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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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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段时间引发的关于乳业新标准的大讨论至今尚未有结果，不知道这位理事长是否知道，在新的标准之下，乳制品的合格率当然不是问题，一般来说，行业标准都是越定越高，咱们这儿居然出现了标准降低的奇迹，标准降低自然合格率就高企，这个道理怕是不难懂的。
其实整段话里，最令人腹诽的倒不是上述这些矛盾之处，而是那句“我自己的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用自己的孩子声明自己的观点，这也算无可厚非，但您家小少爷喝的是随便从超市买回来的牛奶么？按照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经验来看，您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要是喝奶都自己去超市买的话，未免可以入选“感动中国”了。
而且即使全部是国产奶也并不能说明问题。我本人经营着一家安全农产品配送公司，在寻求供货渠道的时候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是有某些心得。在山东某对日韩蔬菜出口基地，一家日本人投资的企业专门生产对日出口的大蒜，原本我们以为会很贵，但问下来价格比国内市场上也没高多少，而且包装精美，连蒜皮都不破一点儿。这样的东西人家只针对日本出口，国内基本不做销售。
原因很简单，在国内销售往往得不偿失，回款就是个大问题，还有其他麻烦事儿等着。这话不是想挑动中日的贸易战与口水战，而是想要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不是没有好东西，也不是不能生产好东西，而是这些好东西往往是供出口或者到了有能力者的特供渠道，普通人是吃不上的。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现实，就会发现这种用自己孙子喝国产奶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做法未免过于无耻了，大概可以与“何不食肉糜”相提并论。在有些人看来，中国的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没有交集，然后用这种没有交集的生活论证世界的美好。
有网友说过，解决中国食品问题的办法就是让领导们都去菜市场买菜，但这个逻辑不通的地方在于，如果能做到让领导们都去市场买菜，怕是根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怎么保护“公安鉴黄师”的身心健康
要是媒体不说，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公安系统内部还有“鉴黄师”这个岗位。该岗位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各种视频，然后鉴定其是不是属于淫秽、黄色的范围。大概在很多人看来，这实在不算是一个需要很高专业知识的工作，公安内部也没要求必须有电影、文学之类的专业学位，只需已婚、身体健康之类的通行标准即可。
但似乎公安的“鉴黄师”们自己对这种工作都感受颇深，实话说吧，您只要想象一下每天面对那么多海量的信息，其中肯定有不少是相当露骨的，平常大家看看这些玩意儿多少是放松，人家这可是带着任务，生理反应与岗位职责之间的天人斗争，就像看到过于性感的新娘之婚礼主持人，一方面要完成任务，一方面要按捺欲望。论说这对于从事此岗位的人之身心健康、家庭幸福，那是相当不利。
另外，这倒是让人想起当年狠抓思想道德的西方所经历过的趣事。那时候西方也没那么开放，大家对于各种淫秽信息都比较深恶痛绝，他们的做法是在法庭上当众朗读一段某作品的片段，然后问陪审团：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这样的作品么？然后就完胜了。影像资料是某些人组成委员会，然后挨个审查影片，一旦有他们认为不适合的镜头或者台词，导演什么的就该倒霉了，至少也要发回重新剪辑。
后来，大概觉得有些事儿这么做对于个人与社会都没啥好处，毕竟一个社会当中有成人也有孩子，不能把标准都降低到小孩子与大人都能看的水平，让一个社会成为强迫的“童稚化社会”，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对于严肃作品的创作也不利，于是就弄出了一个分级制度，在保护孩子的同时，也让成人享受自己希望并且能够自主观赏的东西。
就此而言，他们那边儿的警察机构倒是轻松多了，这个活儿交给了比较专业的委员会去做，他们的职责是不让不符合观看年龄的人走到影院或者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其实这事儿倒是比较靠谱，至少不用警察来判断什么是淫秽了，而且多少也算是有个标准，比如说多少程度的裸露是可以接受的。
要说保证从事此工作的公安干警身心健康，从他们肩头把这个责任卸下来是正经。
有事先找记者
我们这里记者难当是一个事实，抹杀良心固然胜任愉快，稍微还有点责任感都不会很快乐。最近听说不少事，都是关于记者的。比如说云南那地方有警察说了，记者与媒体就是该整治一下，不然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说这话的同时，那地方不但办了什么“媒体教育日”，还弄了个“义务媒体监督员”的职位出来。联系到当地的“躲猫猫”与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学生卖淫案”，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也有的地方看上去没有这么恶行恶相，而是真的把记者当做某种沟通的工具与渠道。比如说目前正在提交审议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草案）》中有这样的相应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聘请新闻媒体基层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拓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渠道，及时收集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及相关社会动态。《草案》还规定，珠三角各市在接到涉及或者有可能影响区域内其他市的突发事件信息后，应当在一小时内向区域内相关市人民政府通报。
