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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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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曾经几次提出由我们自己来经营粥场，可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都不让。明妮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赢利。要是能逮住这里边的“老鼠”就好了。
报告终于完成了，可她怎么寄出去呢？明妮说，她去找一个要去上海的传教士朋友，让他把信带到上海寄出去。
十六
元旦过后，日本兵的胡作非为总算减少了，很多难民感觉局势已经平静了些，不需要待在难民营里了。一月中旬，我们这里还有七千难民。一些妇女觉得只有通过明妮出面交涉，才能把她们的男人要回来，所以她们还是继续跟着我们。一月下旬，明妮和大刘去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书，一个叫福田的官员接了下来，说会有人认真考虑的。同时，由当地一些同日本人有关系的士绅和官员组成的所谓“自治市政府”傀儡政权下令，所有难民营在二月九日以前都必须关闭——这倒在某种程度上让明妮放了心，她知道，丹尼森夫人是很不乐意看到学校被长期充当难民营的。
我们开始说服难民中间年龄比较大的妇女，劝她们回家。有些人走了，可是两三天后，她们又回来了。很多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住，因为家已经不存在了。有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回去后，被四个日本兵拖走，蹂躏了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了她。她回到难民营，恳求明妮再也别让她回家了。还有一个六十三岁的妇女，回家后被两个日本兵捉住。她对他们说，自己都够当他们奶奶的岁数了。那也没用，他们把她按倒在地，强奸了她，还狠跺她裹的小脚。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地返回金陵学院，浑身发抖，流泪不止。还有些妇女，出于震惊和羞辱，返回我们难民营以后不跟任何人说话。
她们的遭遇让人十分惊恐，我们意识到，不能匆忙关闭难民营。离规定的最后期限只剩一个星期了，可我们也不能按时关闭难民营。现在有一点是我们明确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强迫任何妇女搬走。不管它什么“最后期限”了，我们坚持说很多难民现在无家可归。
最后期限过了，一个难民营也没有关闭。约翰·拉贝对有关当局坚称，把那些妇女送回家去，就等于把她们扔给日本兵去祸害，所以关闭难民营一事被搁置下来。与此同时，“南京自治政府”开始对所有居民和难民进行登记，还宣布，对任何十五岁以上没有身份证者，一律逮捕和关押。民众十分惊恐，在所有难民营内排起长队办理登记手续。有些住在安全区之外的居民甚至头一天就来排队，穿着大衣或裹着毯子，通宵等候登记。很多男人害怕这也许又是圈套，把所谓当过兵的人引诱出来，统统干掉。的确，三个星期以来，日本人从各个登记处抓走了两万多人。说是“宽大”他们，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所以那些人都站了出来，希望能挣些钱好养活家人，可是日本人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其中三千人被罚做苦工，其他人则被押赴刑场。
好几百名男人来到我们学校，想在我们这里登记，因为，如果他们被指为“当过兵”，有些勇敢的妇女，会按照我的吩咐，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说他们是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这样一来，负责登记的官员就有可能放他们过关，发给他们身份证——那是一张三寸宽五寸长的卡片，从中间对折，盖着猩红的公章，印有“良民证”三个大字。卡片上有持证人的姓名、性别等，还有一张正面照片。刚开始一直是日本人负责登记，可是进行得越来越混乱，而且他们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看得出来谁是当过兵的，所以他们把整个工作交给傀儡政权了。作为与新自治政权“合作”的姿态，安全区委员会敦促所有难民营尽快完成登记工作。除此之外，约翰·拉贝和其他同事都相信，有外国人在场，登记的难民会更加安全一些，他们便号召大家现在就去领良民证。
德国西门子公司决定在二月底关闭它在南京的办事处，所以拉贝要回德国去了。他马上要走的消息在难民营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拉贝的别号叫“活菩萨”，广受难民们的崇敬。还有人称他“拉贝市长”，但被他阻止了，“自治政府”正急着要取代安全区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他可不想平白招惹他们的反感。几天来，我和明妮一直在盘算着给他开个欢送晚宴，不过，新鲜鱼肉休想搞到，我们就改成开茶话会了。
二月十七日犹如春天，鸟语花香，万里无云。金陵学院的难民们纷纷把被褥拿出来晒，姑娘们在楼里拖地板，擦门窗，整个难民营显得人声鼎沸，色彩斑驳——洗干净的衣服和尿布摊晾在树丛上，把校园弄得活像个人口众多的村庄。看着这种乱糟糟的景象，我感叹难民营要开到何年何月。如果让丹尼森夫人看到了，她说不定会当场心脏病发作。
