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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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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
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
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
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
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冲两个日本兵挥挥手，把老胡放了，带着其他人走开了。
“也救救我，魏特林院长！”另一个声音哭叫道。那是一个叫范树的孩子，他正被日本兵拖着走。他奋力挣扎想要挣脱，胳膊里还夹着个篮球。
我们都朝范树跑去，可是一个日本兵猛地转回身，端起了步枪，刺刀正对着明妮。她毫无办法，只能待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孩子连同其他三个我们不认识的中国人一起拉走了，其中只有一个人看上去比较强壮，像个当兵的。范树是给一对美国老夫妇干活的，他们刚刚离开南京，想必他是留下来帮他们看房子的，可他悄悄跑到这里来打篮球。他刚十四岁，个子和块头要比他的实际年龄高大，所以日本人把他当个军人抓了。
“谢谢您把我救下来，院长。”老胡说着，朝明妮鞠了个躬，现出他已经斑白的头顶。“我攒了整整一年的钱才买了那件大衣，被他们抢走了。”“这帮该死的！”明妮顿足恨道，两脚周围扬起灰土，“本顺，本顺，你在哪儿呢？”
“在这儿，我在这儿。”本顺跑过来了，他是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孩子，我们的送信员。
“去告诉拉贝先生，日本人在我们学校逮人。”
“我不会说外国话呀，院长。”
“他的秘书韩先生会说英语，让他给你翻译。请他们过来帮我们制止那些日本兵乱抓人。”
本顺小跑着去了，两只胳膊肘一摆一摆的，脚上一双警靴他穿着太大晃来晃去。他比实际年龄显得个子更矮小，只有一米五的样子。我感到派他去送这个口信未必明智，不过我没把这个疑虑说出口。就算拉贝先生知道了，他又能怎么样？这种任意的抓捕，在整个南京城一定到处都有。
下午两点左右，茹莲来了。她的外号叫“佛勒小姐”，因为她酷爱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因为“佛勒”这个英文单词有鸡鸭的意思——她是家禽饲养员。她气喘吁吁地说：“山坡上有几个鬼子。”她指着西边，她掌管的家禽实验中心在校园后边的小山坡上。
“你觉得他们会闯进养鸡场吗？”明妮问她。
“肯定会的。”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明妮得留在大门口，于是，我和路海、霍莉跟着茹莲赶快朝西边走去。我侧眼看看年轻的茹莲，她穿了件乡下女人的深蓝色褂子，一张光滑的脸上抹着烟灰。她现年三十一岁，面容姣好，却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病怏怏的。走起路来，她甚至显得有点儿外八字，好显得矮一点儿。然而她的漂亮是没办法完全掩盖的。我想逗她一下，说她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自己变成乡下人，但还是没张口。
家禽中心的鸡、鸭、鹅都像疯了一样嘎嘎大叫。我们走进饲养院，看见两个日本兵在里边，一个抓着一只鹅的脖子，那鹅的两脚无声地在空中蹬着，另一个正在追逐一只长尾巴公鸡，那公鸡飞到一个架子的顶上，歪头瞪着那日本兵，身上的红黑羽毛一抖一抖的。那人嘴里骂着公鸡，还朝地上啐着。
“嘿，嘿。”霍莉大喊道，“它们可不是吃的！”
日本兵停下手，朝我们走过来。那个高个子指着一只母鸡，凶巴巴地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矮个子用中国话说，“吃……鸡……肉。”
“不行，不行。”我很高兴他懂点儿中文，“这些都是做实验用的，不是你妈妈养的那种鸡鸭。不要吃有毒的东西，懂不懂？要是吃了这些鸡鸭，你会七窍流血的。”
“有毒？”那人问道，又对同伴咕哝了几句。两人都一副不解的模样。
“是啊。”茹莲指着墙边一排棕色瓶子，里边装着给家禽治病的各种中西药。
那矮个子又对同伴说了几句，高个子把鹅松开了，又朝一个陶瓦水盆踢了一脚。他二人大步走了出去，恨声恨气地好像是在诅咒自己的坏运气。
我们四个人在里边相视而笑，因为所有鸡鸭都很健康。“我的老天，‘你会七窍流血的’。”霍莉对我说，“你一定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
茹莲咯咯笑了。我们赶快返回校园，下午饭时间到了，又该给难民们放粥了。
本顺一去不返，明妮着急起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没有多远，他早就该回来了。我们不禁担心他可能出事了。那孩子是个孤儿，由我们学校出钱，一直住在附近一家孤儿院里，直到我们雇他来做事，所以他对于我们，不仅只是个雇员而已。
等难民们吃完饭，我们都去饭厅吃晚饭。很多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明妮和霍莉瘫在椅子上，说她们更想睡一觉，然后闭上眼，打算睡了。
“你们应该吃点儿东西，好有力气。”我说着，把一碗粥放在明妮面前，又把一碟炸黄豆挪近一点儿。我正给霍莉盛粥，路海冲进来了。
