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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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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束屏 绘制
我们转上汉中路，向东走去。在沿街的餐馆门前，站着几个女孩子和年轻女人，她们穿着蓝色套装，系着格子围裙，头发上插着花，向来往行人中潜在的顾客微笑。这可是个新现象。她们不怕日本兵吗？她们家里的男人怎么会让她们冒这个险呢？我想，大家为了活下去，大概是什么都会做的。
我们来到孤儿院，这里的负责人——美国修女莫妮卡·巴克利接待了我们。她看上去很疲惫，脸颊深陷，可她褐色的眼睛却生动又明亮。我以前见过她，知道她来自宾夕法尼亚，是圣公会教派的人，到这里来传教的，以前受约翰·马吉领导。我们问到玉兰，莫妮卡说，后院的确有一个疯女人，不过她们不太清楚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来到后院。后院虽有围墙，但通过一道门就可到大街，门上插着门栓，上面有把粗笨的挂锁。只见玉兰站在一群小男孩子中间，嘴里咕哝着什么，嘴里叼着根烟卷喷云吐雾。她一看到我们就喊起来：“王八蛋传教士来啦！”
一个光脚的孩子对她说：“给我们学学公鸡叫。”
疯女人噘起嘴唇，伸长了脖子，叫道：“喔喔喔，喔喔喔。”
“真像。”小男孩说。
另一个孩子问她：“鸭子怎么叫唤？”
玉兰把嘴一拧，尖声叫道：“呱呱呱，嘎嘎嘎。”
所有孩子都大笑起来。我看到玉兰的牙少了一颗。可她还是挺好看的，瓜子脸，长头发，光洁的皮肤，小细腰。
“你学得像鹅叫，声音太大，又太慢。”个子最高的男孩子说：“给我们学猪叫听听。”
疯女人把脸朝天一仰，发出猪叫的声音：“哼，哼，哼。”
“猪不是这么叫的。”另一个男孩说。
娄小姐朝孩子们喊道：“住口！不许再逗她了。”
玉兰转过身来，朝娄小姐忽闪着她的长睫毛。“真高兴看到您，罗阿姨。您一向可好？”
“跟我们走吧，玉兰。”我恳求道。
“不去，你身边有大鼻子间谍。我不跟你和她走。”她指着明妮。
“玉兰，”明妮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骗子！你们洋鬼子都是骗子。”
这话堵得明妮顿时说不出话来。她和我站在一边，看着娄小姐努力说服这个精神错乱的女子。这时候，大部分男孩子已经走开了，只有两个还在旁边，一个胳膊下边夹着个足球，另一个脖子上挂着竹哨。娄小姐拍着玉兰的肩膀，轻声对她说着什么，疯女人一下子哭出声来，不停地点着头。
几分钟后，她跟我们走了。现在她安静下来，只是眼睛里仍然闪出恶狠狠的光。明妮告诉莫妮卡，我们要把玉兰带回金陵学院。修女搓着两手，说：“哎呀，那太好了。应该有人照料她，可怜的人。”
明妮招来一辆双座人力车，让娄小姐和玉兰坐进车里，说我俩更愿意走回去。她叮咛娄小姐，一到学校就把玉兰交给姗娜。人力车走远了，消失在十字路口那边。
明妮和我向西走去。我的左肩又酸疼起来，两人都默默无语。我的眼前又出现那天的情景：纤细的燕英抱着石头狮子的前腿，一个日本兵对她拳打脚踢，她的小妹妹燕萍放声大哭。
“要是我们勇敢一些，”明妮说，“我们可能会救下几个女孩子。”我知道她正想着同一件事情，但我没接腔。
我们开始商量怎么帮助玉兰。我问她：“我们该拿她怎么办？”
“你有什么主意？”明妮问我。
“我们最好找一找，看她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亲戚？”
“娄小姐告诉我，她现在是孤儿了。金陵学院至少应该给她提供住处，照料她的生活。”
明妮的声调透出不容争辩，我就没再多说。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我有保留意见，因为我们的人手已经很紧。一个疯女人可能引起骚动，可能吓着学生，所以我一直在琢磨着有没有更好的安排。明妮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留玉兰，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对玉兰没有责任。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蒙骗了明妮，不管怎么样也要抓走那些“妓女”的。照料一个疯女人，很可能是自找麻烦。
这些念头让我感到不自在，就没有说出口。我们来到学校后院去找姗娜。明妮要她把玉兰放进家庭手工艺学校去，强调说，玉兰曾是我们学校的难民，应该由我们照料到底。让我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姗娜愉快地接受了玉兰做她的学生。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明妮对这位年轻的校长说。
“这没啥。希望她是个学东西很快的学生。”姗娜拧着辫梢，似乎很为自己光滑的大辫子自豪。她长得挺漂亮，皮肤光滑，容光焕发，一副舞蹈家的身材，只是两只眼睛离得远了一点儿，让她看上去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知为何，我不是很喜欢她，觉得她有点儿虚荣和任性，脸上总是抹着粉，对一些女孩子和年轻女人，说不定并不是个好榜样。
玉兰在编织上是一把好手。她又有文化，认识的字足以看得懂报纸。如果她没疯，明妮可能会让她教一教识字班。在编织班里的三十九个学生当中，她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尤其擅长织围巾和长袜。偶尔地她还是会发一发病，没来由地对别人吼叫或自己哭起来，不过大家都觉得，只要不去招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人的。几个年纪大些的女生甚至还很喜欢她。
