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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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森夫人向在纽约的金陵学院董事会，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委员会都报告了明妮的病情。除了在密西根州的谢泼德镇有个关系疏远的兄弟之外，明妮没有直系亲属，而且她的兄弟对她在父亲临终前没有回家照顾老人至今耿耿于怀。现在明妮要回美国去治疗，这两家机构同意分担她的医疗费用。爱丽丝受命陪她返回美国，可是在这学期没有结束之前，明妮拒绝离开。直到丹尼森夫人向她保证，家庭手工艺学校和中学都不会解散，工作由她和爱凤两人负责，明妮这才同意了离开。

她动身的那天，尽管已是仲春，树木全绿了，花儿开得一团一团，地上蒙了一层茸茸的绿草，天空中传来阵阵鸟儿的鸣叫，可是天色灰暗，下着雨，还冷飕飕的。有十二三个人在大门口为她送行，大多是她的朋友和同事。我忍不住流了眼泪，哽咽着说：“明妮，你一定要回来。记住，你和我说好了的，要在南京共度晚年。你还答应了要教我开车。”我旁边站着唐娜和茹莲，她们都含着眼泪紧盯着明妮。她俩旁边是老廖，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脖子向前伸得老长，紫铜的脸膛绷得紧紧的，仿佛在努力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等你回来！”茹莲哭喊道。

明妮没有回答，茫然地微笑着，好像所有的情感都从她体内漏走了。大刘沉默地注视着她，嘴唇拧动着，眼镜片一闪一闪的。他朝她挥挥手，可她毫无反应。

丹尼森夫人把手搭在黑色轿车的门上，脸色阴郁地说：“明妮，一定要好起来。记住，你是我们中的一员，金陵学院就是你的家，我们永远都会让你回来的。”

明妮神情恍惚地看着她，嘴角起了些皱纹。她没有听懂老太太的话。接着汽车就开动了，留下了一股废气的味道，还有蒙蒙细雨中所有挥动着的手臂。





尾声



五十一


爱丽丝给我寄来关于明妮病情的报告，由我转给吴校长。以下都是她写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上海）

我们去上海的旅行平静又愉快。我听说，美国“吕宋号”军舰曾经是亚洲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舰队的司令格拉斯福德就在“吕宋号”上。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到我们船舱里来过两次，看我们是否一切都好，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大多数时间里明妮都很安静，但一开口就是责备自己，说她已经变成我和大家的负担了。她对自己的病似乎很清楚，跟我说她很快就会康复，就会返回学校继续她丢下的工作。晚餐时，我们和舰队司令坐在一桌，明妮显得很高兴。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爱荷华城）

我们回美国的航行很艰难。事实上，我们三个星期前上了“亚洲女皇号”，先驶往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港。我们碰上了约翰·马吉，他去年返回中国从事救济工作，现在是回家去。有他在旁边，明妮似乎很自在，可是她晕船，这就使她的病情恶化了。她对我说，如果不是有我陪着他，她早就跳海了。这话把我吓坏了，而且她多少有些自杀倾向，不肯吃也不肯喝。马吉牧师和另外两个传教士，加上我，大家轮流照看她，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单独待着。

昨天，明妮住进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精神病院，我住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明妮由伍茨医生负责治疗，一个人住在一间干净的病房里，从窗户可以俯瞰一个小公园。医生诊断她得的是抑郁症，还说，大多数罹患这种病的患者都会在两个月内康复，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




一九四〇年七月九日（爱荷华城）

我每天都去看明妮。我们一起外出散步，或是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还到一片小树林里走走，在那里自己做一些令人愉快的小祷告。今天下午，她要一个护士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要我带她去火车站，好永远地离开爱荷华。护士当然不听从她。今天晚上我去看明妮的时候，她感到很惭愧，不停地说：“我怎么能做这么自私的事情？”我跟她说，这件事过去了，只要她不再那么做就行了。