“明妮，”他说，“几个日本兵闯进我们存粮食的屋子了。”
“他们拿大米了吗？”她问。
“不清楚。”
“他们跟你怎么说的？”
“他们只给了我几拳。”一边说，他一边揉着受伤的脸颊。
我们三人跟着路海去了。有麻烦的那个房子在大门外对面。大米其实不是我们的，是红十字会配给粥场的粮食，九十麻袋放在那里，大约有一万八千斤。可要是日本人把粮食拿走的话，这里的难民就要饿肚子了。快走到房子时，我们看见门口一盏灯晃晃悠悠。一个日本兵拦住了我们的路，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站住，不许过来！”
“这是我们学校的房子！”明妮也冲他嚷回去，一边往里闯。这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年轻军官从放着粮食的屋里走出来。明妮朝他挥着一面小美国国旗，说：“大米是美国的财产，你们不能动！让你们的人出来。你是负责的吗？”
那军官听不懂她的话，转身朝身后的几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两个人走过来，把我们四个人向后猛推。接着，那当官的抽出他的大和军刀，在空中一边左劈右砍，一边尖声号叫，好像在舞台上表演。只听得军刀被他舞得飕飕作响，我们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再上前一步。
我们当即转身去了离这里不远、位于宁海路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约翰·拉贝一个人守在那里，像个军官一样戴着一顶钢盔。他的办公桌上放着过期的《德文新报》，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德语小报。明妮问他，本顺是不是来过，向他报告日本人到我们学校里任意捕人的事儿。“我没看见他。”拉贝迷惑不解，胖乎乎的两手绞在一起。
“老天，他可不要落到日本兵手里了！”明妮说。
“他根本没有到这里来吗？”我问拉贝。
“没有。我从早上九点就一直在这里。”
“我真不该把他派出校门。”明妮说。
霍莉说了大米的事。拉贝回答说：“也许我该去跟他们谈谈。希望我们还能够跟这帮暴徒讲讲道理。”
拉贝站起身，正准备出门，电话响了，他拿起了听筒。他的电话竟然还是通的，让我吃惊不小。电话是德国大使馆的罗森打来的，他说，有一队日本兵正在拉贝家和他的德语学校门口，马上要冲进院子。有几个挥着火把，扬言说，如果大门再不打开，就把火把扔进去。拉贝家里和学校里住进了几百人，除了难民，还有他的中国朋友、邻居、仆人及家人，所以他得赶快过去。
临走前，他叫来了寇拉，那个懂点儿日语的俄国小伙子。寇拉替我们写了一封简短的公函带回来，这样，明天早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信交给住进存大米的屋子里的日本兵。
寇拉从小在西伯利亚长大，他的祖先们祖祖辈辈都在和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做生意。他在南京住了快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叫他黄毛子。他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抓了好几千他们怀疑是中国军队掉队和逃跑的军人，强奸了几百个妇女，城南和城东的大街上到处是死尸。还有日本“放火队”，在好几个地区烧房子、烧大楼。更可怕的是，有些日本兵强奸妇女之后还要把她们杀掉，因为怕事后被她们告到宪兵队。其实，这时候城里根本没有几个宪兵。安全区内这类暴行的报告一整天都没有断过，可是拉贝他们一直无法和入侵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联系，只能希望军方能够很快控制住已经丧心病狂的士兵。
“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得到长官的默许，那些畜生怎么会这么奸淫烧杀。”霍莉说。
“起码是军方懒得管束他们。”寇拉表示同意。
“谁能想象这样的暴虐行为？”明妮说。
“我们该怎么办呢？”霍莉问道。
“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寇拉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校园时，看见几十个妇女沿着柏树树篱，背靠背坐在前院里。所有的楼内已经挤满，再也住不进更多的人了，可还是不断地有人拥进校园。明妮为本顺的失踪焦虑不安，说她必须去为他祈祷，道过晚安她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八
第二天早上，天气温暖，阳光和煦。看着院子里的难民，我对如同十月一般温和的天气感激不尽，那些失去家园、露宿风餐的人们可以少遭些罪，因为他们在露天里无遮无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设防的首都，就像挨了一棒的陶瓷盆子，这么轻易地就被敲破了。在北边，炮火声时起时落，隆隆之声伴随着浓烟和气浪。下关一带仍在激战，日本战舰正在炮击残存的中国军队，击沉那些试图渡河的船只和木筏。金陵学院周围，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
中午一过，霍莉和我出了校园，向东北方向的朝鼓楼一带走去。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回家，担心她的房子可能已经被抢劫，尽管她在前门钉了一面美国国旗，用美国大使馆的海报把门封上了。我们沿着上海路走过去，看见很多房子和楼房都挂出了日本旗，呼呼啦啦地像开了洗衣店。有几面白布单子做的旗子上还写着：“天皇万岁！”
