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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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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社会，但实际的思维底层里还是认为金钱不是个好东西，至少不是人生所该追求的最高目的，有很多抽象的东西要在这个之上才算是政治正确。
我并非是想批判传统文化当中这种虚伪的金钱观，而是好奇在传统文化已经遭到了瓦解，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开始这么多年了之后，为什么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得效果？除了以前很少在公共传播媒介上看到这种形态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前段时间有条新闻是这么说的，中国有很多富裕阶层都在争先恐后地移民。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仇富心态导致的，富裕人群觉得在中国财产不够安全，甚至经常人身也没有安全。要是把电视上这种节目中以慕富、露富为卖点而吸引大家来看、来骂的手段与这个现象结合起来的话，说得倒也不算没有道理。
我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很多人靠自己的勤劳致富，整体国民财富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成为巨富或者大富之人，无论是否愿意都会与一些不干不净的势力有所合作，最终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所谓财富的原罪之说，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心结。
正是这个心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本社会对待财富的那种观念，甚至增加了仇富的正当性理由。社会并未因财富的增加、市场的逐步完善而真的尊重财富的创造与创造者，反而是越加的对立。这个对立当中有羡慕的成分，更多的是一种不信任。
所以，这样一台节目才有可能于这个心理深度上让人有所发泄。一边是道德上的不屑，一边是对于财富本身的质疑，加上价值观始终不能多元发展的社会现实，以及贫富分化剧烈的现象，自然也就有所成就。这样一种节目都能掀起人工的波浪，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意义，是值得认真思考与对待的。
旅行的意义
有人说过，旅游这件事就是从自己待得烦死的地方，到别人待得烦死的地方去的一种活动。但实话说，这句话完全属于俏皮话，完全正确而又没有道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就像吃够了肉的祖先与吃够了粮食的祖先交换他们的产品一样，最终形成了生意，也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个世界。
旅游是一门大生意，越来越多的地方把这个行业当作经济的增长点，毕竟这是污染比较少、持续发展性好的东西，比起建个造纸厂还是好多了。但咱们这里的旅游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宰客等传统项目还是不断上演，比如说著名的宰客圣地海南三亚，就经常性的能够爆出被宰客人的哀嚎。
有鉴于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一堆各种法案、草案，有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农业技术推广法修正案草案、精神卫生法草案，还有首次审议的特种设备安全法草案、旅游法草案、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等。也就是说，有可能出台一个旅游法，降低旅游被宰的痛楚。
该法案最为令人关注的几点如下：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在指定场所购物、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购物、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初犯的并处停业整顿；再犯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相关人员的导游证、领队证。其他还有关于小费之类的规定，尽量以旅游者的利益为导向，对于很多现在旅游业内的潜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
应该说这是个好事儿，毕竟旅游已经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人消费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原来我们这里管理旅游只能用《消费者保护法》的某些规定，没有什么针对性，大而笼统的规定当中有无数的漏洞可以钻。针对性的法律还是比较适宜的，这点应该说是立法层面的进步。当然了，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多覆盖一些领域就好了，尤其是很多特殊领域，要是能够有个法律作为标准，大家也就不至于无所适从，从而形成很多灰色的地带，然后大家就开始玩儿一种叫做钻空子、打擦边球的游戏了。
但咱们在这里还是不讨论法学专家们关心的问题了，还是说说到底为什么宰客现象如此严重、强迫购物为啥如此盛行。
这方面肯定有旅行社的原因，毕竟现在竞争激烈，很多旅行社组团是没有利润的，只有在购物等方面把钱赚回来。尤其是某些所谓零利润、负利润的旅游团，在组团的时候就说明有多少多少的购物时间，旅游只是一种副产品，而购物才是主要的重头戏。这您还真别怪旅行社，这里面实际上更多的是游客自己的原因。
