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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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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进入全球化，唯一的出路不是隔离，而是和平共处；只要隔离墙还存在，哭墙就不会停止哭泣！犹太民族也只有从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墙的阴影里走出来，打破“墙”的历史怪圈，中东和平才能够真正实现！
开封犹太人后裔与被同化了的犹太人（1） 我们尊马可·波罗为“促进中外交流的大师”。其实，比他来得更早并对华友好的是位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是马可·波罗的同乡，自称为“安纳科的所罗门之子、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犹太法学博士之侄”。他是1270年从意大利半岛来华经商的。他深深叹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图2…13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线路图
用了280页羊皮纸写了厚厚一本书，歌颂他居住了6个月的城市，起名叫作《光辉的城市》。遗憾的是，这本书未能出版，原因是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天主教会的专横与无耻，指斥教士们竭力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制造不和。否则的话，响当当的“马可·波罗”名字就换成雅可布了。
明朝时，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开封有犹太人，他猜想这些犹太人保存着犹太律法《摩西五经》。他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前来考察。结果发现：开封犹太人信奉的是“一赐乐业教”，与“以色列”（Israel）一词同音，跟中国的回族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宰杀牛羊时要挑去脚筋（因此中国人又称他们的教为“挑筋教”），其习俗与欧洲犹太人完全相同；他们主要居住于中国的开封，在泉州、杭州、广州等地也有一些。这些传教士还发现：中国历代君主和民众对犹太人不薄，犹太人在中国融合和同化的速度很快。
犹太人以何种方式来到千里之外的中国？对于犹太人来华线路基本分为“陆路”说和“海路”说。“陆路”说主要指循“丝绸之路”前往中国的线路，同时也不排除从印度、阿富汗进入中国西藏，再进入内地这一路线。“海路”说主要指从海路抵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然后再由陆路到中国一些主要商业城市。
一般认为，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朝，甚至在周朝就已来到中国；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或迹象。不过，直到宋朝，在开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
10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以色列经过丝绸之路来到宋朝首都开封。犹太人最早定居开封，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经商，当时开封人口达到100多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人口甚至比今天的80万左右还要多。
宋代帝王曾友善地对犹太人说：“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开封）。”明白地告诉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住在中国帝王身边也可以。帝王的话使处境已开始变得艰难的犹太人大受感动。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参加中国的各类科考，担任各级文武官吏。宋代犹太人在开封有1000多人，到明代已发展到5000多人。在其他国家里，犹太人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信仰的，即使被迫改宗，心中仍笃信着本族信仰。在接受了中国朝廷“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约法三章之后，这些犹太人决定定居下来。欣然加入中华民族行列，这在世界史和以色列史上是个奇迹。最初的移民一共有17个大家族，到现在则只有七个姓氏：石、高、艾、李、张、赵、金保留了下来。其中，除了赵是宋朝皇帝赐姓之外，其他都是据原来的犹太姓氏转译的，例如李，就是利未的音译，而石和金，则是犹太姓氏的意译。目前开封犹太后裔还有618人，其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开封，散居到了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成都、上海、南京、深圳等其他城市。在他们原有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还是写着“犹太”，甚至还有两名开封犹太后裔曾在1952年去北京代表犹太后裔参加国庆观礼，并且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接见。前些年更换户口本时，大部分人都被改成了“回族”或者“汉族”。
早期的开封犹太后代都聚集在教经胡同（现在被开封市第四人民医院占用）附近，1958年后陆续迁出，目前只剩下一家姓赵的住在那里。开封犹太人后代目前对犹太文化传统已经淡忘了。从日常生活上看，他们已经不遵守犹太人的传统了，虽然他们饮食上还大多保留着不吃猪肉的习惯，不过也没有人像真正的犹太人那样对牛羊肉“挑筋”了。
开封犹太人后裔与被同化了的犹太人（2） 对于西方人来说，自从17世纪开始，开封犹太人的故事就已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报道，引起欧洲知识界的重视，不断有调查和论文出现。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由于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把在华传教士赶出了国门，从此外界对开封犹太人情况就不再了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鸦片战争之后。1850年，上海派出了两个中国基督教传教士去了开封，他们写了调查报告并且发表，在外界得到了广泛报道。根据这个报告，在开封已经不存在拉比（rabbi，犹太人学者、宗教师之意，大致相当与基督教的牧师）。开封的犹太会堂也因为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显然，开封犹太人已经长时间不去会堂礼拜了。虽然犹太会堂当时的产权还属于开封犹太后裔，但开封犹太后裔在1914年便出售了房产。这事曾引起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的兴趣，犹太人向来有互相帮助的传统，当他们得知开封犹太后裔已经把犹太经卷卖掉后，非常痛心，曾一度建立“援助中国犹太人协会”，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写信，呼吁帮助开封的犹太后裔。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遭到迫害，自然就无暇顾及开封犹太后裔了。当时也有几个开封犹太人来到了上海，被上海的犹太社团接纳并且施行了割礼，但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传统的努力了。
犹太教自从19世纪末开始，在开封犹太后裔当中就几乎消失了，但是相当一批人根据传统还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1952年的人口调查中，尽管当时开封犹太后裔已经没有多少犹太风俗了，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民族一栏还是填上了“犹太”。但是，如果按照以色列《回归法》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并不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回归法》，只有母亲是犹太人或者自己加入犹太教的人才算是犹太人，不再有犹太社团的的开封犹太后裔显然不符合这条标准。但这也是法律上的认定而已，并不能泯灭这些人按照传统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权利。
中国在决定民族的时候，曾经也考虑过犹太民族的存在，1952年选民族代表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时候，两个开封犹太人后裔人还代表犹太人参加了。1953年的时候，中央才有文件认为中国只有56个民族，不存在犹太民族，但要适当保护他们的风俗习惯。
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封犹太人开始提出移民要求，但以色列大使馆根据《回归法》没有批准过移民申请，除非他们重新皈依犹太教。皈依犹太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要皈依，犹太人会首先告诉你成为犹太人并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如果你坚持皈依，他们还要花一年多时间观察你是否在身体力行犹太教的教义。