“为了保全自己，那些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霍莉嘀咕着。
“他们一定是被吓坏了。”我说。
“我也是个中国公民，可我对日本畜生就不会说一句好话。”
“你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呀，霍莉。跟你说实话，没有你陪着，我是不敢走出校园一步的。”
我们拐弯，转进作为安全区东侧界线的一条巷子。这条街上有七八所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在被抢劫之后又被放了火，霍莉的家也是其中一幢，她的车也没影儿了。一个年轻人，胸上被刺刀戳了两刀，死了，侧卧在她家院墙底下，他的后背裸着，头发都烧焦了，露在外边的一侧脸被狗啃过。霍莉不认识他。“野蛮，禽兽不如！”她咒骂着日本兵，流下了眼泪，拉起围巾的一角去擦脸。
“霍莉，太惨了。”我低声说着，一手搂住她。
四周邻居安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连房顶上那些麻雀的叫声都没有了。一只波斯猫从隔壁邻居院子里的煤棚子里跳出来，凄凉地喵喵叫着，好像是饿了。霍莉一把抹去眼泪，说：“我想，就是这样了。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住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说。那简直不叫邀请，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学校不可缺少的一员了。她不仅是校园里少有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少不了她。另外，她还帮助我们的护士照顾那些生病的、怀孕的、或是临产的妇女们。
我们回到校园时，大门口聚集了大约四百个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恳求路海和娄小姐让他们进去。所有女人的头上都戴着白毛巾，显然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几个老人叼着长烟袋。我略有几分惊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只收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大多不会再来寻求庇护了。明妮对那些村民说，“我们只接受妇女和孩子。”
“求求您，我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恳求道。
“别的难民营接受整个家庭，你们应该去那里找地方。”我对他说。
“我们一步也不敢走了。”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人说，“要是被日本鬼子看见了，他们会杀了我们，再抢我们的老婆和女儿。”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慢慢走过来，她前额上贴着两块绷带，就像两个立在一起的小型十字架，一个比另一个高一些。她朝着还站在门外的霍莉和我哀求道：“大妈，放我进去吧。我们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流了满脸。
“怎么回事？”我问她。
“昨天晚上，几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藏身的破屋子；把我爹和哥哥都砍死了。他们剥光了我和娘的衣服，开始折磨我们。我大声尖叫，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打我，直到我叫不出声儿来，昏死过去。等我醒过来，看见屋里娘的尸体。她是再也受不了了，自己撞到门框上寻了死。”
明妮这时候走出门来。我听明白了，女孩子是被强奸了，就对她说：“你得让医生给你看看。我叫人带你去医院。”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要不是这些好心人，我连这里也走不来。”
“那你可以进来。”我说。
明妮让人带女孩去我们的医务室，然后她决定带着这群人到南京大学的难民营去。霍莉也要陪他们去，可明妮让她留在学校里，因为约翰·马吉刚刚走了，我们需要至少有一个外国人留在校园里，好阻止日本兵进来。
南京大学从我们学校走过去要大约十五分钟，明妮手里拿着美国国旗，在前边带着这群人走，我压后，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子。路过已经关门的美国大使馆时，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对面走过来，一边吆喝一边用枪托推搡着前边一个瘦弱的男孩子。那孩子推着辆钢圈箍着大木轮子的独轮车，车上装的是些抢来的物品——一堆干咸鱼，一捆粉条，一罐正卤着的鸭蛋，一座挂钟，一只怀了羊羔的绵羊被捆着，还在咩咩叫着。两个日本兵每人皮带上都挂着十几个银手镯、手表和金戒指。队伍中的所有女人都把头埋下了，直到日本兵走过去才敢抬起来。
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学，看见乔治·费奇正蹲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下，两手抱着脑袋。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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