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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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公开声称信奉唯心主义、嘲笑唯物主义的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也同样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收集大量的现实变动的情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家们，不惜投入难以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手段，以及时地、准确地获得可靠的情况。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为了安排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他们就得随时随地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了解本国以及外国的与本企业有关的法令、政策的变动情况，了解与本企业有关的其他企业的生产动态，了解市场的动向。按中国目前情况，一家独立经营的中型企业，需同60多个部门、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也就是必须了解这60多个部门、行业的情况和变动，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党和国家有关法令，党政主管部门情况，银行利率和借贷变化，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厂商的情况，同类产品企业情况，市场行情和消费者走势，新技术研制，劳动力市场变化等等。当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那么，中国的企业不但需要了解本地、本国的相关情况，而且得不断关注该企业相关国家、世界各国相关企业的新情况。信息已成为任何企业决策的前提。因为任何一位企业领导人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盲目投资、盲目生产、盲目经销，必然导致企业的亏损乃至倒闭。

　　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在平时就得不断地了解敌我双方的兵力、军事装备、部署、士气等等的变化情况。当两军对垒、战争爆发以后，一天24小时都得不断地注视战争的进程，并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修改或重新制订作战计划。“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是古今中外战争的一条简朴的真理。不随时了解情况，必然招致战争的失利。

　　作为科学工作者，为了在科学研究中取得新的成就，就必须随时关心科学研究的动态。如果只顾埋头搞科研，不了解科研的新发展，把人家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新课题去探究，就会枉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造成莫大的浪费。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他们的许多行动都要以了解一定的新情况为前提，大至国内外形势，国家的有关政策，小至每天的天气，市场上的物价变动、商品供应情况。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领导、同事、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甚至发生在很远的地方的情况变化都会引起每个人的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仅是从事政治活动的需要，也是人们从事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生产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远离父母在外地工作，那么亲人的任何变化都会时时牵动他的心；如果人们想外出旅行，那势必要了解交通和天气变化情况；如果家里有孩子即将从中学、大学毕业，那家长、孩子本人必定想了解就业的去向，如此等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年来，城乡不少人富裕起来，家有余钱，就需要当家理财。民间谚语“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说的是当家理财的重要必要性。余钱投向哪里？股票、房产还是合伙办企业？这就必须像企业家那样，掌握方方面面情况，了解现实的变动，并且要预测未来才能决策。

　　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学者都称“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2】。信息时代有其一系列特点，知识经济的崛起是最基本的，信息以及信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大众传媒业已成为信息产业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可以说，在信息时代，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信息，为沟通信息所进行的新闻活动也比以往任何年代更加频繁，也更加复杂多样。

　　第二节　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

　　人类为什么必须进行了解新闻和传播新闻的活动？人类从事新闻活动的目的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新闻学者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观点。对受众（读者、听众、观众）进行调查表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为了弄清新闻学的这个基本问题，我们从人类社会关系最原始、最简单的时期开始考察，然后依次研究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以后的情况。

　　一、原始社会的新闻活动

　　原始人怎样从事新闻活动，当时并无记载。但从人类学家、探险家对18、19世纪尚残存的原始部落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推想远古原始人的新闻活动。

　　例如，南部非洲的土著部落什门人往往集合两三百人的队伍来协同狩猎，协同狩猎完毕以后，队伍就分散成一些小的群体。但分散以后，并未断绝相互的联系。他们经常用火作信号，彼此通报周围的情况，若发现大的猎群或敌情，就迅速地重新集合起来。达尔文在他的《研究日志》中也说到，火地岛上的土著居民（原始人）同样用火传递情况，相互联系。这是借助一定的信号（火）从事活动的例证。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用不少事例证明：绘画在原始人那里首先服务于纯粹实际的、功利的目的——向同伴传递消息。在澳大利亚内地，水源奇缺，原始人在水溪周围一带的岩石上画上袋鼠和人的胳膊，告诉经过此地的同伴：附近有水源，人和动物在此饮过水。巴西的原始人在一条河岸的岩石上画了一条鱼，以此向同伴通报：此河出产什么样的鱼。这是借助于一定的符号从事新闻活动的例证。

　　在中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常常出现“千里眼”或“顺风耳”这样的角色。他们是怎样一批人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块刻着这样的字句：

　　来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东鄙。

　　来僖自北，苦方又侵我西鄙里，戮二人【3】。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西面边疆上的士兵报告说，名叫土方的部落来攻打我东边的地方；北方边疆来的士兵报告，名叫苦方的部落又来侵占我西边的土地，还杀了我们两个人。以此推测，所谓“千里眼”、“顺风耳”不过是神话中的报告情况的士兵。这些士兵不是在从事新闻活动吗？

　　这些事实说明：人类的新闻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新闻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那么原始人为什么要从事新闻活动呢？

　　人类一产生，就聚群而居，结成最简单的生产关系，面对自然界。这并非是上帝的安排，仅仅是因为原始人本身的生存需要。他们凭借最简陋的工具，无法在自然界单个生存下去。采集植物、猎取动物和为争夺生活资源而进行的氏族间、部落间的战争构成了原始人生活的两大部分。原始人的采集、狩猎和战争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是许多人一起协同的行动。

