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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世界尽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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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当时每天练完，就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很吃力，特别累。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买手机。临行前，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机。你就记住这两条。”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没有手机，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
那次世青赛，虽然我们拿了男团冠军，我是第一单打，但是单打半决赛我输给了小鲍，小鲍在决赛中又赢了索尼，拿到了世青赛男单冠军，在我们同年龄的选手里，一下子杀出重围，成了我们中间的“高帅富”。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是部索尼手机，那时的号码也一直用到现在，从没换过。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而且还不是彩屏，都要3000多块钱。所以，手机算得上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要站在床上面，把手举得老高，等短信发出去了，再放下来。
不过，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也有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而是用上了洗衣机。小时候在八一队，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大队员的。吃完饭，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但是这种“以大欺小”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也不会谁欺负谁。进国家队12年，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唯独洗衣粉，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结果，总是不出两天，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国家队的洗衣粉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
就这样在国家队待了一年半，转眼第二年的全运会在广东举行，我代表八一队出战。八一队的团体实力不强，反正就一场一场打吧。男单比赛，我放卫星似的进了决赛，对手是湖南的罗毅刚。这时候南京军区的很多领导就都飞到广东来看我比赛了。
那时候，连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没想过我能进决赛，而且第一局还赢了。虽然后来以1比2输了，但我已经很开心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它们才能变成你自己的财富。至少在2001年的全运会上，我是同年龄组中收获最多的，无论是成绩、赞美，还是自信。
带着全运会男单银牌，我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而我的职业生涯，也像坐上了云霄飞车一般，开始往最高点攀爬。
第九章 队友叫我“林一轮”
从2001年开始，我逐渐登上国际赛场的舞台。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就是马来西亚公开赛。那次我跻身前八，在8进4的时候输给了马来西亚的王友福。
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挺高兴的。因为在我印象中，我们以前的那些师哥，刚出道时也有前两轮就输球的，所以能进前八我很知足。
在下半年的广东全运会之前，我已经打进过丹麦公开赛的决赛，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际羽联为了加快比赛节奏、缩短比赛时间、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将每局比分改成7分，试行了一年多。2002年下半年，这一改革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认为羽毛球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反倒成了体力与力量的大战。结果，7分制就此终结，国际羽坛又回到了15分制的天下。
15分制得以“复辟”后，对我的打击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下从7分改到15分，我还没能调整过来，连续三站比赛都是第一轮就输了。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有长达八8个多月的时间，几乎都是第一轮就被人斩落马下。这时候，我的心态开始失衡，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有点害怕比赛。怎么第一轮就输了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点想不通。
