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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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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政治活动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界（主要是政府部门）通过持续不断的新闻发布活动，使自己成为媒介最重要的新闻来源之一；政府将媒介作为公众传达自身观念和主张的工具；政府通过操纵媒介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
与一切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一样，大众传媒既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它又以自己的功能和特性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新闻媒介已成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一种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政治权力必须取得它的社会合法性才能够稳固。亚里士多德因此说，“权威”或“统治”就是人们承认的能力（有时是违背他人意愿的），那么，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而权威的反面是非法的权力——强制。非法的权力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它必须依靠合法的权力，即权威。
权威的存在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有必要的。它既具有分配权力的实际领导作用，更具有统一人们的观念、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暴力的强制性的手段日渐失效，权威的精神功用愈发显得有效。
大众媒介维护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手段是，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古到今，任何一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掌握着生产资料的阶级必须以控制社会的思想来保证自己对社会的统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除依靠暴力镇压一切反抗，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制裁一切有害于他们统治的行为外，还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推广到全社会去，被其他阶级的人所接受。如果统治阶级不能在思想上战胜敌对阶级的思想，那么就始终不能稳定，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必然导致社会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不同于先前的统治阶级，他们不再诉诸传统方式（如暴力）获取合法性，而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经过长期研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历经数百年得以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用大众传媒把一整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诸如自由、民主、博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个人主义等，普及到了全社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来保证。
2．参与政治决策
政治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影响政府活动的行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即非专业的政治从业者。
政治参与的方式可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其中的差异在于，参与者介入政治过程中是否通过中介机构。而大众媒介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介机构。公民或公民团体可以利用媒介来间接地参与影响政府的活动。比如，公民个人可以在大众媒介上发表对当前政局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公民团体也可通过大众媒介宣传自己的主张，呼吁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
政治参与最主要、最直接的一个目的是参与政治决策。大众媒介参与政治决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沟通信息和影响舆论。
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成为人们构筑自身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工具。大众媒介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监视环境，虽然媒介以真实、客观作为传播新闻的基本准则，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媒介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客观，媒介所反映的现实与客观环境之间总是存在无法弥合的差距。而大众媒介作为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以其无与伦比的传播量和覆盖面而成为人们认识客观环境最主要的工具。而对日益复杂的环境，人们亲身参与的机会和可能性越来越少，而更多地信赖大众媒介。无论是直接决策者还是间接决策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尤其是非专业的公民及团体。因此，大众媒介参与政治决策首先表现在：通过提供媒介对客观世界的报道，影响人们对客观环境的判断。其中，媒介传播的信息量的多少以及重要程度是最为主要的两个变量。
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基本条件是对有关问题的了解，这包括对社会整体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认识，有长远和短期两个方面。如果对所有这一切皆很盲目，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决策。因此，大众媒介在此方面是否能提供充分、全面的信息，使人们对此不至于有很大的隔膜，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信息不足会造成政治系统成员对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降低，政治参与和满足感减退，工作效率和品质低下。
大众媒介不仅可以影响人们获知的信息量，还可以决定人们对信息重要程度的判断。传播学研究证明，大众媒介具有“议题设置”的功能。人们根据信息在媒介中所占据的位置来判断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大众媒介突出报道某些信息，人们就倾向于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大众媒介并不直接影响受众的判断，它只设置了议题，便轻而易举地举出了信息在受众心目中的位置。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使得某些信息凸现出来，改变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时事的判断，进而改变了政治决策。
大众媒介还能够通过舆论来影响政治决策。因为大众媒介对舆论有引导作用，所以公民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利用媒介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阐明自身的利益，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符合自己的意图。比如，社会各种利益集团总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维护本集团的利益，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特殊的利益，他们通常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政治施加压力和影响。其中影响公众舆论是间接参与的主要方式，这主要是利用大众媒介来完成的。利益集团在社会公众中的声望，决定了他们干预政府决策的作用大小。利益集团借助媒介持续不断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唤起公众的关注和认同，为他们的主张进入政治程序作舆论准备，进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3．塑造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指关于政治体系或体系之内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感知，也包括关于政治目标的知识和信息”【12】。政治文化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的认可程度，对于议政参政的热情程度，人民对自己与公共权利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确定的自身权利的认知度。一个国家政治民主所能实行的程度，政治目标能否顺利推进，政治改革的容忍程度最终取决于政治文化。而大众传媒在塑造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或者说，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塑造政治文化实行的。它不断阐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澄清一个国家的政治目标，鼓励大众参政议政，唤起大众意识和政治热情。