“我一定要好起来，不再当别人的负担。”她说。

她一直在好转。我希望她很快就能康复，这样我就可以回德克萨斯州看望父母了，不过目前我还是应该守在朋友身边。

我刚收到金陵董事会丽贝卡·格里斯特的来信，说他们为明妮筹得一千二百美元。这太好了。明妮一直担心金陵学院在她身上花钱太多，我明天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她。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爱荷华城）

明妮经常说：“我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建了一个错误的家——一个容易破碎的家。我早应该知道，一个家不必非是一个物质实体。”可是接着她会纠正自己，说：“我不该抱怨太多。成百万的中国人，在战争中不仅失去了家园，而且失去了亲人。和他们相比，我幸运多了！”

她想尽快把病治好，早点儿回到金陵学院去。她在美国没有家人，她兄弟拒绝来看她。另一方面，她的家乡，伊利诺州的塞科尔镇，正在为她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她回家，他们已经把八月二十二日定为明妮·魏特林日。明妮对此一无所知，塞科尔镇的人们也不知道她精神崩溃的事。伍茨医生认为，目前要明妮回家乡还是太冒险，因为任何情绪激动都可能让她陷入更深的抑郁。我给塞科尔镇那边打了电话，解释了明妮的情况。他们好失望，甚至要派代表到爱荷华城来看望明妮，但这是伍茨医生所不允许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爱荷华城）

有时候，明妮完全是个正常人；有时候，她又非常郁闷。她密切关注着战争新闻，为中国和欧洲的形势担忧。她要大家为她祈祷，说她如同相信药物一样相信祈祷，需要大家帮助她“走出阴影的峡谷”。昨天，她说她应该准备下学期就返回中国。我每天夜里都为她祈祷。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布朗郡州立公园）

根据伍茨医生的建议，我们一周前来到了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医生相信，新鲜空气和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对明妮有好处。她很喜欢这里的安宁和寂静。每天早上，我们沿着林间小径散步，还沿着欧歌湖遛弯，湖里有很多水鸟。它们都不怕人，还直接从你手上叼面包吃。明妮很喜欢喂它们。

医生停止了可拉唑，因为服用此药使她背疼，也让她肩膀酸疼得更厉害。目前没有任何治疗，她似乎仍在不断地好转。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们在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待了不到一个月。伍茨医生同意让我带她去我父母在德克萨斯州的家。这是我看望父母的同时还能照看她的唯一办法。明妮喜欢这里的暖和天气，开始在花园里帮我父亲干活了。她希望自己“有点儿用处”。

她经常提到南京的那个疯女孩玉兰，说：“谁能想象我最终也精神错乱了呢？”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我很想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报应。”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明妮经常宣称，她会被永久地关在精神病院里。她已经准备了圣诞节的礼物。她在这边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想用自己的礼物给大家一个惊喜。上个星期，她卖了两打她从中国带来的画片，把所得的款子，12。5美元全部捐给了中国救济会。伍茨医生吩咐说，我们不可把任何工作交给她，也不要唤起她对战争暴行的记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传教士协会的罗伯特·多恩夫人来看望明妮。她对我说，觉得明妮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两天后她就离开了。她和明妮似乎意趣相投，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明妮甚至自己给自己点了菜，这可是她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就无法做到的，因为决定任何事情对于她来说都很困难。多恩夫人离开以前，明妮让我们别替她担心，说她很快会好的，好了就回中国去。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离家两天去看我姐的双胞胎。我不在的时候，明妮去了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三十片安眠药。我回来时发现，她的情绪很恶劣，还指责我抛弃了她。我说，我才离开了两天去我姐姐家。“你看，我不是又回来陪你了吗？”我对她说。

可是她不相信。她拿出安眠药，一把都塞进嘴里。我吓坏了，无论我怎么求她，她就是不肯把药吐出来。我只好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我立刻把这事件报告给伍茨医生，他要我带明妮到印第安纳一家精神病院去。医生强调说，路上我绝不能只身一人陪伴明妮，所以多恩夫人会来的，我们将一起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没去精神病院，因为多恩夫人为她另外找了一个医生，卡特博士。他为明妮检查之后，说她正在恢复。医生重新开始给她注射荷尔蒙。明妮就住在多恩夫人在城中的公寓里，上午她去多恩夫人的办公室，帮她包包裹，贴地址标签，给中国的难民们寄去。晚上她们在一起读书、聊天、看电影。有时候我也和她们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在好起来。

