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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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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采购的东西中,最叫我为难的时女人的衬领。跟店伙计一讲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挑哪个好呢?到买的时候就又犹豫不定了。而且价钱也叫人难以捉摸。以为便宜的,一问却很贵:以为贵而没敢问的,反倒特别便宜。有时有些东西无论怎么比较,也弄不明白价格的高低是怎么出来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于是心里暗暗后悔,干嘛不麻烦一下先生的夫人呢?
我买了一只皮箱。当然不过是日本造的下档货。尽管如此,单是那些闪闪发亮的金扣环,就足矣镇唬住乡下佬。这只皮箱是母亲要我买的。她在心中特意写到:毕业时买一只新皮箱,把土特产都装在里面带回来。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由得笑了。与其说我不理解母亲的心情,还不如说那话特别滑稽。
正如跟先生夫妇告别时说过的,三天后,我乘火车离开东京,回故乡去了。这年冬天以来,先生对于父亲的病情,给我讲了许多注意事项。虽然我处的地位应该是最该担心的,然而不知怎地,却没觉得有多大痛苦。我倒是想象着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怪可怜的。想来我的内心,一定觉得父亲已经是要故去的人了。在给九州的哥哥的信中,我也说过父亲到底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在给九州的哥哥的信中,我也说过父亲到底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并希望他尽量腾出时间,能在今年夏天回来见上一面也好。我甚至感伤地说,何况乡下只有两位老人,心里一定不安吧,叫我们做儿子的于心何忍呢。其实,我是一时心血来潮才这么写的。但是写过之后,心情又跟刚才不同了。
我在火车上琢磨着这种矛盾。想着想着,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心情易变的轻薄之徒,不免苦恼起来。这时,我又想起先生夫妇,特别是两三天前请我吃完饭时的对话。
“谁现实呢?”
我反复咀嚼着那晚在先生和夫人之间曾出现的疑问。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做出有自信的回答。但是,倘若怎能知道谁先死的话,先生会怎样,夫人又会怎样呢?我想先生也罢,夫人也罢,除了现在的态度之外,也不会有其他吧(正如故乡的父亲等待着死亡的迫近,而我却毫无办法一样)。我把人生看成是无常的,把人的无所事事的天性轻薄,看成是虚幻的。 

(中)父母和我




   
 到家后,出人意料的是父亲的病情跟从前差不多,并没有多大变化。
“呵,回来啦。是呵,只要能毕业,真是太好了。你等一下,我洗洗脸就来。”
父亲正在院里干着什么。为了遮阳,系的一条发黑的手帕,在旧草帽后面呼啦呼啦飘着。他转身向后院的井口走去。
我本来把大学毕业看成死一般人当然的事,而父亲竟高兴得不得了。我在父亲面前,真有些羞愧。
“只要能毕业,就太好了。”
父亲这句话翻来覆去唠叨了好几遍。我心里暗暗把父亲喜悦的脸色,和毕业那晚在先生家吃饭时,先生说“祝贺你”的神情做了比较。在我看来,嘴里祝贺,心里却不以为然的先生,反而比少见多怪而喜形于色的父亲更加显得高贵。最后我对父亲那种无知的乡下派头感到不痛快了。
“就算了大学毕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每年毕业的人有好几百哪。”
我终于说了这样刻薄的话。听了我的话父亲现出怪异的神色:“我并没有光是说你毕了业,就好啦。能毕业固然好,可我所说的还有另一层意思,只要让你知道了它……”
我想要接下去听,他似乎不想说下去了,但终于这样说:
“总之,我说是太好啦。你也知道,我是个病人。去年冬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以为顶多能活上三四个月,不知交了什么好运,一直活到现在,坐卧自由自在。你在这时候毕业,我当然要高兴。精心培育起来的儿子,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走出校门,不是比我死后毕业更叫我高兴么?若在你心怀大志的人开看,一个大学毕业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我来看,角度就有些不同喽。总之,毕业对我来说,当然要比你高兴了。明白了么?”
我无言以对,羞愧得无地自容低下了头。仿佛父亲在平静中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死,而且认定会死在我毕业之前。想不到毕业竟会在父亲心中引起那么大的回响,我真是太糊涂了。我从皮箱中取出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递给父母看。毕业证书有些给压皱了,失去了原来的样子。父亲小心的把它展开。
“这样的东西应该卷好,拿在手里。”
“若能在它中间衬点东西就好了。”母亲在一旁惋惜地说。
父亲端详了一阵之后,起身走到壁龛前,把这张毕业证书摆在谁都能看见的正中央。要是以往,我马上就会喃喃起来,然而那时的我完全不同,对父母没有丝毫违逆之意,默不作声地听从父亲的摆布。用到林纸印成的毕业证书,一旦压皱,总不听父亲使唤。刚摆在合适的位置,便马上顺势恢复原来的形态,倒了下来。
   