这事儿看上去似乎还是件好事儿，记者受到了合理的重视，沟通渠道看上去更加畅通。记者嘛，每天就是跑新闻，按说消息自然是最灵通的。
但仔细一琢磨，这透露出来的恐怕并非是什么好消息。您看，如果您有任何可以称为突发事件的事情发生时，您是直接拨打110、120、119呢，还是赶紧看看身边是不是有报摊，然后买上一张报纸拨打报社的爆料热线？做后一种选择的基本是神经病嘛。如果政府相关机构都不能及时掌握突发事件的消息，干脆把社会应急机制的火警啥的都交给新闻单位管辖好了，反正他们也未必能超过记者获知消息的速度。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此事背后的内容就颇为耐人寻味了。突发事件其实是不用劳烦记者的，实际上很多酝酿很长时间的事情，记者确实会比政府更早地知道。广州番禺曾因为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很多当地的居民走上街头散步，一直散到了市政府的大门口，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把散步留下的垃圾捡走回家。广州各家媒体看来是早就知道此事，所以早早地带上采访用的家伙等在那里了。而且广州市对此事件处理得不错，并未因为散步而干涉记者的报道。
这不免让人怀疑，所谓的“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其实是为这种事件而准备的，可以让当地政府尽早掌握“将要”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动态，以便早做预防与打算，至少比这次措手不及要准备充分一些。
说起来这也不算是坏事，如果真的能够消弭这种看上去是突发事件、实际上是早就酝酿的愤怒的话，大家都能省一点时间与成本。但这就要看是用什么手段来消弭了。是认真听取市民的意见，还是利用强制手段来控制局势，其后果恐怕大有差别。后者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会有多少基层的记者会全心全意做这个信息员。就我个人对广州或者是全国媒体的了解来看，除了少数媒体之外，愿意干这个的不会太多。
表明社会责任的记者证
2012年记者节前，有两位“记者”浮现于大众的视野当中，一位是茅台的董事长大人袁仁国，一位是新鲜出炉、炙手可热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老师。看到这两位的大名心中一惊，原来身价最高与最具知名度的记者隐藏如此之深啊。在下作为一个记者节出生的前记者，再次感到这行里实在是藏龙卧虎、酒香不怕巷子深。
话说记者证当年是个很神圣的东西，比如说您到火车站就会发现有这个证件可以到一个特殊窗口买票，到景点经常可以拿着记者证免费参观，以及有时候亮出来还能有个红包什么的。当年我还做一线记者的时候，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记者证的颜色都有所不同，这些年不知是否还有这种差异。
记者证也不是谁都能有的，很多干着记者活儿的同行并没有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新闻出版署发出的证件，这是因为名额不足，有些人就只能干活而没有证件了，还有人在新媒体——比如网站——工作，实际做的也是记者的工作，但就是没有证明自己的证件。不过，这些年跑新闻的朋友都知道，越来越多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了门户网站的影子，至于是不是记者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那个就是传播机构，有没有证件也是个媒体。
说这么多不是显示记者以及记者证的珍贵，而是想说明记者这个行业在中国的特殊待遇。可能很多人知道记者那个“无冕之王”的称号，也知道有见官大一级的威风，却不知道记者这个行业在管理方面还是挺有难度的，有鉴于此，才有各种管理措施的出台。
但作为一个前记者，确实不知道在如此的管理之下，居然我们的队伍里有这么两位人中龙凤混迹其中，看来那个每年的记者证审核制度也算是形同虚设了，或者我们应该这么说，对于新闻民工而言，那些审核是相当严格，对于某些情系媒体行业的名人大腕、才财双全者来说，这大约就是各种挂着军牌的豪车，真牌假兵、真证假记者了。
到底为什么这两位甘愿侧身这个行业，我等不想妄加揣测，毕竟记者这个行业里走出过无数豪杰，在国外当总统的都有，有个把企业家或者诺贝尔奖得主也算不得什么。但我不太明白的是，既然这是一个特种行业，为什么居然就能让这些人堂而皇之地逃过层层审核？必须承认的是，这里有心中不太平衡的情结，想当年每年考试什么的折腾我们这些新闻民工，让我们看到这种景象很难释怀。
如果您就是有理想有抱负也就罢了，要是只是拿着这个证件满足自己多年的梦想，未免有公器私用的嫌疑。我们知道，媒体是为大众对于信息平等的需求而设立，是一个健康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并非是为了某些人准备与三五好友痛饮之时拿出来博取一笑，也并非为了午夜怀想自己青葱岁月梦想，然后从保险箱里拿出来暗自神伤。
记者证贵不贵？在很多这样的人眼中，可能这就是一个可以亵玩的东西，但在一个正常社会当中，每一份这样的证件都表明一份社会的责任，哪怕您的岗位是狗仔队，也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为信息传播做了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记者证还是挺珍贵的，这个社会没有茅台还会有五粮液，没有文学奖还能有其他什么奖，但我们不能没有记者，尤其是那些顶着压力做新闻的记者。他们的珍贵程度，比起名人大腕的面子来说，怕是更为稀缺的资源。