　　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植物应时而异，动物忽现忽逝；天有不测风云，随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威胁原始人的生命。为了寻找食物，躲避自然灾害，原始人群不断地迁徙，随时可能和其他原始群落发生冲突或受到袭击。客观世界的这一系列变动，直接关系到原始人的生存。他们就必须随时随地了解外界的变化，并且相互传递情况，以便商量对策，协调一致，采取行动。比如说，当一个原始人发现一只野牛的时候，他就得及时地报告同伴，组织力量来围捕；当其他部落来袭击时，他们得了解对方的情况，商量对付的办法。没有相互传递外界变动情况的新闻活动，就没有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没有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原始人就只能饿死或被其他部落杀死。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新闻活动并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精神上的需要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由此，我们从原始社会的新闻活动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客观世界的变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的社会性的生产和社会性的生活决定了人类从事新闻活动的需要；

　　人类从事新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动。

　　二、奴隶社会的新闻活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代替了原始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奴隶社会的社会条件有了很大变化：①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出现了日益庞大的国家统治机器；②出现了社会分工：农业与牧业，农业与手工业、商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奴隶社会的社会关系比原始社会复杂得多了。这样，人们不但需要了解自然界的变动，还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变动。这就使奴隶社会的新闻活动比原始社会频繁得多、规模大得多。

　　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为了运转国家机器，上下左右就需要互通消息，使各部门协调一致。为了维护统治，还得随时注意奴隶的举动，以便镇压他们的反抗。

　　社会产生分工以后，从事不同产业的人们为了交换产品的需要，就得彼此了解，尤其在商业活动，更需要大量的信息。

　　在原始社会，由于产品仅够维持每个人的生命，无力供养大量专门从事新闻活动的人，而且也并无此种需要。到奴隶社会，生产比过去发展了，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就有余力来养活一批采集、传递新闻（情报）的专职人员（首先是在军事上，以后用在政治、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变动频繁，新闻活动也活跃一时，各国都雇佣一大批人来专门刺探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谁的消息灵，谁就有克敌制胜的主动权。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有一章专论《用间》，用“因间”、“内间”、“反间”、“死间”、“活间”五种方法刺探敌情，作为决策依据。战国时期的魏公子信陵君，门下食客逾千，有不少人从事情报活动，达到运用自如的境地。《史记·魏公子列传》载：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赵王的举动，包括打猎游玩，信陵君的食客都向信陵君报告，使得信陵君可以稳坐钓鱼台。

　　三、封建社会的新闻活动

　　到了封建社会，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使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比奴隶社会大得多。

　　第一，国家的形式更加完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始终和灵敏的情况反映相联系。为了维护日常的统治，中央政府制定了许多法令、政策，向全国传递；同时要监督各级官吏，了解各地的情况。没有灵敏的情况反映，中央集权就会动摇。中国历代王朝修驰道，建驿站，除运兵、运物外，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情况。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写通信工作：

　　从汗八里城（元朝首都，今北京城——引者注）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良马，供大汗信使来往备用……

　　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约5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大约有40户人家。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样替皇帝陛下服役……（每名驿卒只跑约5公里）一站站地依次传递下去，效率极为神速，所以，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接到远方的信息……如果遇某处发生骚乱，或某处首领造反，或者其他重大事件，需要火速传递消息的话，那么，驿卒们一日飞驰320公里，在时甚至是400公里。在这种时刻，他们身上带有一块画有隼的牌子，作为紧急和疾驰的标志【4】。

　　这实在是规模巨大、完整的通信网。有了这样的通信网，中央对各地发生的情况可随时做出反应，统治集团的上下左右能协调行动，把国家机器运转起来。

　　第二，在整个封建社会，农民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敌对双方都需要了解对方的情况，摸清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任何变动；同时敌对双方的内部也需要大量的新闻（情报）传递工作，以便协调一致。尤其在农民组织起义的前夕，需要大量的联络发动工作。

　　第三，封建社会的农民，虽然由于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产生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把他们束缚在狭小的圈子里，但毕竟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一定的自主权。这样就和外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联系，需要了解一定的情况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例如，对官府衙门（主要是缴捐税、打官司），对市场，对发生租佃关系的地主，对亲戚朋友等等，农民都需要了解情况，这就要从事一定的新闻活动。

　　第四，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仍然坚持用武力来维护对农民的剥削，但正因为农民已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仅用武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思想上软化或者说奴化农民。地主阶级奴化农民，除了利用儒家学说和道教、佛教等实施思想统治外，还把新闻用作宣传，宣扬皇帝、地方官吏、地主的所谓德政、威严。

　　第五，社会分工比过去更加明确，尤其是大量的城镇出现了，城乡之间、城镇内各行各业之间的联系频繁起来，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新闻活动。

　　我们看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条件改变了，但和奴隶社会相比，新闻活动有两点没有改变：①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必须要有一定量的新闻才能生存下去。从事新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动。②驱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从事新闻活动的原因是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客观世界的永恒变动。

　　但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和原始社会相比，人类的新闻活动在不断地向前发展。①新闻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过去仅几十人、几百人的一个原始人群，新闻传递不超过几十里；而在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新闻活动在整个国家内进行，一条信息可以传递到几千里外。原始社会没有脱产的专职人员；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有一大批脱产的专职人员。②新闻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复杂了。原始人的新闻活动集中于了解自然界的变动、部落间的战争，并不频繁；而在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人类的新闻活动除了了解自然界的情况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③传递新闻的手段多样了。原始社会只有语言和极为简单的符号、信号；奴隶社会开始用手写的文字作媒介，封建社会又有了印刷品。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新闻活动情况告诉我们，社会条件的改变，引起人类社会交往密切程度的提高，各行各业、各个阶级、阶层、整个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增加了。正是新闻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们不得不扩大新闻活动规模，扩大新闻内容，增加新闻传递的手段。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直接决定了人类社会新闻活动的规模、方式和内容。而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又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从原始社会到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