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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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自信和凝聚力传递给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信仰。对于犹太人来说，有可能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始终保持对自己民族信仰的忠诚。因此，有名有姓的夏洛克总是被他的邻居们以“犹太人”相称，而夏洛克本人也乐于接受这一称呼，并且主动地将自己和基督徒们划分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威尼斯商人》是一出喜剧，但也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最富于悲剧性者。很多人觉得夏洛克的狡猾凶狠是极其可恶的，而他的受窘与被罚则是十分可乐的；对居住在威尼斯的基督徒安东尼奥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夏洛克更是犹太恶棍和魔鬼的化身。笔者则认为，备受歧视的夏洛克所代表的是整个受压迫的犹太民族，夏洛克的遭遇恰恰反映了当时反犹主义浪潮在欧洲肆虐的事实。犹太文学家、诗人海涅在观看了莎剧《威尼斯商人》之后，就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民族（犹太民族）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缘故，竟然受着上下流社会的嫉恨。”　
　　让我们来看看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对话。“安东尼奥先生，在商场上你时常辱骂我贪财好利，我总是耸耸肩忍受下去，因为忍耐是我们民族的标记。你骂我是宗教叛徒，凶残的恶狗，在我的犹太袍上唾痰……就是你，曾经吐痰在我的胡须上，像踢野狗似的把我踢出门外。但现在你要借钱。我应该说什么呢？我是不是该说：一条狗会有钱？……或者是我应该深深地鞠躬，打着奴才的腔调，毕恭毕敬地说：先生，上星期三你吐痰在我身上，某日你又踢我一脚，又有一次你骂我为狗……”安东尼奥回答说：“我以后还许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　
　　夏洛克遭受如此侮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　
　　可以说，夏洛克被安东尼奥敌视的原因，可能正是夏洛克本人引以为荣的犹太情节或者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特殊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这种犹太情节，在安东尼奥眼中又恰恰是夏洛克或者犹太人骄傲自大的分离主义。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其著作《犹太史》一书中曾提到：“在约瑟统治时期，……阻碍同埃及社会融合的主要原因还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观点。”犹太哲学家开普兰在其著作《犹太教：一种文明》中写道：“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犹太人就因为表现出这种所谓的骄傲自大而被世人所反感和厌弃。”　
　　很多犹太人不得不通过踏上背教改宗之路以逃避自己悲惨的命运。海涅在被强迫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之后，发明了一句巧妙的遁词，即：犹太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不幸。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2）　在奉基督教为圭臬的威尼斯，夏洛克作为一个犹太异教徒以及文化异己者，自然也是被迫背教改宗的对象。但是，尽管夏洛克在威尼斯饱受欺凌，被扣上了“恶棍”的帽子，却总是敢于坚定地认同犹太文化，建构自己的犹太身份。正如他在剧中所表白的：“我可与你购物，可与你易物，可与你同路而行，以及其他任何事情，但我却不与你同食，不与你同饮，更不会同你祷告！”　
　　当然，夏洛克也会为自己的不幸辩护，且听听他的申诉：“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他，同样的医药可以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吗？”然而，威尼斯人对夏洛克寻求平等与公平的呼声置若罔闻，夏洛克的诸多努力最终只能付之东流。　
　　《威尼斯商人》最终还是在夏洛克改宗基督教的欢乐场面中结束，但是反犹行为并没有就此停止和消失。因为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太倾向是基于信仰的，它排斥的只是犹太异教，因而犹太人只要改宗基督，根据《圣经·加拉太书》论述的普世基督徒平等原则，他就不该再受歧视。15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淡化了信仰至上，其结果是在西班牙等地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在的反犹则是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血统不纯，即使改宗基督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因而反犹运动便由企图同化犹太人（诱逼犹太人改宗），发展为隔离、驱逐乃至消灭犹太人。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其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犹太人……也就是说，是反犹太主义者建构了犹太人”。犹太学者A·赫歇尔在分析了犹太人的伦理品格与面向世界的胸怀后也指出：“犹太人付出了一种代价。为了做一个正常人，他须是一个高尚的人，为了做人，他须不仅仅是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民族，犹太人须不仅仅是一个民族。”　
　　可见，夏洛克所遭遇的迫害，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独特经历，而是整个犹太民族几千年流散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每一个犹太人被迫害，实际上都是整个犹太民族在随着他遭受侮辱。　