开封这个犹太后裔社团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他们经常接待国外到访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访问过开封，他们非常看重开封，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历史交往的友好见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到：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其本质性原因只有两条：一是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中国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处于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尽管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定居，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潘光分析说：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其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两种文明都相当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虽然他们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异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却一以贯之，从没改变过。在一块1489年建立的石碑上，开封的犹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
17世纪后，清王朝逐渐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就使开封犹太人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开封的最后一位犹太拉比去世后，就无法再找到新的拉比；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洪水冲垮后，后辈们竟不知如何修建新会堂。
由于与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没有联系，开封犹太人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
开封犹太社团的衰落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漫长过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
（1）从开封石碑显示出的佛教文化的迹象来看，中国犹太人并不仅仅被“儒化”，更恰当的应是“中国化”。
（2）开封犹太人试图在中国意识和犹太意识之间进行协调。他们根据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犹太认同的重构，但在他们意识里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
（3）开封犹太人的最终同化模式也许是唯一的、犹太人快乐地、创造性地与一个并不知道《圣经》或一神教文明的中华文明长期交往的范例。
犹太商业活动的起源（1） 犹太文化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前后亚伯拉罕率领族人离开吾珥西迁南下进入迦南。虽然其后犹太人的先祖们曾一度离开迦南并在埃及生息约400年，但迦南对于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成长无疑具有关键意义，迦南这块土地也被希伯来经典文献称为“上帝应许之地”和“流奶与蜜之地”。
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迦南文化已经远远超过了希伯来文化，并建立了迦南国。国家的建立，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这里的一部分百姓变成了商人，他们往返于东面的两河流域与地中海沿岸之间贩运货物。还有一部分人，为过往的商队充当保镖。为了保障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迦南人在许多地方兴建了城市和城堡。这些城市和城堡成了对外贸易的中心。迦南人把他们剩余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投入贸易，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迦南位于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半岛西部。这里面积狭小，但是从地理要素来看，却堪称地球的模型。与周围茫茫无际的沙漠和不毛之地相比，迦南地区的物产相对丰富，有些地区还特别适宜畜牧养殖等。可见，《圣经》将迦南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并非没有道理；从另一更深的象征层面上来理解，这一比喻又相当贴切地揭示了迦南这块土地所蕴涵和呈现的文化资源意义。一些著名的语种，如腓尼基语、希伯来语等都与迦南地区的上古语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联系。
迦南位于巴比伦、埃及等大国之间，且处于东西方交往的要冲，历来是强者必争之地，战争、掠夺等频繁的历史交往使迦南地区早就成为西亚地区的经贸中心。在这里，有一条热闹的大道穿过沿海平原，那些来自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畔国家的军队和商旅就从这条路进入尼罗河三角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迦南在古代曾经是各民族进行商贸往来的“辐辏之所”，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旧约时代，迦南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纵贯西部海岸有一条国际性的商道沟通南北交通；在约旦河东还有一条被《圣经》称为“王道”的、纵贯南北的陆路，也是当时相当繁忙的国际商道。
迦南作为商贸活动的重要枢纽，对于迦南人以及犹太人的商品交换思想和商贸意识的产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史料记载，农业曾经是以色列的经济基础，那里的主要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当时巴勒斯坦盛产的油、无花果和椰枣深受所有地中海国家的欢迎。所以，人们很重视种植葡萄和果树。以色列国家的商业大都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正像约瑟福斯·弗拉维在谈到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时所说：“我们不是从事贸易的民族，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国家，而且我们对经商也不感兴趣。”作为一个农业国，以色列以前根本不愿涉足世界贸易，但是迦南人频繁的贸易活动深刻影响了希伯来人，他们中有些人逐渐放弃了畜牧业与农业，介入了迦南人的贸易活动之中。据《圣经》记载，在旧约的约瑟时代，希伯来人的部落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参加了从基列贩运香料、乳香和没药的商队。此后，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到所罗门时代，犹太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贸易伙伴遍及阿拉伯、印度和非洲等地。这是因为所罗门很懂得发展贸易的途径，他命令建立一支国家舰队并将以旬迦别扩建成船籍港。他的船队曾从这里出海，航行到那个充满神话的国家俄斐，从那里运来了黄金和象牙，檀香和宝石，猴子和孔雀。此外，希伯来水手还参加了当时的探险，他们曾航行到塔尔西斯（西班牙）。通过这些措施，所罗门终于使他的国家变成了四方贸易的主要运转地。
由此可见，与迦南人的历史交往，对犹太人商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伯来人定居迦南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的转化过程，而且也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相吻合的过程。
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商人（2） 犹太民族在经历了迦南商贸活动的洗礼之后，其经商才能在中世纪的欧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是与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几乎成了“商人”的代名词。在相当长时期内，经商是犹太人的主要职业。在这个时期，犹太人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成为贸易的行家，他们的商业成就远在其他民族之上，这是中世纪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特殊历史命运及其民族自身特点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
10世纪前后的欧洲已成为犹太人历史演变的主要场所，而且在以后的一千年里依然如此。15世纪末，犹太人被赶出整个欧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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