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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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至55年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阿恩海姆，1621年版）译成了土耳其文；哈只曾经以军队中行政文官的身份参加了历次亚洲战争，因而从个人观察中熟悉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在1648年将一本名爲《世界概观》的世界志呈献给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随后他又根据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和其他欧洲资料将这部作品加以修改。但是在他完成这部着作前，于1657年突然逝去。他在1656年曾经出版了一部奥斯曼海上力量史。
　　　　奥斯曼人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较之在科学方面更要微少。当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正如今天一样，在使用土耳其语的地区必定有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托钵僧把神秘主义的宗教精神注入了民族歌曲的形式中，特别是在优努斯·埃姆尔的诗中，这些诗在托钵僧和他们的信徒中间流传了很长时期，而且广泛地爲人模仿。这种艺术不仅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而且在东部边疆地区也盛行一时。十四世纪时，胡鲁菲雅教派的诗人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他在1404至1405年间被当作异端在阿勒颇处决。十六世纪时，家乡在巴格达的福祖利也使用了这些方言。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殉道者侯赛因生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十叶派中特别流行），以及有关托钵僧圣徒和史前时期的苏丹和英雄们的民间故事也以朴实的散文形式打动了农民和土兵的心。但是人们也喜欢用韵文的形式来写这类作品，例如加利波利的亚齐吉—奥格卢在1449年写成的着名的《穆罕默德耶》（muham·　mediye）黑海对面的土耳其人也非常推崇这部作品。但是“知识份子”一般都看不起这类作品。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爲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爲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爲是有教养的人值得作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苏鲁里和波斯尼亚的苏迪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出名。苏鲁里在素莱曼一世时期享有盛名，他是王子穆斯塔法的教师，他爲穆斯塔法写了他对萨迪的作品的着名评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也用波斯文和波斯的格式写作，赛里木一世自己就用波斯文写成了一部大诗集。但是奥斯曼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也努力模仿波斯诗的一切形式，阿拉伯抒情诗被认爲是一切诗的创造的最高峰，但是这种诗只是一味寻求以不断更新的词句来表达范围狭隘的感觉和思想。一些苏丹也参加了这类诗的写作。直到十九世纪时，巴基一直被认爲是一派最卓越的大师。他于1600年在伊斯坦布尔逝世，他的动听的辞汇掩盖了他的诗意的肤浅。查拉勒丁·鲁密和查米耳以及尼扎米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马斯纳维”诗也广泛地爲人模仿。甚至连喜欢讽刺的饕餮颂扬者，波斯的艾卜·易司哈格也有奥斯曼人模仿。
　　　　虽然奥斯曼人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但是由于军事封地制，他们能够控制广大的地区，这种制度把他们作爲富有的士绅分配到各处去。实际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从来没有完全同其他民族隔绝过。甚至在塞尔拉克人统治之下时，土耳其人就和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混在一起了。1272年当威尼斯的探险家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国家时，他发现土耳其人仍然是放牛牧羊的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却是城中唯一的主宰。但是拜占庭大地主的虐政首先将乡村中的希腊居民赶人土耳其人的怀抱中，土耳其人在十四世纪时也侵入了城市。这个时期希腊大主教管区的纪载告诉我们，以前在小亚细亚十分兴盛的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面前衰落了下去。从开始奥斯曼人就承认参加他们的宫廷和军队中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是平等的公民。甚至在奥斯曼军事贵族最重要的四个家族中，米哈劳格卢家族就属于希腊血统；这个家族起源于比西尼安地方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奇尔门基亚堡的领主考泽·迈克尔。迈克尔于1308年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成爲奥斯曼和他的儿子奥尔汗的最忠实的骑士之一，他被授予阿金基指挥官的地位。长期以来，奥斯曼人就通过征募少年而夺取和吸收了被征服人民中男青年的佼佼者。