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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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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嘴，你这马屁精！”一个男人在后边喊道。
我站起来说话了。“这里是礼拜堂，不是你想骂就骂的下等小酒馆。不许你再骂人，否则就请你出去。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得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
人群不出声了，大厅里一时异常安静，使得远方的炮声突然显得更近、更响了。娄小姐和我坐下以后，明妮继续说道：“我们欢迎所有妇女和孩子，不过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年轻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就是说，如果居住在安全区内，我们建议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是留在自己家中。”
“小男孩们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从后排问道。
“问得好，”明妮说，“十三岁以下的男孩我们可以接纳。”
“我家孩子十四岁，长得很小。”一个母亲叫着。
“可是有些十四岁的男孩几乎是成年人了。我们得省出地方来给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至于你儿子嘛，你应该说他只有十三岁。”
这话引来一阵大笑。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还是那个女人接着问。
“到了留在家里不再安全的时候。只可以带着你们的铺盖、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少量的钱过来，箱子什么的都不要带。”
会议结束之前，热情的娄小姐大声朗读了《旧约·诗篇》第七十章。她用高亢的声音念道：“主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唱了赞美诗《万古磐石》。我敢说，只有少数人背得下来那歌词，有人双手捧着大本的赞美诗集。然而，我们人人都放声歌唱，歌声真切而有力。
那天晚上，我们迎进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乡下，有的人是从东边三四百里远的无锡一路跋涉而来的。日本人不仅抢掠了他们的村镇，还抓走了青年男女，他们只好弃家而逃，跑到南京来，或是跨过长江跑到浦口去。他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外区，切断了中国军队在那边撤退的路线。日本兵沿路把大部分房屋付之一炬，用不着的东西看见什么毁什么，把铁路两侧一里多宽的灌木丛和树林悉数砍倒，以防他们运输补给品的火车遭到埋伏。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也摧毁了一些民房，尤其在句容一带。同时命令居民离开自己的村庄，然后把他们的住房烧掉，好为大炮扫清所有可能的障碍，这就造成南京各个城门前都聚集了大批难民，希望能进城来。
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在我们面前瘫倒，坐在一块石头上哭诉她的遭遇。“我女儿和我进城来卖芋头，”她呜咽道，“可是光华门前那么多人，我把她给弄丢了。我以为她可以进城门来，约好在城墙边上碰头，可是我进来以后，日本鬼子开始轰炸，城门就突然关上了。我在里边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法出去找她。我们的家已经没了，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我那苦命的孩子，刚十一岁呀……”
有些人家倒还没有走散，可是男人们得去另外的地方找避难所。他们大多都很愿意另外去找，有些人甚至感激不尽，只要老婆孩子安全了就行。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到明妮跟前，乞求她给家人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钱。她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听说，那些也接收男人的难民营，都在迅速爆满。我们没有预料到难民来得这么快，此刻，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已经到来一百多人了。明妮让红脸膛的路海赶快把厨房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好开始给难民分粥。
五
第二天早上安静得出奇，几个钟头都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东边、西边和南边的炮击声都停止了。我们禁不住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已经进入南京了？可那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军队都还守在阵地上。明妮和我正在商量如何安排拥入的难民，我们的园艺工老廖来了，递给明妮一张传单。他是她多年的朋友了，合肥来的。十八年前，明妮来到金陵，接替返回美国一年去筹钱的丹尼森夫人，当了这里的代理校长，从那时候起，她就雇了老廖，因为她想创建一所美丽的校园。“今天早上我在西山捡到的，”他指着那张纸，微笑着用粗哑的声音说着，仿佛今天对他来说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灌木丛里有好些呢，一定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我不知道上面说些什么，不过我觉得你也许很想看看。”
明妮大略扫了一遍，就递给了我。传单上印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他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投降，宣称“这是保护无辜平民和古都文物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欢迎皇军进城。劝降书中还说：“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人，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以前，必须全部投降，苟欲继续交战，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