因为我老是第一轮就输球，就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林一轮”。这时候，倒是有不少八一队的队友经常打电话给我，或是发来短信说：“比赛是这样的，你刚出道的时候走得太顺了。原来那些大队员不也是从第一轮过来的吗？这很正常。你就从头再来，努力加油呗。”他们这样开导我，我也不那么消沉了。
而在那段日子，国家队教练帮助我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我打比赛了。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比赛可打，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被雪藏”。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我也因此错过了2003年初的全英公开赛。这可是每年初国际羽坛最重量级的比赛＇1＇。我像是跟自己斗气似的，每天就是埋头苦练，而我身边都是一些同样没有比赛机会的比我更小的队员。但埋头训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随后紧接着到来的日本公开赛，我终于迎来了复出的机会。我像是一头被困多时的斗牛，横冲直撞，一口气杀进了男单决赛。而且，在来到冠亚军决赛之前，我的每一场球都打满了三3局，可以说，之所以能进决赛，完全是硬顶下来的。正是在这次日本赛中，我不仅战胜了自己的心魔，而且有种突破瓶颈、茅塞顿开的感觉。
虽然最后决赛输给了师兄夏煊泽，只拿到日本站的第二，但这个亚军对我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我迷茫、徘徊了大半年，突然又重新找到了比赛的感觉，而且坚定了自己训练的方向。
注释
＇1＇：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是世界上最早和最著名的羽毛球比赛之一，每年年初在英国城市伯明翰举行，从1899年至今已经举办了102届。在1977年国际羽联创办世界锦标赛之前，全英公开赛被当做非官方的世锦赛，在羽毛球运动中代表极高的荣誉。因此，羽毛球运动里一般意义上的“全满贯”，也包括全英公开赛的冠军头衔，是否获得过全英赛的冠军，也成为判断一个羽毛球运动员成就的重要参照之一。林丹在2004、2006、2007、2009、2012年五次夺得男单冠军。
第十章 第一次问鼎全英，Super Dan传遍全球
带着日本站的亚军，我满怀信心地随队伍出发前往福建晋江。我们要在那里为2003年夏天的伯明翰世锦赛进行封闭集训。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当我们出发的时候，“非典”已经在全球肆虐，全世界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为此，伯明翰世锦赛不得不一再推迟，甚至传出可能会取消。在不安的等待中，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我的第一届世锦赛。
因为“非典”，队伍在管理上比平日的封闭集训更加严格，活动范围就是训练馆、食堂、宿舍，外出必须有假条。但我也不觉得特别枯燥。因为经过了日本站，我开始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心里就盼着世锦赛赶快到来。
那年夏天，我练得非常刻苦，也自认为效果不错，很想在第一次世锦赛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在一拖再拖中，世锦赛终于在伯明翰打响。因为“非典”疫情，中国队三3个月内一项国际比赛都没参加，排名下滑得非常明显。我的世界排名也一下跌到40名开外，失去了世锦赛种子选手的资格。
结果，也许是宿命，我在16进8的比赛中就碰到了日本站时曾战胜过我的队友夏煊泽。那场比赛，我以0比2失利。比赛早早地结束，为我的第一次世锦赛之旅写下了遗憾。
为了这次重要的战役，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拼命地吃了那么多苦，但还是输了，这就是比赛。但是这种难过，我只能放在心里。
在那之后，我在现场目睹了夏煊泽半决赛击败鲍春来，最后又在决赛中成功问鼎。夏煊泽在队中人称“大嘴”，那是他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嘴哥”也给我和鲍春来这些师弟们好好上了一课。而如今，他成了中国男单的主教练，是我们的“夏导”。
与此同时，小鲍世锦赛前四的成绩也深深地警醒着我。我们俩同岁，又是同一批进国家队的，这种竞争让我无法回避。同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他打进了四强，而我连八强都没进。我再次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起来。
很快，那年10月，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简称“五城会”）就在小鲍的家乡湖南举行。我和小鲍分别代表厦门队和长沙队出战。四年一次的城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运动会，是对各省市后备力量的一次检阅，被称为“小全运会”。那年和我们一起参加“五城会”的还有刘翔、罗雪娟、易建联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道分水岭。我只知道，这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团体赛中，我和龚伟杰、谢鑫构成的铁三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居然拿下了男团冠军。
但随后的男单比赛才是真正的较量。我和鲍春来一路势如破竹，杀奔决赛。不出所料，我们顺利地在决赛中会师。
