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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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媒介通过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报道，形成人们对该国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制度、法律秩序、政权稳定状况、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综合判断和评价，从而影响到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吸纳资金的能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等。例如，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其已有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潜力使它对外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传媒的报道无疑对此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美国《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年会，以“中国未来50年”为题，吸引了577家著名跨国公司，其中位列全球500强的企业就有60家。为此，中国和国际上的不少著名媒体，均就此事进行了报道，不少媒体还深入进行了关于中国企业经营、国家经济状况、投资环境等各方面的详尽报道和探讨，对于让世界各国企业和企业家了解中国、吸纳外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反之，在中国争取加入关贸总协定直到后来争取加入WTO过程中，一些国家媒介对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到具体企业行为、政府决策等方面的负面报道（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开放关税壁垒等方面），曾对中国吸引外资、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四、影响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虽然是国家间企业的直接经济往来，但企业在相互交往过程中，选择合作伙伴和方向时，该国的总体状况也是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对情况的判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提供的信息。这对近来国际经济领域日趋活跃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为传媒在国际交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力，因此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传媒在报道中能恪守职业道德规范，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报道国际事务，形成良好的、正常的国际传播秩序。这种要求在处于传播劣势同时又面临国家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强烈。而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传播的失衡、不平等确实十分突出：以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为代表的西方四大通讯社向世界提供80％—90％的国际新闻，其中只有10％—30％是关于占全世界人口70％的发展中国家的【29】。即使如此，这些报道常常也以负面为多，这一点是不少研究和了解西方媒体的人士所承认的。例如，美国学者威廉·哈森在其所著《世界新闻多棱镜》一书中，就曾引用美国记者的话：“美国媒体历来对非洲毫不在意，除非那里发生了重大的灾荒或战争。”【30】同时，从传媒技术上讲，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的降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播实力上的差距不但未见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55个信息技术领先国家投入信息产业的资金占全球信息技术投资的99％，全球因特网网页总数估计达到15亿，而上网人数还不到全世界总人口的5％，区域间带宽的98％以上都与北美互联【31】。尽管发达国家也表示要作出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信息技术，填平“数码鸿沟”【32】。但根本上需要依靠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而非他人的恩赐。可以想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种传播实力差距导致的信息流动失衡和传播导向偏颇还会继续存在，而这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树立自身形象、开展对外交往十分不利，同时对发达国家及时把握机遇、展开与自身发展中国家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开拓国际市场也同样不利。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提出：“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口号，并一度形成较大影响，进入90年代后有所减弱。

　　当今国际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伴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全球一体化过程的加快，地区间和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往来交流日渐频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彼此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媒介的信息传播作用对于了解国际局势、他国状况的重要性，媒介国际传播已成为人们正确判断国际事务的重要信息源，政府和企业更把媒介信息看作重要的决策参考因素。基于这种特定的重要性，尽快在国际间建立合理的、平衡的、良性的、客观公正的国际传播体系和机制，尽最大可能为人们的交流和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正确的引导，是整个国际传播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迈入新世纪所共同面临并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之一；否则，它必定会对全球一体化进程和各国自身的发展带来障碍。

　　注释

　　【1】　〔美〕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2】　〔美〕拉尔夫·达伦多夫：《向前展望：全球化的机会与风险》，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3】　〔美〕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2000年第1期。

　　【4】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5】　包军昊、石岩：《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载《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6】　龚文庠：《国际形象的建构：从央视四川地震报道谈起》，梁晓涛主编：《震撼媒体回想——“5·12”汶川大地震备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由研究者根据相关资料、数据整理。

　　【7】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8】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9】　〔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王武尤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0】　陈江：《谁害了橘子——四川长虫子，全国吃药，对橘子不加区分的恐慌，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缺失》，载《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

　　【11】　《全面真实的信息才能救橘市救果农》，载《新民晚报》2008年10月27日。

　　【12】　〔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3】　喻国明：《中国报业：面对结构性转换》，载《中国报刊月报》1998年第9期。

　　【14】　〔美〕J·福克斯：《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麦克米兰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15】　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16】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

　　【17】　张国良：《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107页。

　　【18】　〔美〕艾尔达·海伯特：《大众传媒与社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954页。

　　【19】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20】　王锐生、陈何清等：《社会哲学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21】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22】　H。　T。　Cans：　〃The　Message　Behind　New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979　（1）．

　　【23】　赫伯特·甘斯把主流价值观确认为8种，包括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个人主义、秩序等等；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一书中提出把美国主流价值观概括为8种，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平等、自由、效率和实用观、个人成就等等。

　　【24】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2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2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27】　隗静：《美国威胁论为何很少听到》，载《环球时报》2007年1月17日。

　　【28】　黄晴：《西方媒体说得轻巧》，载《环球时报》2000年9月8日。

　　【29】　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30】　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78页。

