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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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巷口上挂着两串小小的太阳旗，我看见里面有几家妓院，都开在带阳台的最顶一层。有些妓院，从窗户上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是雇了从日本来的女人。尽管多数日本妓女已经三四十岁了，收费却比中国女人的同样服务高出一倍，比朝鲜妓女的收费也高百分之五十。我听说过这样的地方，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亲眼看见。傀儡政权里最活跃的人物潘吉米，对这些妓院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私下里，中国人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时地争论，有些人说，潘吉米为这座城市找到了一条保护良家妇女的途径；另一些人却坚持说，他向魔鬼出卖灵魂，已经成为这儿的头号卖国贼。我本人也相信，他应该为推动建立这些妓院而受到惩罚。城墙上曾经贴出过一张大海报，宣布等我们的军队一打回来收复南京，就会砍掉他的头。

潘吉米还曾经是国际救济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积极投身过慈善工作。他是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能够相信的官员之一。公平地说，他最多算个三流卖国贼，跟“自治政府”里其他官员差不多，而最大的卖国贼，是跟日本人合作，还在忙着组建傀儡政府的那些人。不管大大小小的卖国贼怎样为自己辩护，国民党已经做出了对叛国罪明确和无可争辩的定义：在敌军占领中国土地之时，为敌人做事的人，就是卖国贼。

此时丹尼森夫人的情绪好多了，已经从刚才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她说：“不可思议，你们中国人任何灾难都挺得过去。”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呢，所有的房子都被抢劫一空，房顶不见了，很多建筑被烧毁……谁能想象这一带这么快又恢复过来？”我一边说着，心头再一次腾起怒火。我居住南京这么多年，已经把这里当做新的家乡了。

“我感觉，”丹尼森夫人继续说，“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一再被摧毁，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定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浩劫了。”

“没错，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挺过被日本占领这样的大灾大难。”

夫子庙已经用红漆重新刷过，就连门口的大石狮子和门边挂着的牌子，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嵌着琉璃瓦、翘着飞檐的牌坊上垂挂着两排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写着“福”字，灯笼下边，人们挤进挤出。日本人似乎打算保留这一处名胜，想恢复它的声望。

我们走进河边一家文具店，看看能为学校买点儿什么。店主是个胖脸男人，大鼻子一侧长了个带毛的黑痣。他欣喜地说：“欢迎光临敝店。丹尼森校长，看到您回来我真高兴。”他对她点头哈腰，眉开眼笑。

“南京是家乡，”她说，“我没别处可去。”

他的话她听了很受用，她就买了一盒金不换墨条。

我知道她不会写毛笔字，可能买下来是要当礼物吧。

返回时我们坐了人力车。回到金陵校园时，餐厅的晚饭时间已经过了，我俩就去我家吃了鸡汤面。饭后，我们喝着普洱茶，听丽雅念《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她上过教会学校，懂英语。文章说，日军刚刚占领了牯岭——江西省一个群山环绕的旅游小镇，外国人和中国高官过去常去那儿避暑，不过还不清楚我们军队这次死伤多少人。日本人宣称消灭了五千守军，但那绝不可能，因为国军已经熟悉了日本人的战术，知道怎么避免被围歼。

丹尼森夫人谢了我，说她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和晚上。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会对我好一点儿。要是吴校长在的话，她可以在老校长和她喜欢的明妮之间调停，化解矛盾，可我不过是个领班的，不可能有那样的本事。我只想明妮和丹尼森夫人保持友好关系。我不但需要保证全家能留在金陵学院这个避风港，还希望我能在老太太发火时，能让她平静下来。





三十八


被关进监狱的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赶上裕仁天皇过三十八岁生日两天前的大赦，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释放了五个人。我们学校的那名兼职数学老师也在被释放之列，只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放回来的人都得到命令，不准把在狱中经受的折磨讲出去，否则就会被再抓进去。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给打断了；另一个，脸部已经半麻痹，再也无法连贯地讲话。可他们谁也没透露自己的遭遇，都只是说能活着回来真算幸运。

私下里，其中一人告诉我，他经常坐“老虎凳”——两腿被紧紧捆在凳子上，行刑的家伙把一块块砖头塞进他腿下边；还给他灌辣椒水，灌得肚子都快爆了。一开始他拒不承认那些指控，但到后来，他们说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一律承认。他甚至招供：他帮助约翰·马吉和霍莉·桑顿贪污救济金，还独自一人偷窃了一辆军车，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我只是不想被那些畜生整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摇头，头上满是鳞癣，让我想起一只褪了毛的鸡。

“他们相信你的口供吗？”我问他。

“也许不信。有一次他们说，我骗了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昏了过去。”

“是谁动的手？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的狗腿子掌管刑讯室。有时候一两个日本军官也会露个面。”

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除了官方组织的活动，其他集会一律禁止。为了把女学生们管住，明妮宣布四月二十九日是“大扫除日”。随后，“自治政府”要求我们出一百个人，到城里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活动。他们并没限定我们学校参加的人必须是青年学生，所以明妮认为我们应该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一百位妇女。可丹尼森夫人反对，说她们不是学生，不能代表金陵学院，她坚持要派女中学生。