我背地里找母亲询问父亲的病情。
“我爹那么不在华地到院子里干这干那的,能行么?”
“好像没什么事啦。大概事好了吧。”
想不到母亲很平静。她和一般农妇一样,生活在远离城市的森林和农田中,说出这样简直连常识都不懂的话。但是,上回父亲晕倒的时候,她又是那样惊慌,那样害怕,我心理升起一股奇特的感觉。
“可是医生当时不是已经说过,无论如何是不会好了么?”
“所以我觉得,再没有比人的身体更奇怪的了。医生说得那么严重,可至今还蛮不错嘛。起初,娘也很但新的,想尽量不叫他活动。嗐,他就是那脾气
“你越叫他保养,他就越逞强,老以为自己好了。我说的话,他连听也不听哪。”
我想起上次回家时,父亲硬要下地刮胡子的神情。“已经没事啦。你娘总是大惊小怪的。这怎么行?”我一想父亲那时说的话,便觉得不能完全责怪母亲了。我本想说:“不过,就是在身旁也应该多留点神。”却因顾虑,一直没说出口。只说了些我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的病情,但充其量不过是先生和夫人告诉我的那些。母亲并没露出特别动心的样子,只是说:“唉,竟是一样的病啊,多可怜。老人家活了多大年纪?”
没有办法,我只好撇下母亲,直接跟父亲说。他比母亲认真的听了我的话后,说道:“是呵,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身子毕竟是我的,至于调理身体的方法,我有多年经验,我心里是最有数的。”母亲听了这番话,苦笑起来:“你看是不是?”
“您别听他这样说,爹自己心里是明白的。全是因为我能毕业回家,他才这么高兴的。他本以为不会活着见到我毕业,可是我在他健在的时候,拿来了文凭,所以他就高兴起来。这是爹亲口说的哪。”
“唉,你呀!他不过是嘴上这么说说,心里还是不当回事的。”
“是吗?”
“他觉得还能活上十年,二十年哪,可是他又常常说些让人担心的话,说什么,我这光景也不会太长了。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一个人住在这座房子里么?”
我眼前马上浮现出父亲去世后,只留下母亲一个人时的这座陈旧、空荡的农舍。死神把父亲一个人从这个家拉走后,我能就这样走吗?哥哥会怎样做?母亲会怎样说?这样一来,我还能离开这块故土,到东京去过舒服的生活么?在母亲面前,我偶然想起了先生的提醒:趁父亲活着的时候,要把该分的东西先分到手。
“哪的话,哪有自己老说死就真死乐的?你放心把。别听你爹总是死、死的,以后还不知能活上多少年哪。那种不爱说话的健康的人,反倒危险。”我一声不响地听着母亲这套迂腐的歪论,也不知她是从什么理论和统计中编派出来的。
 