二十五
因为战争而瘫痪的当地政府，在很多地区都不复存在了。据难民们告诉我们，一些地方部队在乡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村民们简直就被放在了石磨上面，上边下边都来挤压。比如说，一些地方部队摧毁了一段路面，日本人就会来对村民下命令，限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修好；若是他们去修路，地方部队又会来警告他们，有的人还会被干掉——村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弃家远逃，可是很多人一没东西二没钱，想走都走不了。
地方部队有些是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占领军，夜里袭击日军岗楼啊，切断通往南京的运输线啊，等等。那些把大米和其他粮食卖给日本人的村民，还会遭到他们的惩处。偶尔的，日本人也会贿赂一下地方部队，好让粮食能被运到城里来。地方报纸上不时会刊登消息，说刚刚付给地方部队两万五千块钱，地方部队同意了让道路保持畅通，所以市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不必担心大米的供应。可是米价仍然一直上涨，我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给两个学校多买些粮食呢，还是等一等价格的回落。
燃料是另一个难题。弄到足够过冬的煤很困难，因为每一家煤场最多只有一百吨可卖。更糟的是，现在的煤价已经翻了一番——烟煤四十元一吨，无烟硬煤五十元一吨。我们决定想办法从武汉附近的一家煤场搞四十吨二十元一吨的煤，但是日本人会不会允许这批煤进城，我们根本心里也没底。好消息是，美国大使馆赞成我们的计划，答应帮助把煤运进城。
明妮又雇了一个护士，所以我再也不用帮医务室做任何事了。我很高兴，尽管手上的工作还是忙不过来，仍要管理仆人和厨子们。不知为什么，在教职员工中，我和年轻的女教师们很难想到一起。她们不少人对我的管理啧有烦言，姗娜和茹莲甚至给我起外号叫“老顽固”——这是送信的本顺告诉我的。
我常常对明妮抱怨，一个疯女子，加上四个瞎眼女孩子，实在让我们难以招架。我建议把玉兰送到傀儡政府营办的精神病院去。“日本人毁了她的脑子，”我说，“那么日本人的走狗就应该照料她。”可是明妮根本不听我的。
一天下午，本顺又来向我告那个疯女人的状，我带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对明妮说：“玉兰又在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她问。
“你告诉她。”我催促本顺。
本顺比去年冬天长高了快两寸，但还是瘦得像根麻杆。他一脸嫌恶地说：“那个疯子，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管我叫‘小日本儿’。”
明妮一脸不解。“你不必为这个生气，她不会伤害你的。”
“她老吓唬我。”
“好啦，她又瘦又小，她能把你怎么样？”
“她叫他‘小日本’，”我说，“因为她把他当成日本兵了。”
本顺又说：“她老是朝我喊：‘打倒小日本！滚回你们的小岛子去。
“躲她远点儿。”明妮建议说。
“没用啊。她跟别人说，我祸害了好多姑娘。她还管我叫拉皮条的，说我不要脸。”
我对明妮说：“有的人不知道她的脑子被日本人整坏了，就真把本顺当成流氓。”
“她毁了我的名声！”男孩哭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每次碰见，她都吓唬我。”
“在她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我加上一句。
“她欺负我。”本顺呜咽着。
“就是，他成了她最顺手的替罪羊了。”我说。
明妮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了。她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
“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要是那地方条件不错嘛，我们可以送她去。可是你知道疯人院里面是什么样子，就和监狱差不多——实际上它就是在当做囚牢使的。我们不能把她扔到那儿去，我绝不让那种事儿发生。”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让玉兰待在咱们学校啊。她给我们添了很多额外的负担，让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
“我会跟姗娜商量这事的。”
“她也是个疯子。”
“好啦，安玲，我们不能把玉兰一扔了事。你知道那完全违反我的做人原则。”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颊烧了起来。“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这人心肠好得无可救药。”我对她说。
我把本顺带走了，心里不太痛快，因为明妮要先找姗娜商量才肯对玉兰的事作决定，好像这事是个教学问题。可另一方面，我又钦佩明妮坚持自己的原则。
让大家意外的是，姗娜现在对于把疯女子留在学校也感到不舒服了，说有很多学生都被玉兰弄得紧张不安，还说有不少人总是逗她，怂恿她说出下流话。
明妮让娄小姐负责看管疯女子。娄小姐认识玉兰两年前死于肝硬化的母亲，娄小姐同意让玉兰当个救济工作的帮手，因为她有一双巧手，可以缝纫编织。只要没人招惹，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工人。