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所有的人，包括美国教师，都支持明妮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子一肚子怒气，可能把“公众庆祝集会”看做是一种污辱。要是有人喊抗日口号，或唱抗日歌曲，就会给我们惹来大麻烦。还不止这些呢，爱丽丝和唐娜已经向我们报告，有几个女孩子正在谋划着抗议日本侵略的游行。我们可不想因为派她们去官方集会而把她们心中的怒火给点着，所以我们还是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了一百名妇女。

第二天早上，我们扛着写有“金陵女子学院”几个字的旗子正要出发，丹尼森夫人站在大门外，挡住了队伍。她对明妮说：“我不许你们打出我们的旗子，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明妮做个鬼脸，但还是让步了。“好吧，那我们就不带旗子了。”

于是我们就把旗子留下来，继续上路进城去了。丹尼森夫人两手握住旗杆，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渐渐走远了。远远看去，白绸子一飘一飘，遮住她单薄的肩膀。这时已是十点多钟，太阳升得老高，天气很热。女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去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游行，所以她们看去十分消沉，一声不吭地走着，有些人还低着脑袋。

为了防止有人抗议，也为了控制喝醉的士兵，城里边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站在三层飞檐、庙宇般的市政厅前边的广场上，每人发了一面纸做的小太阳旗。庆祝活动开始，首先检阅日本部队——一千人的骑兵、三路纵队的山炮、一个步兵团，先后经过主席台。每名领队的军官都举着闪亮的长刀，刀背抵着锁骨，带领自己的方阵前进。乐队奏出了《日本陆军军歌》。队伍经过检阅台时，军人们一起高喊“天皇万岁！”、“日本必定征服亚洲！”、“消灭敌人！”脚登高筒靴的两名日本将军和一些中国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其中就有潘吉米，他是个高个子，文质彬彬，不过两眼有些上下不齐。他总是表白，他来当这个副市长，因为这是他能保护本地老百姓利益的唯一途径，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已经悬赏两千元要取他的人头。在整个庆典过程中，台上一些傀儡政权官员一直眼睛望着地板，尽管不时地也得鼓鼓掌。

其中一个官员叫冯殷民，形销骨立，一对招风耳，曾在东京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他发表了短短的演讲，虽很简捷，却都是空泛大话。他赞扬日本当局在城内恢复秩序和常态的努力，还强调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东亚新秩序”。不到十分钟，他就高喊“天佑天皇！”、“日中合作万岁！”下台去了。接着，南京卫戍部队司令天谷少将通过翻译发表了讲话，他列举了让南京城的中国人受难的几条原因。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军队要对南京被毁坏负责，因为他们抵抗了以勇敢和无敌著称的皇军。一旦战败，中国官兵便消失在平民中间，利用妇女和儿童做掩护，这是很没有军人道德的。还有，蒋介石给全体民众灌输了对伟大的大和民族如此之深的仇恨，造成大多数民众对皇军充满敌意，拒绝合作或提供补给。更糟的是，城里到处都是狙击手，主要射击目标是日本军官。结果，很多指挥官只好穿普通士兵的军服，伪装自己。南京被攻占时，皇军别无选择，只能“处理掉”所有掉队和逃跑的中国军人；第二，从美国来的一些外国人，赖在这里不走，他们的在场，怂恿了中国人阻挠“胜利之师”。实际上是那些外国人，激怒了日本士兵去破坏军纪，向平民发泄他们的挫伤感，所以，那些西方人才是中国真正的祸害，应该被驱逐。

矮胖的将军戴着圆眼镜，胸前挎着两行绶带。他照着稿子念，两眼离手里那张纸和扩音器太近，以致听众几乎看不到他那张苍白的面孔。最糟的是，他的声音完全被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给淹没，翻译的中文讲话倒更引人注意。

讲话之后，又举行了反共示威游行，这个我们学校来的人没参加，只是站在一边当观众。连蒋介石都成了举着俄国人的锤子和镰刀的头号共产主义分子，游行者在检阅台前列队，队伍中有人举着蒋的画像，上面画了大红叉。

庆祝活动一结束，我和明妮赶快就带着队伍返回了校园。美国大使馆的约翰·埃里森给金陵学院打来电话，再三提醒学校里所有的美国人都得提高警觉，这几天暂时不要到城里去。

我们也不许任何学生到城里去，当天下午就在校内举行了一次布道会。三百多人来到小教堂，其中还有女中的学生。布道会开始，先唱赞美诗《天父领我》。接着是明妮带领的祷告——为亚洲和欧洲的和平，为减轻中国人民承受的痛苦而祈祷。然后路易斯·斯迈思做了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布道，两天后他就要动身去成都了。他穿着灰色短袍，使他的肩膀显得更窄了。他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十二节，论辩说，正义遭到毁谤，正是美德的象征。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宣称：“真正的基督徒，在遭到恶人诽谤的时候，应该感到喜悦，因为主说，你们将因他的缘故被人仇恨。这种诽谤，就证明你们遵循了正道。事实上，所有邪恶的舌头都不能真正败坏你们的名声。他们能达到的，只是对你们秉承的正义不容置疑的验证。让诽谤者摇唇鼓舌浪费他们的唾沫吧，我们则怀着清白的良心做我们的事情。”他还讲了，上帝才是唯一够格对正义作出裁决的法官，他的裁断永远是公平的。