我用果脯蜜饯为茶话会做了个差强人意的大馅饼。我们还打开了食品间里的最后一盒巧克力，摆在一盘剥了皮的柑橘和一钵菠萝罐头旁边。拉贝带来两根胖鼓鼓的香肠，我们把它切了，放在一盘熏鸭旁边。除了三个德国商人和八名美国传教士，美国大使馆副大使约翰·埃里森也来了。他在东京和神户当过五年外交官，会讲日语。埃里森曾是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可现在却是美国在这里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了。今天好奇怪，他身边多了个大块头的日本卫兵护卫着他，弄得他好像被逮捕了似的，可能是因为两个星期前，一名日本兵对他动粗，西方几家报纸报道了那次事件。埃里森六个星期前返回南京，到现在仍为全城的恐怖景象震惊不已，尤其是满大街那些尸体，有的已经被狗啃鸟啄。他无法相信，一贯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皇军，为什么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罗森、施佩林等几位——经常拿他的惊诧取笑，称他是“埃里森梦游仙境”。
圆桌上放着一钵加了粉丝和花生酱的蔬菜沙拉，所有的来客都很喜欢这道菜。大家大多围桌站着，手里端着盘子拿着叉子聊天。大刘向大家敬“酒”，他举起一杯乌龙茶，笑着宣布：“即使我们中国人啥都不剩了，我们总还是有好茶。”
大家举起杯来，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据我所知，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由于他经常得在深夜里从床上爬起来，与企图闯进他家或闯进德语学校那个小难民营的日本兵交涉，所以在白天里总是感到困倦，时常打瞌睡。拉贝回国之行将先到上海，从那儿乘船四个多星期到热那亚，再坐火车回柏林。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回到家里会是什么情况。他告诉明妮和霍莉，“等我见到孩子们，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垮了。”
明妮为这个没有酒也没有奶酪的简陋茶话会向拉贝致歉。我们都知道他很喜欢奶酪，现在经常因饭桌上没有奶酪而对厨子发脾气。他甚至连土豆都馋。
“这茶会真精彩，很难忘，”拉贝说，“谢谢你，魏特林小姐。”
他近来瘦了很多，却还是有点儿肚子。霍莉私下里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要是个单身，我会追他到天涯海角。”我对她说：“得了吧，他比你可老太多了，你们不般配。”拉贝五十五岁，比霍莉大出整整十五岁。
他和路易斯关系很好，自从十一月份以来，两人几乎每天都一道工作。路易斯钦佩他的度量、他的见识和办实事的能力，而拉贝则喜欢路易斯不管做什么，总是有着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热情。不过，他俩也会一刻不停地调侃对方。路易斯管拉贝叫“洛克菲勒”，因为他白天里办公的地方，也就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是一所豪宅。每次他那两个忠实助手，韩先生和郑先生，一走进门把电报交给拉贝，路易斯就会挖苦他：“又是希特勒发来的？”这会儿，路易斯一手端着茶杯走过来，嘎吱嘎吱嚼着爆米花，一脸坏笑。拉贝一巴掌拍在他肩上，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希特勒召我回国了。对不对？”
“他肯定有重要任务要委派你啦。”路易斯说着脸板起来。我们都笑起来，大家都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在南京的一个头目。
“其实啊，领袖未必想看到我呢。前些天沙芬贝格总理到大使馆来了，召我过去，斥责了我。他跟我强调，日本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跟我们德国人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中国人一旦自己应付局面的话，就会与日本人合作的。我觉得，现在就连希特勒可能都已经烦我了。”
明妮举起茶杯，对拉贝说：“约翰，不管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你都是我敬仰的人。”
我们跟他碰了杯，每人喝了一口。这时鲍勃·威尔森走过来，他的秃顶微微发红，把一只手搭在爱德华·施佩林的肩上。“约翰，我有东西给你。”他对拉贝说。由于日本人几乎不让任何医务人员进城，在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里，鲍勃是城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就住在南京大学医院里，以便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笑起来脸上现出些皱纹，看上去疲惫不堪，因为他得不分昼夜地给病人做手术。有时候他干得两手都肿了，可还得继续干下去。
“给我什么？”拉贝问道，“希望别又是一栋房子。你知道，我可没法把不动房产带回德国去。”这段时间以来，有太多的房子“给”了他，他都受不了了，因为房主们还有请他保护那些房产的意思，都知道他这里的工作一结束，他离开了，房子是带不走的。
鲍勃用靴子碰了碰桌子底下的一个帆布包。“我送你一百支胰岛素针剂，你不想要吗？”
“上帝啊，我太高兴了，”拉贝说，“可是你其他病人不需要吗？”