话说咱们这里的旅游热已经有些年头，但很多人并不明白旅游与旅行之间的不同。国人旅游往往就是“下车撒尿、停车照相”，然后这就算是到此一游。热衷于到过一个地方，而不是真的想从旅游中得到某些真正心灵的充实与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花费越少的钱、照更多的照片已然成了旅游的目的。
这样的目的自然就刺激了那种打着旅游为目的的购物团产生，反正大家是各取所需，您想少花钱去外地照相，他想忽悠您去商店消费，两种鬼胎一拍即合，最后大家都不能算满意。
想要彻底根除此类现象，除了立法规范之外，还真是有赖于旅游者素质的提高，提高到知道旅游与旅行的不同。旅游确实是一次走马观花的照相之旅，而旅行则是一次心灵丰富的过程，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两者之间的共同属性只有一个，即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他则没有任何共同点。当我们明白了如何去分别两者的区别，也就不会被那些低廉的价格所蛊惑了。消费者与商家其实是一种互动，有想占便宜的消费者，就有以这个为陷阱的商家，只有消费者日渐成熟，才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消费环境。这个道理可不全是适用在旅游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活总是在继续
时间轮转，马上就该到周朝上场的时间了。但且慢，我们按照惯例，先追述一下周朝皇室的祖先何来。按照记载，周朝皇室的先祖是后稷，他老妈是有邰氏女，名字叫做姜原。身份有点古怪，是帝喾的元妃——商朝的先祖之母是帝喾的次妃。这个帝喾真是奇人，不但名列三皇五帝之一，就连后宫里收下的两个妃子都能繁衍出两个王朝。
但只有一件事比较遗憾，这两个朝代的先祖都不是帝喾本人的骨血，商朝的始祖是次妃吃了个鸟蛋而生，这次更加传奇，是姜原女士看到原野当中有巨人的脚印，看得她心头激动着上去踩了一脚，踩完就怀孕了。生了以后觉得这事儿不算个好事儿——当然不算好事儿，放到现在就是个外星人劫持的故事，放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凶兆——就把孩子弃至街巷之中，结果牛马路过都不去踩踏；弃之林中，正好碰上有人给拿了回来；放到水渠的冰上，有鸟飞过来盖在他身上。由此觉得这孩子不太一样，接回去抚养长大。
焦周认为，这孩子是帝喾的后裔，“其父亦不着”——其父不够知名、大家不知道的意思。这话当然有点奇怪，这孩子是某人的后裔，但他的父亲又不是某人，而是一个不知名人士，看上去像是神经错乱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确实是有根据的，那时候很可能并非是以血缘来分是否为某人后裔，而是以是不是在某家生养为标准。至今在非洲的某些部落当中，男人可以娶到很多老婆，但同时也并不太禁止老婆红杏出墙，只要是与该女士夫妻关系在延续的过程中生下的孩子，都视作是自己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古书上记载着商、周两个王朝的先祖虽然都是帝喾的妃子，实际上这并非是信史，而是很可能对待父系血缘态度转化前后的两个阶段。在说到商朝祖先时，无论那位次妃是如何得到这个孩子的，也依然被安然的抚养在帝喾的名下。但到了周朝这位更加著名的祖先之时，居然会三次抛弃之，这说明当时的父系血缘认同已经开始成为主流，可大概也是与前期的不重视父系血缘的状态并存。所以，除非是帝喾老头儿活得过于长寿，否则的话基本这两个王朝的先祖不太可能是同时代的人物。
后稷在后世的名气是远远高于商朝始祖契的，主要是因为他喜欢种庄稼，从小就喜欢。别的孩子可能在淘气捣乱的时候，他就在田里把种庄稼当做游戏了。而且在这方面他确实也颇有天赋，总是可以把庄稼种得很好。种庄稼有了名气，据说尧帝就把他征召为农师，专管这方面的事物，包括进行农业技术培训。这与后世的农村劳模最终走上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可能有点相似，只是意义更为重大一些。
之所以说意义更为重大，应该从两个地方说起。首先，农耕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绵延不绝数千年的传统，是由于从单位土地来说，农耕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能带来更稳定的国家结构。有学者研究称，上古三代夏商周更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游牧民族转化成农耕民族的过程。这个过程始自大禹的时代，最终完成在周朝。
更有学者考证说，其实周朝原本在夏商两朝已经形成的中原概念当中算是“西戎”，也就是所谓的蛮族。我们知道，后世所谓的蛮族基本都是游牧民族，或者处于游牧与农耕兼顾的时期。夺取中原地区如果成功，完成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化就是必然的事。后世的很多游牧民族都曾经做过这件事，除了那个没有扛过百年的元朝之外，最终都以各种方式融入了农耕文明当中，甚至那些不算中国王朝正朔的辽金都有了转变，更别提清朝了。所以，周朝找了这位上古传说中种庄稼的好手作为自己的祖先，也并非是全无因果。
周朝的祖先有意思的地方倒也未必是在这里，而是他们有过一个从游牧到农耕、再从农耕到游牧的过程。
大约到了周的祖先开创自己部族的第三代，据说是因为夏朝的国政有失，后稷的后代就不种庄稼了，而是回到了戎狄的有闲生活当中。这个退化的过程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可以有所怀疑。一般来说，从游牧转变成农耕的民族很少再回到游牧的生活当中去，除非生存状态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有可能是夏朝的势力使得后稷部落迁徙到了其他地方的结果。最终周朝所兴起的地方时陕西，而最初后稷部落的所在地可能是在山西。很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在某个时代中，游牧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也不排除周朝，其实是随便找个著名农学家为祖宗的可能性，原本就没有这农耕退化成游牧的过程。