4．进行舆论监督
自从直接民主为间接民主所取代，代议制成为现代政治的主要方式，权力的监督就显得格外重要。由于人民并不直接掌握权力，而是将权力委托给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所以监督就十分必要，因而间接民主便要求有一整套的监督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应包括：权力的产生过程，权力的运行状况和权力运用的结果。其中，权力执掌者是监督的中心环节，因为权力是由这些人来执行的。
在大众媒介产生的初期，媒介常常是以公开舆论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媒介的监督之所以对政府有强大的压力，并不是媒介本身的力量，而是凭借公众的影响。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在实施舆论监督时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它将公众的监督传达给政府，同时也将政府的所作所为呈现给公众，以使政府接受公众的监督。如果失去公众的支持，大众媒介的监督作用就不再有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在其中无所作用，只是充当被动的传声筒。大众媒介具有相当大的能动性。它不只能反映舆论，还能影响、引导甚至制造舆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大众媒介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中介机构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了。在某些时候，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经济
一、现代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决定性影响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是决定大众传媒的体制、规模和运作方式的三大决定因素。在这三个决定因素中，经济是其中最活跃、也最具活力的。我们在第四章“新闻事业的产生”中讲述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催生了新闻事业。在第六章“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里讲述过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新闻体制，生产力水平决定新闻事业的发展水平，都说明了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再来看看20多年来中国大众传媒的状况，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新闻改革也拉开了帷幕。
短短的20多年时间，中国的大众传媒发生了举世公认的惊人变化。中国新闻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稳定地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由此进一步拉动了中国经济，也进一步推进了新闻改革。20多年的新闻改革，每一步都和经济息息相关。从这20多年的新闻改革历程看，现代经济对于大众传媒的决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经济体制制约着大众传媒功能的发挥
尽管大众传媒有五大功能，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中国的大众传媒基本只发挥单一的宣传功能。这倒并非是因为从业人员认识不到大众传媒有传播信息等多种功能，而是社会缺乏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产供销、人财物都采取大包大揽的政策，即：国家对企事业下达生产计划，并按计划调拨生产要素资料；企事业按计划生产，然后由国家全部收购，再按计划分配到各商品供应点。在这样的体制内，信息对企事业基本没有作用。因为他们没有决策权，不可能依据信息做出任何反应。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就是鼓动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保质保量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指标。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事业，不管是国有经济还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都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经济大浪中，优胜劣汰，它们必须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来自主决策。信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一个企事业的存亡兴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使社会对信息的有益需求大大增强。1994年的一项全国报纸读者调查表明，读者对新闻题材最感兴趣的前三位是：国内突发性事件；国内重大人事变动；国家政策和法令【13】。这说明，信息性内容已经超越宣传内容成为人们首选的读报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众传媒逐步进行功能转换，到90年代初期，“传播信息是大众传媒的第一功能”在中国新闻界达成共识。快速传递信息、扩大信息量成为各新闻媒介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以此从机构设置、栏目更动到新闻业务实行一系列改革。同时，信息及时、信息量大也成为各个新闻媒介争夺受众、扩大市场份额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2．经济体制决定着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运行方式是以传者为中心，即从宣传者的需要出发来选择新闻、安排版面（节目）。其背景就因为当时的大众传媒基本以依靠公费（政府财政拨款）办报（台），依靠公费订报，无须操心生存问题，只需按要求做好宣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众传播走向市场，必须争取到足够的受众才能生存下去。为争取受众从而为争取广告，新闻媒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争取受众，新闻媒介就必须满足受众的需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的新闻媒介当然不可能一切从受众需要出发，但目前中国新闻媒介已经从以传者为中心逐步向受者为中心过渡已是不争的现实。
3．经济发展推动了大众传媒快速扩张
20多年间，中国大众传媒增长速度惊人。报纸：从1978年的186种发展到2010年1937种左右，电台、电视台从1978年的100多座增长到2010年的2000多座。这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当然也表明中国大众传媒数量增长过快，存在“散、乱”的状况，但中国大众传媒在规模上的快速扩张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众传媒的快速扩张是依靠经济增长来支撑的。
这种支撑作用最直接表现两方面。
第一，为大众传媒提供大量的广告，使得大众传媒得以维持日常运转和不断发展。
第二，为大众传媒提供大量消费者。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为媒介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报纸的自费订阅率大幅提高，报纸发行量的增长主要依靠居民的自费订阅。
4．经济发展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力量
这包括：通讯的发达为媒介提供快速传送信息的便利；交通的四面八达极大地方便了记者采访新闻和报刊的发送；科技发明以及制造业发达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最先进的采访、编辑、传送设备，尤其是卫星通讯的发展可以使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联成网络，使得全国各地的观众可以接收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大众传媒是依赖城镇而生，依赖城镇而长，尤其是报纸，必须依托城镇的读者群。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从100多座增加到目前的800多座，城市人口达到超过6亿。这为中国大众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大众传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用传播的术语讲，大众传媒具有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等重要功能，而这几项功能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由于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地位，任何个人、组织与社会必须不断地获得可能对其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任何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相应的筹划与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首先表现为收集与发布经济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从威尼斯手抄小报刊载商品行情开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大众传播最为重要的日常实践之一。报纸有经济版，电台有经济台，电视台有专门的财经节目，出版社与杂志社印刷发行大量的经济类书籍与杂志，经济信息成为了现代大众传媒的宠儿。
大众传媒对经济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主要以刊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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