 三

父亲和母亲在商量为我做红饭请客了。大概是从我回家那天起,他们就决定了。我心里暗暗担忧,便马上拒绝了。
“那太排场的请客就免了吧。”
我讨厌那些乡下客人,他们来的最终目的就是吃吃喝喝,尽是些巴不得若那几除了什么好事才好的人。我从小的时候就厌恶侍侯他们吃饭,何况一想到他们是为我而来,便觉得痛苦的难以忍受。但是当着父母的面,有不好说别招那些龌龊的人来胡闹,所以我只说别太排场。
“你总是排场、排场的,排场个什么?一辈子也不会有第二回呀!请客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那样顾虑。”
母亲仿佛把我大学毕业看的如同结婚一般重要。
“不请也行。可不请又要让人家说长道短呢!”
父亲这样说。他怕流言蜚语。实际上那些人也真是这样,要是这种场合随不了他们的心愿,马上就会说三道四的。
“乡下可不同东京,要麻烦的多哪。”
父亲又这样说。
“还有你爹的脸面哪。”母亲有加上一句。
我也无法自做主张了,心想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他们方便就行。
“总之,我的意思是,如果为我,那就算了,如果您怕人家背后说闲话,那就另当别论。要说我硬要做对您们不利的事情,也没办法。”
“这样的理由也说不出去呀!”
父亲露出一脸苦相。
“你爹并没说全是为了你,可你也该懂得一点人情事故吧。”
一到这种情况,母亲就爱说那些妇道人家的歪道理,她要胡搅起来,把父亲和我加起来也说不过她。
“念过书的人不能总是认死理。”
父亲只说了这样一句。但是,我从这简单的话语中,却看出了他平时对我的所有不满。当时我并没有发觉自己说话生硬,只觉得父亲的不满有点过分。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情又变了,同我商量要是请客,安排在什么时候好。父亲就像对于我这个不管一切,自在旧屋里闲居的人让步一样。我在和蔼的父亲面前,自然也只得低头。我们经过商量之后,决定了请客的日期。
在那天还没来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明治天皇染病的通告。这条新闻立刻通过报纸传遍了整个日本。在这间农舍中,帮我那几经周折刚刚决定小孩的毕业庆祝,如同灰尘一般的吹掉了。
“唉,这可有理由推辞了。”
戴着眼镜看报的父亲这样说。他默默的似乎在想着自己的病。我也回忆起不久前的毕业典礼上,按照惯例每年都要行幸大学的天皇陛下。



在这所格外空旷的老房里,在一片肃静中我解开行李开始读书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总是踏实不下来。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东京的寓所二楼上,我耳边虽然响着远处电车的声音,却还能一页一页地翻着,专心致志心情愉快地学习。
我常常动不动就靠着桌子打瞌睡,有时索性拿出枕头痛痛快快睡个午觉。一睁眼便是满耳蝉噪。这醒来就没完没了的蝉叫声,突然在我耳底里嘈杂起来。我呆呆地听着,不知怎的。有事心中竟涌出一股悲戚。
我拿起笔给朋友们写了几张简短的明信片和几封长信。这些朋友有的留在东京,有的回到遥远的故乡。有回信的,也有没音信的。当然我不会忘记先生。我把自己回到故乡后的情况,用小字写了满满三张稿纸寄了出去。封信时,我心里疑惑先生是否真的还在东京。以往先生同夫人一起出门的时候,总有一位不认识的五十左右上下留短发的女人看家。我曾问过先生,她是谁。先生却反问我:“你看像什么人呢?”我把她误认为先生的亲戚了。先生说:“我可没有亲戚呀。”他同故乡的亲戚一向没有书信往来的。那位我不认识的看门女人,是同先生没有亲缘关系的夫人的亲戚。我给先生发信时,心里忽然闪现出她那背上松散地结着窄带的身影。心想这封信倘若在先生夫妇去什么地方避暑之后到的话,这位梳短发的婆婆,能否马上灵活而热心地把信转送到那里呢。然而,我很知道在信里也没有必要写上这点的。我只觉得孤独,并盼着先生赶快回信。但是,回信却始终没来。
父亲不像去年冬天我回家时那么喜欢下将棋了。棋盘搁在壁龛的角落里,上面积满了灰尘。特别是天皇陛下染病以后,父亲仿佛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盼着报纸,来了自己先看。然后有特地把可看的消息带到我的房间。
“喂,你看,今天天子的病情也登的很详细哪。”父亲常常把天皇陛下称为天子。
“有句有罪的话,天子的病也同爹的相似呢。”
父亲这样说时,脸上便笼罩了一层暗淡的阴云。我听了这话,心里也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说不定什么时候父亲也会死的。
“不过,不要紧把,像我这样没用的人,还能凑合活着哪。”
父亲虽然自己喂自己下了健康的保证,可是现在,似乎也感到要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危险了。
“爹真的害怕病啦!他似乎并没有像娘说的那样,还想活上十年二十年哪!”
母亲听了我的话,显得很尴尬。
“你劝劝他再下下将棋吧。”
我从壁龛中取出棋盘,拭去上面的尘土。