“我们只给他们治疗枪伤和刀伤。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屠夫，整天除了在人身上切除和缝合就不干别的了。”他举起装了胰岛素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又对拉贝说：“尽快用——一年以后这些药就失效了。”
“我会的。万分感谢。”拉贝说。
大家交谈时，瑟尔·贝德士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里打着盹儿，布满青筋的手仍端着茶杯，脖子上的喉结不时地跳上跳下。在美国人当中，因为他的机智和博学，他通常是最活跃的一个，可是这天下午，他疲惫得已无法支撑。这些天来，除了管理南京大学内的难民营，他还开着辆卡车，给安全区内养活着二十万难民的各个粥场运送大米、木柴和煤。只有外国人在运送粮食的时候才不致遭到抢劫，所以开车的活儿都是瑟尔和其他几位外国人包下的。我们谁也没去打扰他。
茶会快结束时，明妮建议埃里森先走，因为他身边还跟了个日本卫兵，于是这位外交官就比其他人先走一步了。这时茹莲进来了，一双杏仁眼里全是笑意，悄声对我说，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
我走到拉贝身边对他说，“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好的，我来了。”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就跟着我们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
科学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不要把我们丢下不管！”一个声音喊起来。
“可别再不保护我们了！”另一个叫道。
拉贝慌乱起来。他走到第一排人群面前，说：“都请起来吧。”
可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弯下身去，用英语对她们又说了几句，还是没有人动一动。他向人群按中国方式鞠了三个躬，然后直起身子，对大家挥着手，有些人已经号啕大哭起来。他问明妮：“我该怎么办？”
“跟大家说点儿什么吧。”
“我能说什么呢？我根本没办法解释我的离去。要是我能像你一样留下来就好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宽阔的前额冒出一层汗珠。他不会说中文，于是转向人群，再次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但是人群依然不起来，很多人哭声不断。拉贝对明妮说：“我还是走吧。”
“好的，这边请。你可以从旁门走。”明妮说。
我示意路海过来，告诉他替拉贝去把小侧门打开。拉贝跟着他，沿着走廊，从月门走出了院子，车子也没开走。他只能走着回家了，其他客人也都步行离去。
明妮后来对我说及那群妇女。“我没想到她们对约翰·拉贝有这么深的感情。”
“是啊，她们对他感激不尽啊。”我说，“而且，她们一定很害怕，希望受到保护。”
对很多妇女和姑娘们来说，拉贝一定像个保护神，总是毫不犹豫地对抗日本兵，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在难民们眼中，远远不止是一个英雄。
十七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个四十来岁叫素芬的难民来到校长办公室，说她在城里模范监狱的劳工队伍里看见她十五岁的儿子了。明妮很吃惊，问她：“你看清了那是你儿子？”
“肯定是他，他朝我喊妈，还喊着说他好想家。魏特林院长，求您帮帮我，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吧！”
“别急别急。跟我们详细说说那地方。”
素芬被问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里关着多少人？”我从里屋的办公室走出来，问她。
“好几百呢，好些人披着麻袋，像穿着雨衣的样子。有很多跟我儿子一样是十几岁的孩子。”素芬说着，两只大眼睛激动得发亮，晒爆了皮的鼻子翕动着。我知道她在大刘那里是备了案的。
“你儿子还跟你说什么了？”明妮接着问。
“没别的了。他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两个卫兵就把他们押走了。我明天早上再到那地方去等他。”
“尽量打听一下其他人的情况。”
“我会的。”
“先别告诉别人你在那里看见儿子了。我们要先拿出个办法来，有了办法再往外说。”
“我照您说的办。”
我很佩服明妮的慎重。如果我们把这消息一下子嚷嚷开，就可能在请愿的难民中引起骚乱，使大刘他们无法应付。
素芬慢慢走出办公室，她的肩膀下垂，走起路来两个膝盖有点儿互相磕碰。我想起几个星期前跟她交谈过，知道她是跟着一群难民从丹阳来的，她丈夫是国军里的伙夫，现在人在大西南什么地方。因为这层关系，她和我比较亲近一些，因为我女婿也在国军部队里。素芬告诉我，一颗炮弹落在她家后院，把正在院里喂奶羊的婆婆炸死了。素芬和儿子刚把她婆婆抬进屋，盖上一条单子，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于是她和儿子跟着乡亲们一起往外逃。可是还没等逃到通向附近一个镇子的大路上，他们就被日本兵的一个中队截住了。日本兵把所有壮实点儿的男人都扣下了，说是皇军需要“很多很多人手”，会给他们好吃好喝，还会付给他们优厚的工钱。素芬哀求一个当官的放了她儿子。他只是个孩子，还没满十五岁，瘦得像只吃不饱的小鸡。“求求您，别把他带走！”她恳求着，两手在胸前一个劲儿地作揖。可是那体格粗壮的军官一脚把她踢开，还说要是她再啰唆就割掉她的耳朵。她吓得不敢再吭声，能做的只有把身上的干粮和水都交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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