也不过就这么一位而已，其他人都是爹娘生养，神仙都是如此，何况凡人？退而求其次的话，以后公职人员最好是孤儿院里出身的人士才好担任了。
当然，此事的重点不在于公职人员与孙悟空的关系，而是在于商业开发与公职人员的关系。您看，一个商业开发项目竟然能够让当地政府使出这样的手段，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其实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利益链条从好的方面说，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与商业地产联动；从坏的方面说，大概纪委介入是应该有足够的理由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职人员是政府的基础，把自己人绑架了以后要挟别人，并且是为了商业开发而绑架，总让人觉得事情是很怪异的，这就像饮鸩止渴一样。但很遗憾的是，这确实是一种饮鸩止渴，因为各地大肆发展的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饮鸩止渴，但又是他们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因为金融风暴来临的世界经济几乎是哀鸿遍野，但中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却一枝独秀、迎风招展，这其中房地产作为支柱性产业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此事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好么？其实不是的。高企的房价是把民间仅有的一些消费能力与资金压榨了出来，用来支撑一个虚假的繁荣而已。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钱的胃口即使不说越来越大，但至少是无法缩小的，财政上的吃紧更是地方政府把卖地财政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原因之一。而且从绝对的收益来说，拆迁成本越是小、政府的获利也就越高。不但地方财政得到满足，作为政绩说不定还能成为夸耀与升官的资本。也正是由于这种预期，当地公职人员也就会成为被绑架的对象。
有朋友说过，房地产正在绑架中国社会。房地产本身并不可怕，而是现在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了一种上下联动的投机与竭泽而渔民间财富的管道，不但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这个领域，而且这些钱更多的是银行的贷款，一旦出现问题，先死的甚至都可能不是地产商，而是银行或者整个经济链条。但在目前的财政以及其他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状态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这些公职人员只是显性的绑架而已，其实每个人都被绑架在了这个链条上，只是有些人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不自知罢了。
一个产业竟然能让所有人都成为被绑架者，即使这个事件当中的绑架者也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被绑架者，其危险程度不问可知。尤其是这个危险的根源并非是不清楚，在很清楚的情况下还能这么走下去，只能是让人有病入膏肓的感觉了。
第五编 国人的劣根性
学问与人品不一定成正比
有个厦门大学的女博士到一个叫政和的贫困县调研有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课题，还没回来就在微博上大肆抱怨“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购物不好”，打算提前走不说，还在微博上发誓：“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减肥，回去找个好男人。”
减肥是不是能找个好男人不好说，而且为了减肥的话，我看这个政和县就不错嘛，吃的不好就少吃，买不到东西可以省下钱办嫁妆，实在是风水宝地。
当然，这只是调侃该女博士一下，而且不打算在这里痛骂这位出身于农村而似乎有忘本嫌疑的女博士，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向下冲锋实在太过于容易，以至于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事实上我倒是想问问直接对该女博士开骂的朋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现在把你送到一个贫困县城中，你是否能无怨无悔？广州的地铁我没坐过，但北京地铁那种拥挤的盛况我是知道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在这样的城市里，而不去那些远没有这么拥挤，但也远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贫困县城中？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这话怎么说呢？按照国外的说法，是“我愿意居住在最喜欢的比萨饼店送餐范围之内”。确实有不少人能够忍耐离开自己的日常生活，到贫困山区做义工、做代课的老师，但他们知道自己能回去。如果告诉你说从此需要你扎根基层、永无离开之日，大概很多人都会对这种事儿竖中指：上山下乡都结束好多年了，你以为我傻？
这位博士之所以倒霉，是因为她的身份是个博士，要是我说这句话估计没人搭理。我们总是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与人品应该成正比，至少表面上要成正比。实际上学问跟人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实在是很难说。而这种所谓“选择吃苦”的人品是不是特别值得夸奖、先天就无比正确，也很难说。
在我看来，这事儿不过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她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纯属私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口诛笔伐大可不必，上纲上线的话就请把同样的问题反问一下自己。
真正的主人是“他们”
“京城四少”之说，起自晚清、民国，而“四”为数字单位把几个出色并且类似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风气。但一直以来，这种事儿都是褒义的居多。有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如果从这所谓“四少”的演变来看，倒也未必没有道理。当年所称“四少”者，都是那种富贵闲人兼各有所长，总之是那种文人里的贵族、贵族里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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