此时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明妮告诉老廖说，“这是日本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下达的一道命令。”
“从来没听说过他。他想怎么样？”
“他要求中国人立即投降，把南京城交给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嘛，”老廖抓了抓后脑勺，“我可不知道。我希望他让大家过安生日子。”
他的回答倒把明妮逗乐了。老廖不像别人，他对日本人的逼近没什么恐慌，尽管连他女儿都带着外孙们撤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关心的只是种花种菜，战争不战争的，根本不在他的视野里。可明妮还是深深地喜欢这个老花匠，他总带着一身青草气息，是个非同凡响的“绿手指”——不管是什么，他碰过之后，没过几天就变得漂亮又茂盛。等他慢吞吞地走开之后，我把他的回答仔细回味了一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普通民众总得活下去，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统治，只要他没有破坏人们的生计，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不过，我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日本人近来犯下的暴行都跟这样一种可能性截然相反。
松井石根将军的传单可能解释了今天早上为什么这般安静——入侵的部队一定是在等待我方对最后通牒作出反应。我把这个分析对明妮一说，她也表示同意。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医疗设施，他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电话线当时已经不通，所以他本人只好亲自跑来。金陵学院到这时候已经接受了三百难民，这让路易斯很意外，不过他称赞了我们谨慎的计划，还告诉我们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的四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刚刚离开了南京。不过，他让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加入救济工作的队伍了。
路易斯来自芝加哥，在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生性敏感，有些虚弱，但说起话来总是很富于表现力。即使在平时和大家说话，他也像在发表演说似的，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这些天里，路易斯的情绪似乎十分高昂，仿佛迫在眉睫的围城给他输入了活力和体力。他甚至对明妮承认，他很享受“所有这些活动”。我想，他大概从来没发现自己的人生这么积极，这么富有意义——尤其是这么紧张热烈。明妮邀请他到宿舍主楼去吃午饭，我也去了。伙食很简单，米饭，清炒雪里蕻，咸鲭鱼。路易斯和明妮一样，是为数不多喜欢中国饭的外国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城里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外国食品店更没影儿了。而且，常吃当地食物，据说是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痢疾、疟疾等疾病的免疫力。路易斯告诉我们，他组建急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军队对所有汽车都任意征用。到目前为之，他手上只有两辆还能跑的带篷货车。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跑，要确保每个难民营都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我们一边吃着饭，路易斯又谈起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曾经试图促成停战协定的事儿。前一天，他们建议停火三天，在这三天里，日本皇军停止进攻，而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这样可以让日本部队和平进城。尽管唐将军公开的态度是“决战到底”，实际上他非常希望实现停火。他请安全区委员会致电蒋委员长，并通过现在班乃号上的美国大使馆同时致电东京。瑟尔·贝德士和美国长老会在南京的牧师普莱默·米尔士，带着唐将军的一位副官前往停泊在下关一带的美国炮舰。关于停火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唐将军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焦急不安地等待回复，然而蒋介石今天早上回复了：“绝无可能”。
“真是愚蠢和荒唐，”路易斯评价蒋先生的拒绝，“他简直不考虑停火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现在南京城是在劫难逃了。”路易斯叹道，小胡子随着他的咀嚼颤动不已。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镜片几乎盖不住他暗淡的眼睛。
“他一定是为了保全脸面。”明妮说。我知道她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来参加过金陵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一次，他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端起瓷茶壶，给每个人的杯子都加满。
“谢谢。”路易斯说。
“在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去担心什么个人的脸面，太荒唐了。”
“可怜的士兵们，他们都像老鼠一样给困在城里了。”明妮说。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算守城。这种愚蠢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从军事上除掉异己。”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想削弱唐生智将军的势力。他的德国顾问曾经劝告他，不要做保卫首都的打算。南京城周围的地形就像个大口袋，袋口就在通达长江南岸的下关。如果人数有十万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从东西两头进攻，他们可能首先占领下关码头，从而彻底切断南京防区十三个师和十五个团总共十五万人的撤退路线，并把这些兵团全部挤进以城墙为界的大口袋里。从军事观点来看，守卫这样一个地方，简直如同自杀。