实际所发生的故事很可能是这样：周的部落很可能是原本的小部落，位置处于夏商两朝统治的外围，由于被其他部落欺负而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最终到了关中附近。由于已经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农耕文明的洗礼，加之当地更适合进行耕作，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农耕文明。后世所谓后稷苗裔的说法，有可能展现了部分的事实。
说起来夏朝属于开创性的朝代，下传两代商周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相似的。夺取天下的模式尤其相似。
首先，这个部落分家了。周朝真正的龙兴应该从周文王算起。周文王的爷爷名为古公，古公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叫做季历，生子就是周文王。因为生而有祥瑞，古公是喜欢周文王的，起名叫做“昌”，并且似乎说过“我们这疙瘩应该牛了，莫非就是这个小子所带来的？”然后周文王的两个叔叔就逃窜进了蛮族地界，据说纹身断发，让出了皇位。
这个故事其实如果说得不是这么高风亮节的话，从俗文化上说，这是一个家长喜欢小儿子的故事，在今天还在不停上演。从大位传承上说，这是又一次权力争夺，最终是两个哥哥都被赶走。在长子继承制一直绵延不绝的时代里，立长与立贤总是个问题嘛。而且这也未必无因，季历的大哥、二哥生母不详，根本没有记载，但季历的生母太姜是有专门记载的。又是小儿子、又是他母亲，再加上一个喜欢小儿子的老爹，熟悉历史的人大概在中国的大位传承史当中见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组合吧。至于是不是因为喜爱小儿子的儿子，那基本都可以不做考虑。
然后事情就简单了，季历登位，然后传给这个后世称为姬昌的人。姬昌，男，继位之时的年岁不可考，身高十尺、龙颜虎肩、身有四乳。当时科学不够发达，这种异象在常人算是畸形，在君主就算是祥瑞。龙颜虎肩，有后人解释为日角鸟鼻，大概是头角峥嵘加上鹰钩鼻的意思。身高十尺则是因为古尺比较小，考证而言也不过是现代的一米八九的样子，至于身有四乳则可以肯定是副乳之类。
身体上的异象不能阻止这位被爷爷寄予厚望的孙子。古来为人主者能够成功的无非是两点：积聚财力物力、引进人才。这两点中的第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少去打扰民间的生产生活，自然民间就会积聚起庞大的财力物力，连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并不例外。只要有这个基础的话，财力物力的聚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至于人才这件事倒是很难，除了礼贤下士的名声之外，如何能够使得自己有一双慧眼，能够分别是不是人才、是怎样的人才，是所有作为领导都头疼的事情。
城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作为一个祖传的北京人，大约是很难理解其他地方的人在进入这种大城市之后的痛苦。这是因为生下来之后，很多事情就是注定的，待遇、福利、考学的分数，说起来似乎有个城市阶层，他们生下来就比别人高一些。
这个当然是户籍制度留下的手尾。我们的户籍制度原本是为了管理者方便对于社会的管理而建立的，到了后来，就成为了区分两个人种的楚河汉界——说是两个人种不是一种侮辱，而是一种现实，因为无数的外来民工子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他们生活在这里、建设着这里绝大部分的建筑，但所有东西几乎都没有他们的份儿。
前段时间，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铲除了一大部分，一时间舆论哗然。然后教委先是说自己不知道具体情况，然后又声称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等到真正开学的时候，一万多名学生当中，有六千多人不是回到老家读书，就是不知道被如何安置了。
其实他们在这里读书也未必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他们考学的位置。按照考生属地的原则，他们也必须回到原籍去考试。这个城市当中并没有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的原籍录取线可能非常高，他们不太可能按照那个标准成为高考的赢家。
而回到这个需要暂住证的城市当中，也不会有他们真正的归属。按照户籍的制度，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福利，只能做建设者，建设完了就奔赴下一个工地，这个城市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为了生活，他们还是来到这里，只是最初的梦想往往不断被现实磨损，最后变成妥协，承认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
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取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户籍制度，然后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无差别覆盖。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怎么可能？我们这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么多人口会不会蜂拥着进城，社保的压力是否能够承受？这些都是问题，但要是我们知道一年“三公”经费的数目，想必就不会对钱够不够而有所怀疑了。每个城市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用不公平的户籍制度建立起篱笆，终将会以损失社会公平为代价，这样的城市哪怕是天堂，也只是对少数人开放的所在。这个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问题只是在于，很多人不想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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