　　图2…5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重要港口。　
　　生活在威尼斯的夏洛克，具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放债人，这两种身份决定了他不仅要忍受排犹行为的无理压迫；而且要忍受整个基督教社会对高利贷者的偏见、诅咒，这更使他的境遇雪上加霜。众所周知，在中世纪，最为人所不齿的职业就是放高利贷。然而，生活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却不幸与这一职业挂上了钩。在很多人眼中，犹太人就是高利贷者的代名词；事实上，犹太人的称谓本身在某些西方语言如英语中的Jew，德语中的Jude，都同时包涵“放高利贷者”的含义。　
　　由于反犹主义的存在，犹太人在职业选择上的余地很小。从5世纪末开始，欧洲便出现了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的法令，农业因此成为犹太人最早受到限制的经济领域。到了11世纪，为了垄断当地的手工业，欧洲城市非犹太手工业者纷纷组成行会，又将犹太人从手工业和作坊中排挤出去。之后，随着意大利威尼斯等商业城邦的兴起，十字军东征打通了欧洲通向东方的商道，欧洲非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中的崛起，犹太人的经商之路也被堵死。当时，西方国家的教会严格禁止基督徒放债，于是基督教的欧洲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真空，人们只好任犹太人去填补，于是越来越多在商业领域受到排挤的犹太人开始转向放贷业。可见，反犹主义与中世纪犹太放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放债才遭受人们的憎恶，而是因为遭受憎恶才走上放债之路。　
　　当然，看似有利可图的放债业对于犹太人来说也并非完全自由。只要非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的积极性对他们是一种威胁，他们就会给犹太人规定许多禁令。例如：16世纪初，法律规定波兰贷主的利率为百分之八，而犹太贷主的利率只是百分之三点五。他们也以同样的办法排斥犹太人做包税人。尽管有这些不平等的规定，犹太人在经济上仍然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但是，这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剥削和凌辱，他们不但要向国王支付比其他臣民高得多的税款，而且每当国库空虚或者统治者本人需要金钱的时候，他们还会被课以补充税。可见，没有金钱，犹太人在敌人面前就没有任何护身之物，没有金钱，犹太人就无法生存，犹太人只能用金钱来换取生命和一席寄居之地。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3）　尽管犹太放债活动为教会、国家、贵族、民众提供了他们所急需的资金款项，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贡献支撑着欧洲的社会，推动着被今人称之为社会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金融业的到来，但长期以来，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不仅没有得到肯定，而且随着西方社会以歪曲历史的手法把放高利贷者同犹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导致了犹太人和基督教环境的对立。犹太放债人夏洛克由于和基督徒打官司而倾家荡产的事实，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虽然夏洛克因为坚持割安东尼奥的一磅肉而被很多人唾弃和讥笑，但是他的这种行为恰好反映了犹太民族遵守契约的文化传统。也许现代夏洛克——美国犹太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一席话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夏洛克，他说：“金融市场不是不道德的，而是超道德的，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努力在竞争中取胜。我向往成功，但我并不想为追求成功而丢掉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严格区分商业活动与个人生活的原因。我发现，先挣钱然后再把金钱送给别人要比把道德考虑引入我的经营活动更容易一些。”根据这番话，是否我们也可以做如下猜想：夏洛克只是按照契约、按照市场规则和他本人作为金融业参与者的身份来行事，而安东尼奥先是傲慢地签订契约，然后又想办法毁约的行为才应该受到唾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夏洛克虽然只是莎剧中一个小小的文学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反犹主义的受害者，以及作为犹太放债人的身份和遭遇，却成为整个犹太民族几千年流散经历的典型案例。从犹太文化和犹太历史的角度入手重新审视夏洛克，一定能使我们对这个人和这个人所代表的民族多一分同情和关心。

金钱与拿钱换命的犹太人（1）　犹太人似乎生来就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他们与金钱似有不解之缘，而西方人更营造了关于“犹太人与金钱”的种种神话。犹太人擅于理财，在于犹太人对金钱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认知，由于犹太人的历史境遇，金钱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指令，从而影响和决定了犹太人对金钱的实际行为。但在“犹太人与金钱”的种种神话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距离。“犹太人与金钱”的问题决非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命题。　
　　图2…7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　