明妮问路易斯：“这么说，今天早上的安静，只是飓风中心的平静了？”
“日本人随时可能重新开始进攻。”
当天晚上，日军对南京城内的炮击又开始了。巨大的炮弹落在城中心的新街口一带，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弹无数次落在市民聚集的安全区内，每一条通向中立区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人们把家当装在所有能找到的车子上——独轮车、人力车，甚至婴儿车，任何带轱辘的家伙都被利用上了。很多男人用扁担挑着担子，很多人背着铺盖卷。女人们抱着孩子，或手提衣裳包裹和热水瓶。已经走不动路的老人，坐在大竹筐里，被两个人用长扁担抬着走。我们听说，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圣经教师培训学校难民营已经满员，可他们还在不停地接到新难民。比较之下，金陵学院只接收了近七百人。很多难民拥来，但我们坚持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很多妇女不愿意和家里男人分开，就另外去找可以接收全家的难民营了。有些男人在我们大门前开口咒骂大刘、娄小姐、霍莉和我，有一个人甚至向我们学校的牌子和栅栏门上扔泥巴。
整整一夜，拥入难民营的难民源源不断。随着其他难民营的爆满，现在所有男人都愿意把家人留在金陵学院，然后自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庇护所。人们听说我们学校对妇女和儿童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就一齐拥来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个个应接不暇，于是难民中有不少人主动来帮我们的忙。由于到来的人太多，第二天中午时分，教师楼已经满员，中心楼和练习馆也都满了。有些人我们收下来后，他们哪个楼也去不了，就从附近一个工地上搬来砖头，在操场上自己搭住处了——长方形的窝棚，活像一个个大炉灶，上边盖一块竹席，用树枝削出的细棍支着。
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从一大清早就没有停息过，东北方向的紫金山燃起大火，那一带战斗正激烈，浓烟时常遮天蔽日。炸弹无数次在安全区外的什么地方爆炸。日军轰炸机没有任何警报声就出现了，此时偶尔会有一两门高射炮还在朝它们射击。一有飞机飞过我们的校园，大多数人都赶快找地方躲避起来，可有些从乡下来的人，却以为安全区里是可以防弹的，所以他们就待在原地，眼看着飞机轰炸和扫射。路海和大刘只好朝他们大喊大叫，要他们赶快藏到隐蔽的地方和防空洞里去。
那个两天前跟十一岁的女儿失散的母亲，整整一天都站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边，两眼盯着人群，希望可以找见她的孩子。她不断地问人，有谁看见一个短头发、脸上有酒窝的小女孩没有。可谁都没看见。娄小姐端给她一碗米粥，那母亲一言不发地吃了。我想过把她带进门来，但又转念，还是让她待在那里，继续伤心吧。
六
第二天，日军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南京城。校园里，人人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干着活儿。北校园的两座宿舍楼中间，搭建起一些竹席窝棚，我们让小贩在窝棚里向难民卖吃的，蒸米饭五分钱一碗，不带芝麻的烧饼，也是五分钱一个。不过，每人一次限买两个或两碗，不得买双份。当地的红十字会已经答应在这里开设粥场，只是到现在还没设立起来。有些难民既没食物，身上又没钱，就只好挨饿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为止，我们已经接纳了大约两千难民，总算还能把他们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头水舀子给疲惫不堪的新来难民分发热水，约翰·马吉牧师来了。我让手下的一个人替我接着分发，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刚从城里来，”他对我和明妮说，“那边情况可怕极了，福昌饭店和首都剧场门前躺了几十具尸体。有家茶馆被打中了，胳膊腿被炸得满天飞，挂在电线上和树梢上。日本人随时会开进城来。”
“你是说，中国军队放弃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愤怒了，两眼喷火。
“我说不准，”马吉回答，“我在安全区里看到些军人，在抢商店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们就这么散伙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们以“保卫南京城”为名义，在郊区烧毁的那些农舍。
“现在还很难说，”马吉回答说，“还在作战的也有。
他告诉我们，下关一大片地区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筑、斥资两百万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楼，连同它那富丽堂皇的礼仪厅，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带不走的，中国军队一律将之毁掉，把很多房屋都烧了，包括蒋委员长的夏宫、军事学院、现代生化战争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铁道部以及警官培训学校——全都烧了。也可能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吧，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蒋介石和所有当官的都撤走了。
约翰·马吉正说着，一个戴着一顶护耳毛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走过来，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
“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
“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
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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