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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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饭了。这些天里，这两个人一碰到一起，老太太就露出一副得意的笑脸，也许在享受着她的小小胜利——把明妮从大房子里赶了出去。我还注意到，每当明妮离得不远，丹尼森夫人便会提高嗓门，强作高兴，仿佛所有人都是她的朋友。我知道那老婆子是故意要刺激她。

明妮走了一个星期后，我又收到了霍莉的来信。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现在到了镇江那一带，在一个难民救济中心工作。她邀请我到她那里去看看，说她住在高资镇外。那是个郊区小镇，从我们这里向东，不到一百里地，有个火车站可以到那里去。我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她了，很想去看看她，于是几天后我就动身，坐上了一大早那班火车。这天阴云密布，我带了一把雨伞，还带上两斤麦芽糖。

难民救济中心设在高资镇外面一个小村子里，很容易找到。霍莉见到我欣喜若狂，抱住我足有半分钟，仿佛她一松开手，我就可能不见了。她把我带进一个破旧不堪的农舍，来到她和一个叫秀芹的年轻女子合住的房间，她在给我的信里提到过她这个朋友。不多一会儿，秀芹来了，拎来一暖瓶开水，倒进一个瓷壶里沏茶。她个子挺高，方脸，二十四五岁。霍莉解开细纸绳，打开了我带来的纸包，往搪瓷盘子里倒出来一些麦芽糖，每块糖都粘满芝麻。我仔细端详她，发现她老了一些，一笑起来就显出更多的皱纹，但是十分健康，眼睛更明亮，宽宽的脸庞更生动了。秀芹要去接着做完包碘片的活儿，她告诉霍莉，午饭她安排，说完抓了一把糖就出去了。

上午已经过了大半，我和霍莉一边聊着我们都认识的人，一边大嚼粘牙的麦芽糖。我通常不太喜欢吃甜食，不过看霍莉吃得津津有味，受她的感染，我也跟着吃了一块又一块。霍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明妮，说她心地热情善良，还直来直去。霍莉还称赞了茹莲，说她是一个好姑娘，温柔有礼。我看见霍莉的小提琴，装在天蓝色的琴盒里，挂在墙上，下方就是放在她床上的一本《圣经》，床上只有一条单子蒙在一条毯子上，而床是由三个小架子支起几块板子，再铺上稻草垫子。摩洛哥羊皮封面的《圣经》是这间屋里仅有的一本书，是标准的美国版本，我还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版本呢，我总是用英王詹姆斯钦定版。我惊奇地问：“你现在属于一个教会了？”

“没有，我还是独立一个人。”霍莉笑着，轮廓分明的脸上还是一样的无所谓表情，“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跟着一个传教会，好求得保护。”

“可你在阅读经文了。”

“有时候读经文是一种乐趣。”

“那你为什么不入教会呢？”

“我和上帝对话必须要通过一个机构吗？”

我闭上眼睛，念道：“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不通过我，无人可以直达天父。”我停了停，睁开眼睛看着她。

“哎呀，你听上去像个牧师。”

“眼下我就是个主教。”我轻声一笑，接着又说，“即使你不需要教会，你还是需要耶稣，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他。”

“所以你一直四处游走，去寻找上帝？”

“我也在用心去寻找。”

“你是个很奇特的女人，霍莉。”

“这个我不否认。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烧了我的家，倒让我自由了。”

“你这话怎么讲？”

“没有那所旧房子了，我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以前我也听她这么说过，所以我把话题转了一下。“我钦佩你为我们同胞作出的奉献。你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了。”

“并不是这样的。我只属于我自己。”

“可你是中国公民，对吧？”

“国籍只是一张纸。我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美国。我说过的，我是独立一人。”

“可你一直在投身于我们的事业。”

“那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应该做的。我只跟随我自己的心愿走。”

“好啦，霍莉，你过着艰苦的生活，你的朋友秀芹也一样。你不能说你们俩为了这个国家没有作出一点儿牺牲。”

“我们这么干，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值得我们付出。一个人不必因为热爱某个国家，才做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一种生活，你会永远这样当一个寡妇？”

她放声大笑。“我知道和一个我爱的男人一道生活是怎么回事。人一生爱一次就足够了。”

“你还在思念你丈夫吗？”

“是的，思念。我丈夫哈里是一个诗人，虽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多。可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太喜欢对方了，所以，来生如果还能相遇，我们还愿意做夫妻。”

我咯咯地笑了，觉得她这个想法挺逗——这话像个信佛的人说的。“所以他去世以后，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是的。我跟几个男人交往过，不过他们都没法跟哈里相比。我的心门就渐渐对男人关上了。”

“那么你的朋友秀芹呢？她也不想结婚，不想有个家吗？她还那么年轻呢。

“她未婚夫也死了，他一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要不她不会这样生活的。”