多恩夫人今天晚上告诉我，她会给明妮分派一项更复杂些的工作：搜集关于传教士教育方面的文章，并将其一一存档。明妮喜欢这个主意，觉得这是让她的大脑完全恢复的好办法。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郊区一座小教堂，那里的主管牧师是多恩夫人的朋友。明妮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决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她肯定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康复。她还提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份遗嘱。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昨天下午，我们为明妮举行了葬礼。来了六个人。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没唱圣歌，因为只有我们六个人。多恩夫人简短地讲了话，说：“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我真希望多恩夫人说“像英雄一样倒下”。

今天早上，明妮的遗嘱被打开了。她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总共七百一十元，她把这笔钱捐给金陵学院，作为奖学金的一笔基金。她还把自己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了我们学院。在遗嘱的结尾，她写下：“金陵永生！”





五十二


明妮死后半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作战。日本没收了我们学校，将丹尼森夫人、唐娜和爱丽丝驱逐出境。我们的校园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日军骑兵的营房。

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和丽雅干各种杂活儿来维持生计。我丈夫耀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牙齿掉了一半。这期间，我女婿也回来过一次，看他的老婆和儿子，可他跟着国军，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逃到台湾去了。后来他从香港给丽雅来了一封信，要她改嫁他人，因为他再也回不了大陆了。他在信里暗示，他在高雄会组织一个新家庭。“人生苦短，耗不起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他写道。丽雅卧床了几个星期，两年以后她还是和一个商店职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

由于过去同美国教授们的关系，我丈夫被共产党定为不被信任的人，不过他仍然在南京大学当讲师，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大刘就没这么幸运了。瑟尔·贝德士一九五零年春季离开中国时，几十个中国人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刘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瑟尔，将来再回来啊，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些话作为他反动世界观的证据被报告上去了，七年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总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还会回来统治中国。为了这个，他受了几十年的罪。

本顺也很倒霉。他跟着路海和美燕逃出金陵学院，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遣送回来，在一个砖窑劳动改造。我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见过他——他长高了，却像个老人一样驼了背，头发花白，已经开始谢顶，其实他还不满三十岁。他叫我阿姨，我只点了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路海和美燕双双死在战争中，也许那倒比本顺幸运些。路海死于日本炮火，美燕是在救护伤员时被冷枪打死的。虽然有她的烈士身份，她父亲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却还是要受苦。时代的变迁对娄小姐倒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莫妮卡去世之后的孤儿院工作了几年，后来，共产党掌权之后，她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吴校长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尽管他们反复催促她。因为这一点，她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重新当上了金陵学院的领导。后来我们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她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尊重，我又重新为她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见证，我的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南京日报》连载了，我作为帮助明妮·魏特林管理金陵难民营的中国女人，也出了点名。一九四七年夏天，政府有关部门召见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东京当一个目击证人，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所有的听证会都在一座大白楼内举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出席。中国方面并没有为审判作太多准备，以为作为战胜国，我们能够任意惩罚那些战争罪犯，而日本方面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每一名被告都被分配了两名律师，一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绝大多数日本律师都一声不吭，可是那些美国律师却又张狂又自大，甚至嘲弄证人，好像是我们在接受审判。结果，法官只能把一些律师赶出法庭。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一群中国证人正要走进法庭，忽见一个身穿白色和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子，在朝我鞠躬。我立刻认出了她，赶快离开众人，把她拉到一边。盈子一个劲儿鞠躬，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眼泪涌出我的双眼，可是我不敢说得太多。她把阿真推上前来，对他说：“叫奶奶。”

“奶奶。”孩子讷讷地说，前额上现出一团细小的皱纹。

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劲儿地亲——连他的味道都像他父亲。“你上学了吗？”我问。

“嗯。”

“几年级了？”

他没听懂，盈子帮他说：“二年级。”

“你生日是哪天？”

他母亲替他答道：“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