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侍从少年也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来源。根据加尔泽的估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1453到1623年间，四十八个首相中只有五个属于土耳其血统：一个是高加索的塞加西亚地方人，十个出身不详，其余的三十三个人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即六个希腊人、十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十一个斯拉夫人、一个义大利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格鲁吉亚人。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人社会地位的优越无疑地也诱使他们的许多臣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例如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全部波斯尼亚的贵族，后者借此保持了他们在他们的领地中原有的势力。但是这些伊斯兰教徒不再象小亚细亚老百姓一样被吸收到土耳其人中。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包马克人和克里特人都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语言。这说明了奥斯曼人爲什麽不能长久占有巴尔干半岛。除了政治上的不公平之外，地方上特别是比较遥远的省份的基督教人民更进一步地受到难以忍受的强迫劳动的压迫。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来提供保卫国家防务的费用。1590年人头税达一个泽金，其价值约合美金二元。其报答是他们享受奥斯曼人的军事保护。在首都和周围的地区，基督教徒按民族和教派分成许多教区。由于在这些地方，对下级政府的专横可以很容易地向中央呼吁求助，因此那里的基督徒，特别是希腊人（罗姆教区），充分地享受公民和宗教的自由。在奥斯曼统治下，他们的大主教的权力甚至比以前在拜占庭时期还要大。受洗礼、结婚．葬礼和圣地参拜全都公开举行，其庄严盛大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大圣日，土耳其当局甚至亲自派新军卫兵在教堂门口站岗，以保证礼拜仪式不受阻扰。
　　　　既然原则上奥斯曼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它实际上变成了十六世纪初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宗教自由避难所。　1590年前后，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街已经住有两万左右的居民。最初犹太人以演滑稽戏和变戏法的人的身份进入苏丹的皇宫，特别是在赛里木二世时期，他非常喜爱这种娱乐。但是作爲医生，他们也是不可缺少的。来自日尔曼的纳桑·所罗门，阿什克纳齐医生甚至对穆罕默德，索科利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赛里木二世时期，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发挥了类似迈克尔·坎塔库曾的作用。他的真名字是胡安·米库兹，他曾于1550年带着相当大的一笔财産从葡萄牙迁入君士坦丁堡。当赛里木还是太子和库塔雅总督的时候，纳西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赛里木的享乐习气。赛里木执政后，除了将爱琴海中十个岛屿的收入赐给他之外，还将酒的什一税的包给了他。在他和欧洲人来往时，允许他自称爲纳克索斯公爵，在爱琴海有一个西班牙人代表他作总督。甚至在赛里木逝世后，纳西还保有他的收入，因爲他的膝下无子女，他的财産总归要回到苏丹的国库里去。在近代成爲希腊人和犹太人最危险的商业竞争者的亚美尼亚人，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只占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主教，他每年必须缴纳一千杜卡的税金。他们作仆人和小商人来维持生活，直到十九世纪时许多亚美尼亚人仍然以此爲生。
　　　　虽然在首都的基督教徒一般说来对当时环境都适应得很好，在各省，人们仍然抢着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每当欧洲国家在和帝国政府斗争取得胜利时，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就准备参加他一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真正怀有坚定的争取解放的思想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即使在他们被征服而且受到最沈重的压力之下，争取解放的念头也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通过他们的民族诗歌使人们保持着争取解放的思想，这些诗歌热烈地歌颂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特别是伍卡欣之子马尔考王的英雄事迹。

第三章　　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土波之间的冲突
　　　　从蒙古人人侵的时候起，波斯就成爲蒙古族和土耳其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物件。我们已经看到土库曼的白羊部族的乌宗·哈桑在打败他的敌手黑羊部族的酋长贾汗沙之后，于1469年把仍然在帖木儿家族统治之下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远至呼罗珊的伊朗全部地方都并入了他的版图。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奥斯曼人发生冲突（在冲突中威尼斯人曾支援他）之后，他退缩了。1478年　1月他的儿子赫立里继承了他，但在同年7月被他的年仅十五岁的弟弟叶耳孤卜打败，并且在作战中阵亡，因之叶耳孤卜就占有了他父亲的领地。