“你跟我讲过她的不幸。”我知道秀芹的未婚夫是个军官，死在跟日本人作战的阵地上。

“她经常说，为他去死她都乐意——她爱他爱到那个程度。我劝她在什么地方安顿下来，可她愿意四处漂泊为教会做义工。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比较踏实。”

秀芹走进来，说该吃午饭了。她已经让厨子准备了一份肉菜，我们应该在开午饭之前去吃，不然的话，就可能让其他人眼馋，给厨房带来麻烦。我跟着她们走出门，来到充当餐厅的小棚子。

一小盆米饭，两盘菜——一盘是青葱豆腐炒小白菜，另一盘是猪肉丁炖扁豆，都放在一张简易桌子上，那桌子就是六根短木头上边钉着两块板子。饭菜味道一般，但我喜欢豆腐，夹了一些到我的碗里，用筷子拌一拌。霍莉用了把勺子，有滋有味地吃起肉来。看得出来，这是她和秀芹不常吃到的好菜。

空气中荡漾着牛粪味和新割下的青草味儿，远处稻田边一个小池塘，闪现着点点白鹅。我们正一边吃一边聊，忽然冒出一群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用饥饿的眼神盯着我们。不过都不出声，也没一个人往前迈步。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一只赤脚踩在另一只脚上，小嘴半张，嘴角流下口水来。我正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他们点儿饭吃，霍莉和秀芹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秀芹站起来，走到五个孩子跟前说：“你们都回去拿碗筷，过几分钟再来。我们会给你们留一点儿。不过，每个人都要保证，不要为抢饭而打架，听见没有？”

他们点点头，然后跑开了。我们赶快吃完碗里的饭，离开了座位。秀芹用块毛巾盖上剩下的米饭，在菜盘上倒扣了一个竹笸箩，挡住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有几只苍蝇，翅膀脱落了，在桌上爬着。霍莉交待厨子帮孩子们看住那些剩饭。“好的，”那男人说，“要是你又想惯着他们，我还能说啥呢？”

“要让他们一起分着吃。”

“我会的。”厨子说话时，把巴掌罩在耳朵后边，看他那样子，耳朵不太好使。

霍莉和秀芹下午要工作了，因为刚从安徽来了一些难民，所以我又待了个把小时之后，就告辞了，动身去火车站。开始下雨了，大大的雨点儿落在树梢、屋顶和我的雨伞上。我向北走去，一路上都在琢磨她俩的生活方式。我钦佩她们，但是不能说她们的生活方式比我的或明妮的更好。就算想和她们过一样的生活，我们也没那个自由了。就拿明妮来说，她肩上压的是对金陵学院那些穷困妇女和女孩子们的责任，她们都把她看做是自己的保护者。





四十二


夏天几乎平淡无奇地一天天过去，直到七月初的一天，从洛阳来了一封信，里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和一张报纸剪报，上面有我儿子的照片。报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游击队严惩汉奸卖国贼》，我读着文章，心头开始狂跳，不得不坐下来。文章说，浩文是在洛阳一家剧院门前被刺杀的。“大快人心！又一个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作者写道。

丽雅念了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边说：“高阿姨，你的儿子浩文被杀死了。他是一个好人，是出去到郊区给一个老百姓看病时，被他们用刀刺杀的。据说是因为一个被俘的中国团长死在他手上。浩文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那个人，可是那人腹部的伤实在太重了。对您失去亲人，我深感悲痛。”奇怪的是，写信人没有写下他的姓名，不过从信上流畅的笔迹，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中国人——也许是浩文的同事，也在日本军队里服务，所以不敢签名。

我和丽雅都哭出声来，把帆帆吓坏了，也跟着号啕大哭。丽雅把他抱起来，用手捂住他的嘴，“别哭，别哭，帆帆……妈妈给你好吃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抱到客厅，把半袋奶糖全给了他，他这才止住了哭声。

我家的天塌了，可我们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我把门插上，又关上了窗帘。我和丽雅哭得死去活来，瘫倒在床上，两人的头挨着，头发混在一起，都被泪水打湿。“妈，我们为什么会遭这样的大难？为什么啊？”她不停地哀号着。

我心里也涌起了同样的问号，可是我已经悲恸欲绝，说不出个囫囵句子。我们本能地知道，绝不能让邻居听见我们的哭声，所以用巴掌捂住嘴巴，使劲儿压低哭声。

要让我和丽雅隐瞒家里这场巨祸，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半死不活了，第二天不可能去上班。我们怎么跟别人说亲人去世这件事？我们不能提浩文是被游击队刺杀，那就等于承认他是个汉奸，罪有应得。可是，他的死不是已经登了报，广为人知吗？没错，不过也许只是在河南那边当地传开了。而在这边，除了明妮，没人知道他在日本军队里当医生。即使大家看到我们为他的去世而悲痛，他这个身份的秘密，或许还是能保得住。我和丽雅商量好，只对大家说，浩文是在回中国的路上被日本人杀害了。这是撒谎，但这个谎言能保护我们，也能让浩文的名声清白。