公民致书建言的意义
2010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关键点上，北京、湖南两地的两份民间建言书可能先后送达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分别代表着数千名民众的意见。很不幸的是，这两份建言书依然被冠以“上书”之名，而不是更能体现出公民参与意识的“致书”二字。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文字的习惯吧。
但即使用了“上书”二字，写这两份万言书的执笔者在接受采访时也清晰地表示，自己执笔、发起的这份建言书是基于自己公民的意识与身份，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尤其是在我们这里，这份意识尤为可贵。
在建言书当中，并不算专业的执笔者通过对于自身权益的思考以及实例，提出了诸如公共利益应该如何界定、房产评估、财产补偿、强制拆迁有哪些是不能做的等建议，虽然未必比专家学者考虑周详，但任何对此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几个方面的建议也正是改变目前“血拆”的关键点。民间并非不会思考，而是在实际发生的事例当中，有可能直接接近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言书在目前的阶段来说，是公民参政的一种可行手段。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从理论上说是代表人民参政的人大与政协，其组成的人员架构说不上让人有多乐观，不但现任、前任的官员过多，而且还有各种领域当中的“成功人士”。从近两年几乎成了“两会”主流的各种雷人提案新闻上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并非真的在乎这个位置的职责，而更在意这个位置所能带来的光环。加之我们的代表与委员们都并非专职，很多时候不能真的深入民间，使得自己代表民众的意见，从而更好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
民间的这种直接建言，或许并不专业与符合目前的办事、立法流程，但从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意，如果能够让秉政者有所吸纳的话，会形成一种体制外与体制内的良性互动，在给有良知的专家学者拾遗补缺之余，形成一条民意与庙堂之间的通道。
有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通道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从各地拆迁的力度，以及有官员说出“强拆出一个新中国”、“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话语来看，官民两种意识与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渐行渐远，到了建构了两个不同话语体系的程度。按照不同的话语体系，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结果，这种结果目前看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关注。而这种状态如果不打破，后患无穷这个词恐怕就不是一种形容了。
全民“打拐”的几个小忧虑
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曾参与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这是一个在新浪微博发起的网友自愿参加的活动，主要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微博这种传播形式的便利与有效，纷纷把失踪孩子的资料发到上面，然后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说是有6个孩子已经被解救成功。
很不幸的是，在这条语焉不详的新闻当中，只有一个孩子是有真名实姓、被解救成功的。遗憾的是，那确实是个被拐卖的儿童，但并非是被拐卖了去乞讨，而是被某个没有孩子的人家收养，据说养母对他很好。另外一个案例就有些尴尬了，确实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家境窘迫带孩子出来乞讨的，被警察强制验了DNA不说，也没人对其有所歉疚。其他几个案例基本上只有数字而没有给出实际的事迹。
当然，这并非是说学者专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所有的好善人士发起的活动不好，而是在这种状态下，有些问题有可能因为目标的正义而被忽视，最终侵害到一些不该受到伤害的人。
我国的《刑法》并未认定乞讨是犯罪行为，甚至并未认定少年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只是认定组织未成年人乞讨是犯罪行为。这个规定虽然与其他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有冲突与脱节的地方，但在司法领域当中还算是有争议的事情。
而此事实际上却是有可商榷处。
说起来乞讨的权利应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哪怕是以此为业。但儿童乞讨确实在很多现代化国家中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这是因为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儿童并非是父母的产品，而是国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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