我看得出来，他仍然被那些关于他与日本人勾结的恶毒谣言所困扰。他努力地为穷人和弱者做事，应该得到尊敬，而不是中伤。他最近完成了对南京城和郊区小镇损失情况的调查，把调查过的结果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在上海的水星出版社秘密出版了。

布道会在赞美诗《我是一个朝圣者》的歌声中结束。之后，丹尼森夫人请路易斯吃馄饨晚餐，我、明妮，还有另外四个教工也一道参加了。

那天晚上，中学的女生们都动了起来。有的戴上了黑纱，还有的在室外高唱爱国歌曲。从南边传来阵阵轰隆声，同时，礼花在云间绽放，让人想到柳树的树冠、倒挂的豆芽。官方庆典闹哄哄的，让女孩子们愤慨。美燕领头，一群人开始唱《大刀进行曲》，那是二十个月前，在守卫上海的部队中流行的战歌。姑娘们手挽着手站成一排，随着节奏摇来摇去，同时放开喉咙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她们唱着唱着，泪流满面，声音渐渐锋利刺耳。美燕比其他人高出半个头，在她们中间声音最大，还用一面小国旗打着拍子。

我们从餐厅的窗户往外看着她们。战歌唱完，美燕喊道：“打倒傀儡政权！

百十号人一齐响应：“打倒傀儡政权！”所有人的拳头都举向空中。路海竟也站在她们身后，用手按摩着后脖颈，仿佛要决定加不加入。我看得出他很激动，可他为什么只站在周围看热闹？他也参与这事了吗？

“血债要用血来还！”美燕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齐跟着她高呼。

“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大家又跟着她一起喊。

丹尼森夫人说起美燕：“我喜欢那姑娘。真冲啊，能成为一个好领袖。”

“她是大刘的女儿，血气方刚。”明妮告诉她。

“是呀，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她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在骂一个日本女人。”丹尼森夫人接着说，“和中国男人相比，我总是更佩服中国女人。”

“我们最好制止她们。”明妮说。不等老太太反应，她就出去了。我们几个也跟了出去。

明妮来到女孩子们跟前，说：“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都回宿舍去。”

美燕脸上燃烧着激情，跨步向前，激烈地说：“你干吗那么怕东洋鬼子？”

明妮吃了一惊，说：“我考虑的是你们的安全。要是日本人知道了，他们会开始调查，你们全都会有麻烦。”

“让他们来好了。谁还怕他们？”

“别说大话。”明妮警告说。

“闭嘴，美燕！”我说，几乎叫起来。

丹尼森夫人也过来干预了。“姑娘们，不要莽撞行事。听魏特林校长的话。这都是为你们自己好——她只是担心你们会受到伤害。”

“这里没有奸细。”另一个女孩说。

“那可难说。”明妮继续说。

姑娘们看看四周，看那几个傀儡政权官员的女儿在不在她们中间。那几个有钱的学生都不在，不过半个小时前还有几个在这儿，看着绚丽的焰火她们还拍巴掌呢。其中一位甚至还嘲弄抗议者，用食指抹抹脖子。这时，姑娘们似乎被明妮的话打动，有几个连黑纱都摘掉了，有几个转身回宿舍和教学楼了。人群在变小，可美燕和其他二三十人继续高唱爱国歌曲。

我和明妮，还有丹尼森夫人，一同离开了。快到大门口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骑兵正沿街跑过。我们停下脚步，看着那些高头大马奔驰而去，渐渐消失在黑暗里，马蹄仍哒哒地敲在柏油路上。我们继续向校园南边走去，两个美国女人长长的影子，交结在被月光漂白的地面上。





三十九


我发现学生们非常喜欢爱丽丝，不是因为她们喜欢英语，而是因为她教课的方式。虽然已经三十七了，爱丽丝却很年轻、性格活泼，一块方头巾蒙在玉米须似的头发上，从背后看，你很容易把她当成个学生，尤其是她和女孩子们站在一起时。她经常教她们唱赞美诗，唱美国民歌，表演美国生活的小场景——买菜啦、问路啦、上邮局啦、拉选票啦——甚至还教她们怎么做柠檬汽水、烤蛋糕、做苹果馅饼。五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明妮、爱丽丝在校园里散步，一边谈着怎么监管学生，尤其是看住那几个不安分的，不让她们再跑出去或招祸上身。爱丽丝答应经常跟她们聊聊天，好了解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