浩文的后事我们不能去料理，只能让他在什么地方当个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了。日本人并不把他们的阵亡士兵运回日本，顶多在一个尸体切下一根指头，把所有这些指头一起火化，再把骨灰分给每个家庭一点儿。儿子的尸体不能妥善埋葬，这个念头像带着尖刺的爪子，猛然揪住了我的心，我又哭了。

夜里，帆帆睡着了以后，我和丽雅谈起浩文远在东京的妻子和儿子。越想他们的前景，我们越感到无望。此时此刻，我们根本无法帮到盈子和阿真。事实上，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我们就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敢公开。我们相信，日本军方一定已经把她丈夫的死通知盈子了。我禁不住地想象那些等待她的守寡日子。从现在起，阿真就没有父亲了，他可能会被别的孩子当做“中国小杂种”，那些孩子会嘲笑他、欺负他。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几只巨手在拧绞着，我在床上打滚，又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起不了床，四肢酸软无力，觉得已经半瘫了。丽雅煮了米粥，端到床边，可是我咽不下去，喉咙里又红又肿。下午，丹尼森夫人来了，见我病成这样，她显得十分不忍。我对她说，我儿子在回家看我们的路上，刚刚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需要几天时间才能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她听说浩文一直在日本，感到很意外，但她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她可以看出，浩文的死对我们全家的打击是巨大的。她一边叹息一边痛骂日本人，说她真恨不能踏平东京。

“好好休息，安玲，”丹尼森夫人说，“我会叫茹莲接替你一段时间。”

我坚持说，自己很快就能下床。我生病期间，可以叫丽雅替我干事，因为反正我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经验，我可以指点她该做些什么。老太太考虑了一下我的建议，然后说：“那倒是真的。你在床上也可以安排事情，那就让丽雅当几天你的副手吧。”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日记里，提到浩文之死时，我只说成是日本人犯下的罪恶，现在我和耀平没有儿子了，我担心我写下真话来可能被别人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胡思乱想了很多，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经常在秋天里到紫金山去采蘑菇。那时候，纪念孙中山的宏伟陵堂还没有建立，因为孙中山当时还在世。我们会带上一小篮子吃的，水果和几瓶水什么的，在湖边或在明孝陵里的大石头动物和大枫树下野餐。天气好得不得了，天空蔚蓝，秋高气爽，不时吹来和煦的微风，轻拂着青枝绿草。我们还到长江里去划船，耀平在这种时候往往兴致极高，常常吹起笛子，我则坐在租来的小船的船尾，用一只独桨静静地划着。浩文和丽雅玩着浮水，在浅水中漂流。浩文发明了一种游泳姿势，他说叫“蛙刨式”：胳膊的动作是蛙泳，腿的动作是蝶泳。他把这个游法教给丽雅，可她的胳膊和腿就是不会像他那样配合协调。那些快乐的时光，遥远得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事了。

我还回忆起在堤岸上放风筝的情景。耀平手很巧，会做各种各样的大风筝，老鹰啦、花蝴蝶啦、凤凰啦、蜈蚣啦。人们都很眼红地看着他放这些大风筝。每当这时，浩文总是兴奋异常。有一次他事后发了两天高烧，因为他在酷暑天跑了几个小时。现在他死了，尸体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就算他还活着，我想他也永远不再是那个快活的孩子了……

如果他不是个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弃妻子，回到中国时，会很快从“皇军”开小差，然后可能会参加抗日部队，幸存下来。人们甚至可能把他当成一个舍家为国、奋力抗敌的真汉子去尊敬。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





四十三


一个星期后，我回去上班了。我和丽雅都没戴黑纱，生怕让别人注意到我家的处境。我戴上了浩文送给我的金手镯，不再管它来路正不正了。现在，它成了儿子留给我的遗物，变得珍贵了，所以我一天到晚戴着它，不过我把它藏在袖子里。

七月底的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整个暑假里，她依然忙着房屋修缮的事，现在，原来建了一半的公寓楼完工了，只是还没有住人。我在她那张桃花芯木办公桌前刚一落座，她就说：“安玲，我想让你帮我们裁减一些家庭手工艺班的学生。”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咱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恢复大学。”

“可是让那些穷人妇女到哪儿去？”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这里不能永远是难民营。”

“明妮知道这事吗？”我问。

“她无权过问这事。我们在纽约的董事会已经作出决定，他们给我来信了，同意我们学校的计划。”

“什么计划？”我佯装不懂，做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她嘴张得老大，好像含了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别绕圈子了。安玲，我了解你。你非常聪明，什么都明白，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嘴上一言不发，脑子里却转个不停。如果我拒绝合作，老太太完全可以把我解雇。可明妮走以后，没给我来过只言片语，现在我该跟丹尼森夫人说什么呢？

“安玲，”她接着说，“你跟我们十年了，我不想看着你离开。可是这一次，你必须帮助我们恢复大学。”说着说着，她泪水涌了上来，眼里含着怒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