　　在德文中“Jude”除了有犹太人的意思之外，还有高利贷者和商人的意思。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犹太人是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又说：“犹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期票是犹太人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作为商业民族，犹太人具有一系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商业观念。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说过的一句名言——“有金钱的地方就有犹太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的一种普遍看法。在“犹太人与金钱”的问题上，西方人营造了无数的“神话”，即使像莎士比亚这样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也在《威尼斯商人》中不无偏见地塑造了著名的夏洛克形象，夏洛克及其“夏洛克效应”，给犹太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诚然，在犹太人中的确涌现了无数巨贾富商，犹太人在挣钱方面也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获利的犹太艺术”。金钱是进行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手段，犹太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看重金钱。马克思说：“犹太人的世俗的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上帝是什么呢？金钱。”又说：“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　
　　历史地看，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特别善于赚钱的民族，仅仅从犹太人天生精明是无法解释的，其中蕴涵着更为深刻的犹太人对金钱的独特观念，因为在犹太生活中，金钱已生成和表现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指令，并影响和决定了犹太人对金钱的实际行为。由于特定的历史遭遇，犹太人生发了一种对金钱的不同寻常的理解。通常情况下，金钱被视为一种决定生活水平高低的物质力量，但在犹太人眼中，金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决定着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且常常更决定着生活的本质——即生存和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犹太人往往视金钱为“生命的一种根本性的保障力量”。在漫长的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作为外来客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和争取生存的权利——包括物质生活的权利和精神信仰的权利。　
　　犹太人在银钱业上的崛起，许多人解释为犹太人被迫用金钱购买生存权。没有金钱，犹太人在敌人面前就没有任何护身之物。因为犹太人到处要纳税，特别是在寄居国，没有金钱，犹太人就不可避免地注定灭绝。这已被公认为犹太人善于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涉及到伦理问题：出钱购买生存权是否道德？如果不道德，那么是谁造成的？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犹太人善于理财的原因，犹太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作为一个最下层的商业民族，犹太人十分重视礼仪，在经商之中以银钱业为最可取，因为只有这一行业允许一个人全心全意致力于法律研究。因此犹太人之所以不得不经营商业，尤其是银钱业，以及他们的交易之所以成为一种受礼仪上限制的部落商业或民族商业，是有礼仪上的原因的。”　
　　犹太人每每受到异族人的桎梏和胁迫时，唯有金钱可以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释减这种外来的压力。犹太人以金钱购买生活权利的事例，在罗马、西班牙及欧洲其他各地都有突出表现。官方在向犹太人收取这笔特殊的财政收入时，曾经确立了年保护金、税金等等名目繁多的称谓，能出得起大价钱的犹太人，有时还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成为能够出入宫廷的“特殊的犹太人”。人们常说：“金钱在犹太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便是强调了金钱与犹太人生活、犹太人生存的紧密联系，所以“犹太人视金钱如命”之说，就不应再被简单地理解为仅是一种贬义的嘲讽，因为对犹太人而言，视金钱如命恰是一种真实和无奈。

金钱与拿钱换命的犹太人（2）　由于犹太人对金钱的特殊认知及其历史处境，犹太人必须不遗余力地去获取钱财并尽可能地想方设法成为富有之人，虽然历史上大部分犹太人不可能也并未做到这一点，但无论怎样，以“护身符”和“生存权利”为内核的金钱的意味一旦形成，便必定会在犹太生活中产生相应的现实效用。这种效用一旦实现，哪怕是部分实现以后，犹太人便又陷入了一种新的更加困难的处境：作为流浪客民，“犹太人”的身份本身已足以构成欧洲主民排斥的一个把柄和理由；而作为有钱的犹太人——那些从事着金钱的事业和会挣钱的犹太人，则又为欧洲主民提供了难以容纳的另一个有力的把柄和理由。在此双重的把柄与理由之下，对犹太人的诸种限制与重压便接踵而来，换句话说，犹太人生存的“费用”开始涨价，进入欧洲生活的“门票”价码越来越高。于是，犹太人必须加倍努力、加倍挣钱，方可支付购买生存权利的不断袭来的“通货膨胀”。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循环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金钱在犹太生活中的意义，也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促使货币增长的机制：犹太人须用金钱去购买生存的权利，因而犹太人须努力挣钱；当犹太人有了这种购买生存权力的能力时，犹太人便又因为有了这种能力而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