　　　　在叶尔孤卜统治时期，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艾尔德比勒僧国，这个国家注定要成爲一个单一民族伊朗国家发展的起始点。我们在前面常遇到这种情况：沈思默想的生活和好战的政治目的两者结合起来，最初针对着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后来也针对着伊斯兰教内部的异端分子，就象北非的阿尔莫拉维王朝中的情况一样。1934年前后，苏非派教长易司哈格·萨菲艾丁在阿塞拜疆东部离开里海西南岸一天路程之远的阿尔达比尔逝世，他是据说从南阿拉伯迁来的一个阿里派的后裔。易司哈格娶了他的宗教教师扎希德　（来自里海南岸的基兰）的女儿，并且在波斯的伊儿汗的大臣赖世德·丁那里享有很大威望。他满足于过着圣徒生活的名声，而不追求世俗的权力，直到他的第三代子孙都是如此。萨菲的孙子豪贾·阿里名闻遐迩，因此帖木儿在战败巴叶济德之后将艾尔德比勒和它周围地区赐给豪贾和他的后裔作爲宗教上的捐赠。这份财産和教派的领导权是世袭的，但不是按照长子继承的办法，而是由教长在他的儿子中自由选择。豪贾的信徒遍布艾尔德比勒境外各地，远及安那托里亚，在这些信徒中，象其他教派的教长一样有一个哈里发代表他。
　　　　艾德比勒的教长们的狂热信徒越来越激烈地传布十叶派教义。不久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邻近的世俗统治者的注意。约在1350年左右，萨菲艾丁的儿子萨德尔丁教长曾一度被当时阿塞拜疆的蒙古统治者所囚禁。1447年，在尚未成年的教长祝奈德和他的教父兼保护人哲耳法尔反目之后，哲耳法尔怂恿他的儿子的岳父、黑羊部族的可汗贾汗沙将祝奈德驱逐出境。经过在小亚细亚的一段冒险流浪之后，祝奈德去到沿亚历山大勒达湾的阿苏斯山的一个旧十字军城堡中避难，他在那里纠集了他的信徒。由于他的十叶派的图谋引起了麦木鲁克苏丹哲格麦格的怀疑，哲格麦格打算逮捕他，但是他逃到了黑海边的詹尼克。祝奈德在詹尼克又集合了许多信徒。他率领这些信徒对特里比桑德王国发动了一场圣战。但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特里比桑德并入了他的帝国作爲属国，因而使祝奈德即将到手的胜利化爲泡影。但是穆罕默德二世的敌手乌宗·哈桑在狄雅培基尔给予祝奈德以殷勤的招待，祝奈德在乌宗·哈桑的国土中得以不受阻挠地发展他的教派。1459年他作爲乌宗·哈桑的女婿回到了他的家乡。爲了防止黑羊部族可汗再度将他放逐，祝奈德对塞加西亚人发动了一场圣战。·他在经过希尔万沙的国土前进时，遭到了希尔万沙的攻击b　1460年3月4日他在卡拉苏河谷之战中阵亡。
　　　　祝奈德死后一个月，他的妻子在阿米德生了哈伊达尔。哈伊达尔在乌宗·哈桑保护下长大成人，于1470年在艾尔德比勒被立爲他父亲的继承人。在他长大不需要他叔父哲耳法尔的保护之后，乌宗·哈桑将他自己和特里比桑德的公主德斯比纳·可敦所生的长女许配给哈伊达尔。哈伊达尔婚后于1487年7月17，B得了第二个儿子易司马仪，易司马仪就是未来的萨法威王朝的创立者。哈伊达尔在他外祖父死后主要靠着自力更生。他重新改组了他的教派，按照东方的习惯，采用了新头饰来表示新组织，这就是用十二根流苏来表示十叶派的十二个伊马木的红哈伊达尔帽。在奥斯曼人中戴这种帽子的人就得到了“基齐尔巴什”即“红头派”的称号。哈伊德尔的拥护者都是各土耳其族的后裔，其中帖木儿留给豪贾·阿里教长的安那托里亚战俘的后代占有优越的地位。　1483年哈伊达尔开始了他的军事事业，对塞加西亚人进行侵掠得成功，希尔万沙准许他过境进行了这次侵掠，但是哈伊达尔还得爲他死去的父亲报仇。1488年他以再度讨伐塞加西亚人爲藉口向希尔万沙王发动进攻，并且将他关闭在古里斯坦的城堡中。希尔万沙的埃米尔们派来一支援军迫使哈伊达尔撤退，希尔万沙逃了出来。但是在哈伊达尔再度将他的军队打败之后，希尔万沙不得不立即逃到另外一个堡垒去。与此同时，当哈伊达尔在围攻笛宾特堡垒时，他的表兄弟、土库曼苏丹叶耳孤卜派出了一支军队向他进攻。1488年7月9日红头派和土库曼人在厄尔布林士山脚下发生战斗，哈伊达尔在战斗中阵亡。叶耳孤卜把哈伊达尔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一起从艾尔德比勒押送到法尔斯省的伊斯特克尔。　1490年年终叶耳孤卜逝世。在他的儿子之间发生的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哈伊达尔的儿子们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便号召他们的支持者帮助德斯比纳的孙子鲁斯塔木来反对叶耳孤卜的儿子贝桑库尔。哈伊达尔的长子苏丹·阿里和他的红头派于　1493年将贝桑库尔打败，开始掌握艾尔德比勒僧国的领导权。但是在苏丹·阿里到达家乡之前，鲁斯塔木在苏丹·阿里家乡附近的一个村庄中向他进攻，在战斗中苏丹·阿里被抛入急流中淹死。
　　　　苏丹·阿里的两个弟弟易司马仪和易卜拉欣在艾尔德比勒的随从将他们两人藏匿起来，不让追赶的人找到。随后他们将易司马仪带到了基兰的安全地带。基兰的统治者虽然是白羊部族的封臣，却和他家很要好。易司马仪躲在基兰隐居，直到1497年鲁斯塔木的表兄弟格伍德·艾哈迈德夺去了鲁斯塔木的王位和生命时爲止。
　　　　据说刚刚十三岁的易司马仪只带领了七个随从就动身去继承他父亲的遗産。但是他在艾尔德比勒首先爲土库曼苏丹阿里·贝格·查卡尔鲁所拒，再一次地撤退到里海边的阿斯塔拉。但是他在阿斯塔拉又逐渐地集合了一大群土耳其血统的信徒，特别是来自安那托里亚和叙利亚的信徒。1500年春天，他已经能够开始对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进行圣战了。但是这只是他向希尔万沙报杀父之仇的藉口。法鲁赫沙（希尔万沙）在古里斯坦发生的战斗中被杀，他的自认爲是萨珊王朝努希尔万后裔的王朝就此告终。易司马仪在占领巴库之后转而向阿塞拜疆的白羊部族的可汗阿尔万德进攻。战败阿尔万德，打开了通向大不里土的道路，易司马仪在大不里土被立爲波斯沙。虽然城中十叶派的教士向他指出城中三十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逊尼派教徒，他立即将十叶派定爲国教。爲了表明这件事，他强迫所有的臣民咒骂最早的三个哈里发。
　　　　在又一次战胜阿尔万德之后，易司马仪转而进攻阿尔万德的兄弟穆拉德。1503年易司马仪从穆拉德手中夺得了设拉子的控制权，把他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