结果比赛只打了两局，我就以15比9、15比12取胜夺冠。那年我们20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8年的苦苦缠斗。
“五城会”后，在那年9月的丹麦公开赛上，我拿到了15分制下的第一个公开赛冠军，也是时隔一年半后再次夺得顶级公开赛冠军。在这次丹麦赛中，我第一次在赢球后向观众行军礼。有段时间，这甚至成了我的标志。不过，也只有在外战中战胜外国选手后，我才会这样做。
此后，我又连续拿下香港公开赛、中国公开赛等站的男单冠军。我的表现逐渐稳定下来，至少都能打进前四，决赛也是常有的。我把它称为世锦赛后的大爆发。
很快，2004年初，我又回到了伯明翰，等待我的是第94届全英公开赛。前一年在伯明翰失去的，我要重新夺回来。
我一路杀进决赛，面对的是我年少时的偶像——丹麦名将皮特·盖德＇1＇。我记得第一局是盖德赢了，但是此后我连下两城，2比1实现了逆转。这是我首次捧起全英赛的奖杯。赛后接受采访时，盖德对我表现出的冲击力非常赞赏，并用了“Super Dan”这个说法，从此“超级丹”这个名字就叫响了全世界，并延续至今。
那届全英赛，中国队席卷四金，是历届比赛中成绩最辉煌的一次。在后来的庆功宴上，坚持到最后的没几个。我去给教练敬酒，小鲍还跟在我旁边，一个劲地往我酒杯里倒酒，说我杯子里装的是可乐。其实那天我们喝的是红酒和黑啤，根本没有可乐。那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英赛之前，我刚刚拿下瑞士公开赛的冠军，再次坐上男子单打世界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说，十天内连夺两项冠军。面对即将到来的雅典奥运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激励。
回国后，不断有媒体找我采访、拍杂志封面，我都蛮开心的。那时候世界排名一下子飙升60多位，他们都称我是“火箭般的速度”。
注释
＇1＇：丹麦著名男子羽毛球单打运动员，最高世界排名第一，并长时间地保持在世界顶尖男单选手的行列。
第十一章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汤姆斯杯——我的首个世界冠军
全英赛战罢，全队首要的重大战役就是5月的汤姆斯杯＇1＇。当时，中国队的上一次汤杯三连冠还要追溯到1990年。也就是说，代表着世界羽坛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离开中国队的怀抱已经长达14年了。
为了备战汤姆斯杯，我开始主动给自己加练。比如别人都休息的时候，或是节假日放假的时候，我依然会让自己保持竞技状态。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经历了前几年的浮浮沉沉，让我觉得在中国羽毛球队不可能有什么天才，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努力付出，都在暗自较劲。虽说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我还不是世界冠军。要爬到山顶看一看，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旦你有丝毫的放松，就很容易摔得粉身碎骨。于是我想尽办法，尽我所有的努力，让自己保持“世界第一”的好状态。
出发前，我们并没有志在必得的把握，只能去拼。2004年时的印尼队已实现了汤杯五连冠，而且这次又是主场作战，外界根本就不看好我们。说实话，那时候的我们都算新人，我是第一次打第一单打，男双的蔡赟、付海峰也是第一次出战汤杯，而且我们的男双始终被压制着，在国际舞台上还属于受欺负的角色。但恰恰就是我们这一批新生代，全队从头到尾团结一心，靠着一股顽强的团队力量，愣是在印尼主场把汤姆斯杯给夺回来了。
印尼雅加达的塞纳扬体育馆，是世界上非常特别的一个赛场。那里的球迷非常疯狂。很多球迷朋友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可能都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狂热。在那里打球，就好比正经历一场重量级的拳击比赛。我还曾开玩笑说，能去那里采访的记者，大概也能胜任战地记者，因为现场的分贝大到你必须准备一副耳塞。
我不知道该如何用恰当的语言来形容，我只知道在比赛中我根本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球拍击球的声音，更别说教练在冲我喊什么了。你耳边充斥的只有观众的欢呼声和给印尼队加油的助威声。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做到心无杂念地专注于比赛。
小时候我去打印尼公开赛的时候，就有所体会。2004年的汤尤杯是我第三次去印尼，如今回想起来，仍能感受到当地观众带给你的山呼海啸般的震撼。
从出发去印尼之前，到后来的准备会，大家考虑得最多的就是观众的因素。因为对手之间相互都比较了解，就是怕一些外在的因素会干扰比赛。
凑巧的是，我们跟印尼分在了同一个小组。赛前，媒体对这个被称为“死亡之组”的小组的出线形势大加渲染。5月的雅加达气温高达35摄氏度，酷热难耐。媒体的推波助澜，把塞纳扬体育馆中狂热躁动的气氛推向了顶点。
中印之战如期打响。我记得第一场球，是由我对阵印尼选手索尼。我出场后，被主场观众的嘘声嘘得一塌糊涂，我顶了下来，拿下第一分。结果，到第二单打小鲍跟陶菲克上场的时候，小鲍受到的待遇远超过我，被嘘得更厉害了。陶菲克在那里就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国民偶像，他不仅是世界上的顶级球手，而且形象也非常好，印尼的很多球迷观众都很喜欢他。给他的欢呼，和给他对手的待遇自然大不一样。
整场比赛中，每当小鲍回球时，上万人就会整齐地发出“呜”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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