　　【31】　美、英等八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2000年7月。

　　【32】　《全球“数码鸿沟”拉大》，载《新闻晨报》2000年7月11日。

　　第十章

　　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

　　第一节　新闻自由的含义

　　自由主义报刊一词的英文是freedom　of　press。这个词在西方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内涵。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freedom　of　press仅指言论自由，即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们反对教会的思想禁锢，争取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17世纪初，西欧各国印刷术广泛运用，freedom　of　press主要指出版自由；到报刊开始在西欧各国兴起，freedom　of　press又主要指报刊自由。而在现在，在原有含义基础上，强调了信息交流的自由。freedom　of　press一词中文有不同译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报业自由”等等，现在一般都译为“新闻自由”。“自由主义报刊”是近些年的提法，专指相对社会责任论而言的一种新闻理论，以区别于西方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新闻自由。

　　什么是新闻自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大同小异。新闻自由包括：不受批准自由出版报刊，即不必向政府申请营业执照或交付保证金，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受限制，人人都拥有出版权；不受任何形式的事先审查，可以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当然，事后的追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即不容许报刊自由地损害国家、社会、个人）；不受限制地自由接近新闻源。简要地说，新闻自由就是公民拥有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

　　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在1646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中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自由则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1】。这一思想，在西方各国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圭臬。

　　在西方各国早期为反抗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们以及一大批争取新闻自由的斗士们确实提倡过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新闻自由。在各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初，都实践过这种绝对的新闻自由，这就是西方各国的政党报刊时期。例如在美国，从建国之初到1850年的六七十年间，当时的共和党和联邦党各自操纵报刊，从报刊上相互谩骂到街头上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报上的谩骂之风，有些历史学家便将这段时期称作‘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2】。为此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迫使西方各国不得不先后采取司法和行政措施来约束新闻界，这也宣示了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绝对新闻自由的幻灭。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一批学者从重新诠释自由的含义出发，宣称：“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只是一个幻想”【3】。这批学者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是“免于……控制或限制的自由”，另一种是“具有行动所必须的条件和设备”，即“有做……的自由”。前一种自由是消极的自由，这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免于封建专制的压制而争取的新闻自由；后一种是积极的自由，即在现代社会中所需要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完全的或绝对的自由，而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自由，即必须从各国所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能提供的社会环境出发，实现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必定受到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和控制。

　　第二节　新闻自由是伟大的口号

　　出版自由绝不仅仅是报刊的专利，它决定着人们的信仰、思想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人身自由。所以，出版自由是从根本上挖掉封建统治的基础，为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奠定基石。由此，从16世纪到18世纪，出版自由成为各阶级尤其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一，出版自由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自己政权的核心口号和目标。

　　纵观世界新闻史，从16世纪到19世纪，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大致有三个时期。由于各国的历史进程不同，时间是交叉的。

　　第一时期（16世纪到17世纪），封建王朝采取高压政策妄图扼杀出版自由。

　　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版印刷机。当时正值文艺复兴运动遍及欧洲，这两者的结合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思想大地震。由于印刷机的出现，因而产生了“危险思想”的传播远远超过这种思想创始人的直接影响这一前景，于是问题尖锐了。技术的进步威胁到封建王朝，本能的恐惧使各国王朝先后颁布种种法令，严厉压制出版。这些禁令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新兴技术即印刷术上。所以，这场斗争是新思想与旧思想之战，是封建禁锢与出版自由之战，也是王权与新技术之战。

　　在欧洲各封建王朝扼杀出版社的禁令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都铎王朝于1586年颁布的《星法院法令》，它成为欧洲各国王朝上百年出版禁令的范本。该命令有9条，其核心条款是一切印刷商的印刷机开印必须经“皇家出版公司”批准；不准在伦敦市外任何地方从事印刷；印刷商的学徒不得超过3人等等。

　　在16、17世纪，法、德、俄等欧洲各国封建王朝都先后实施过类似英国星法院的法令。这些严厉的压制措施对刚刚处于萌芽时期的报刊无疑是极大的摧残，使得报刊的发展极其缓慢。在星法院法令颁布以后的近百年历史里，传播新闻仍以不定期出版的新闻书为主，宣传宗教改革、传播启蒙思想则以政论小册子为主，秘密印刷，暗中流传。

　　第二时期（17世纪到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先有后，但在此时期，敌对双方的宣传需要以及市民对了解错综复杂局面的需要，使得报刊活跃一时，从而大大推动了报刊的发展。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序幕，代表资产阶级的国会派与保皇派都有自己的宣传报刊。敌对双方的报刊都以《信使报》命名，国会方面有《公民信使报》、《不列颠信使报》，保皇派方面有《神圣帝国信使报》、《学院信使报》，这些报刊都曾报道两次内战的战况以及国会、皇室的新闻。但这些报刊发行量小，只有几百份，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不大。

　　对资产阶级革命真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1794年）的报刊。这些报刊都是以政论为主的政治报刊，大力鼓吹推翻僧侣和贵族统治的革命，同保皇派展开论战。其中《杜歇老爹报》、《铁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