父亲的精神渐渐衰弱了。曾经使我惊奇的那顶系着手帕的旧草帽,也自然地闲起来。每当我看见放在熏黑的搁板上的那顶草帽时,便觉得父亲很可怜。在父亲象以前那样略微活动的时候,我就担心,希望他再谨慎一些才好。父亲呆呆地静坐时,我却觉得他又象原来那样健康了,我常常跟母亲谈起父亲的病情。
“全是神经过敏。”母亲说。她一直是把天皇陛下的病和父亲的病联想在一起的,我却不认为这样。
“怎么是神经过敏?是真的身体不好,可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心情,而是身体坏下去了。”
我这样说着,心里又在思量要不要从远处请位高明的医生来检查一下。
“今年夏天,你也够心烦的了。好不容易毕了业,却不能庆贺一番,你爹的身子又是这样,况且天子有病。咳,倒不如一回来就请客好哪。”
我到家是七月五、六号,父母为庆贺我毕业提出请客,是我到家一星期之后。又是自那以后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才好歹商定了日子。岂不知我这不受时间约束的人,回到悠闲的乡村之后,多亏发生了这件事,我才从这令人厌烦的社交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是,对这一点母亲不了解我,好象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似的。
天皇驾崩的通告传来时,父亲拿着那张报纸,“唉呀,唉呀”地叫着。
“唉呀,唉呀,天子终于驾崩了。我也……”父亲没有说下去。
我上街买了黑绸包住旗杆头,又裁了一条三寸宽的飘带系在旗杆顶上,让旗杆从门扉旁斜着伸向街道。旗子和黑飘带在无风的空气中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家旧门楼顶上铺着的稻草,经过风吹雨打早就变了色,呈现一种浅灰色,而且处处明显地凹凸不平。我独自走到门外,望着那黑飘带和白绸地以及中央托出一轮红日的国旗。这些颜色映照在房顶污灰的稻草上。我想起先生曾问我:“你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式的?跟我故乡的风趣不大相同吧?”我很想请先生看看我出生的这所旧宅,却又觉得让先生看到它不好意思。
我又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桌旁一边看报,一边想象着遥远的东京的情景。我的想象,汇集了日本最大的城市在怎样的黑暗中,如何转动的画面。在那漆黑的不转动就没办法的城
市,在那令人焦躁不安的喧嚣中,我看到了先生的家犹如一点灯火。那时我还没有发现这点灯火,将被自然地卷进那无声的漩涡中。当然更没有发现,用不了多久,眼前的这点灯火就要
遭到倏然消失的命运。
我想把家乡发生的这件事写信告诉先生。拿起笔只写了十来行便又放下,把信撕成碎片,扔进纸篓里。(因为我觉得给先生写这些东西也没用,有上封信的经验,他根本不会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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