每个季节，我们学校都会向周围的穷人家提供些食物和衣服。娄小姐最了解谁家最需要救济，这些救济品都是经娄小姐的手分发下去的，所以玉兰在她那里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也都很感激娄小姐。
二十六
十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见到路海等在我办公室里。他一脸焦急，但仍与平时一样穿戴整齐，打着方格图案的领带，穿着皮鞋。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个。”
我把文章扫了一遍，是印成传单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白鬼子，滚回老家去！》。我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报纸上，但是骂得没有这么难听。显然是一些本地人，也许出自不同政治派系，在发动对洋人的攻击。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对路海说：“谢谢你拿来给我看。”
“我担心可能有一些针对我们朋友的秘密行动。”路海说，喉结一跳一跳的。
“是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东西交给瑟尔·贝德士。”我知道美国人多半都常去贝德士教授的家。
路海还要操心怎么弄到过冬的燃煤。他刚刚得到明妮的许可，准备砍倒一些树木，以备武汉来的煤不能运到时来用，而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各教室都需要取暖。我们学校周边那些长在学校地段上的树木，反正是随时都可能被窃贼砍倒的。
路海半小时以后离开了。现在我比以前更喜欢他了。我曾经觉得他有点儿不够老成，也许因为他比较年轻，才二十六岁，然而过去几个月里，他似乎成熟起来，不太夸夸其谈了。老师和学生们都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女孩子们，有几个甚至挺迷恋他，别看他有些跛脚，又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小孩儿。他偶尔去礼拜堂讲道，教大家唱诗，一直到现在他都常说他多么仇恨日本人。谁能责难他呢？去年秋季，他失去了好几位家住大连城外的亲戚。他一个会功夫的表哥，曾在一次比武中打败了一个日本军官，成为当地的英雄。可是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到他家来，把他和他唯一的孩子一起抓走，用铁丝绑在一棵树上，在父子俩身上倒下一罐煤油，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
路海拿来的那篇文章，攻击了前安全区委员会中的所有外国人，声称他们和日本人共谋，欺压和迫害中国人，所以中立区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作者列举了西方人与侵略者合作的几个例子，比如解除中国军人的武装，然后把他们交给日本皇军啦；比如参加日本人的庆典和音乐会啦；比如在基督教学校里教日语啦。文章还说，有些外国人经常造访日本大使馆，甚至出席那里的宴会，秘密商量针对中国人的罪恶计划，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通过出售食物给难民牟取暴利，而他们从前政府那里得到的配额粮食都是免费的。仅仅一张白人的面孔，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一份人身安全的保证，这就是事实。文章把路易斯·斯迈思指为头号同谋，说他甚至每天两次同日本官员会面。文章还特别点出了警官学校事件，说那次有四百五十名警官生被白人“出卖”。“那些年轻的警官生都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步枪（不是手枪），连他们的制服、头盔、和铜扣皮带都是德国式的。”作者说。“我们都知道那些警官生体格多么健壮，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让他们去作战，他们至少可以抵抗敌人，为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赢得宝贵时间，或让他们其中更多的人突出重围。可是美国传教士却欺骗了那些警官生，说日本鬼子会仁慈宽大，所以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我们看到日本兵押着他们走过大街。他们大多都比那些日本兵更强壮、更善战，可是他们被缴械了，被捆在一起，以为自己不至于送命。所有的人都两手高举，列队行进到河边，然后被机枪全部扫死，日本人把他们扔进江水里，连埋都不用埋了。同胞们，他们的愚蠢之死是谁的罪过？我们的悲剧是谁的罪过？美国传教士！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一帮骗人的家伙。”
我怀疑文章的背后有某种势力。
我把传单拿给明妮看，她倒不惊异，这类攻击言论她早就看到过。那天晚上她去拜访瑟尔，我和她一道去了，因为我想亲口感谢他救了我丈夫的命。自从收到儿子的信，耀平一直情绪沮丧，我鼓动他多出门去见见人，好宽宽心，所以他开始经常去南京大学，甚至还重新开始教一门满族史的课程。一个星期前，他刚一下课，一群日本兵就来了，把他抓住，说他会讲日语，必须去给他们当翻译。显然，有人出卖了他。日本兵正把他往外拖，瑟尔赶来了，把门堵住，坚持说耀平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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