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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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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讹，造成失实。也有编辑把关不慎，核对不严造成的。
2005年5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网站上发布一条英语新闻，称“中国已决定在一个月内和一年后分别让人民币升值1。26％和6。03％”，还赫然宣称：中国将在下周中美经济官员会晤后宣布人民币升值。
接着，当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出的这篇英文报道出现在彭博资讯（Bloombérg）伦敦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时，这条消息迅速以标题新闻的形式传向了全球各地。
四天后，这篇文章在日交易额上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美元汇率的大幅下挫，从新加坡到斯德哥尔摩，一时间世界各地外汇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们恐慌的电话声响成一片，成堆的电子邮件几乎要挤爆他们的邮箱。
但很快，《人民日报》网络版的编辑把那篇英文报道从网上撤下来之后公开表示了歉意，尽管其中多少带有点为自己辩白的意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我们很遗憾（这篇文章的）翻译不够准确，这是我们的错。”但这位编辑同时也使劲指责中新社，说中新社记者的文章中“含糊其辞的地方太多，所以才导致误译”。
随着那篇因为蹩脚的翻译而产生误导的文字很快从互联网上消失，这场风暴也很快平息了下来，然而风暴虽平，它造成的损失却已无法弥补。
怎么回事呢？原来中新社一名记者从香港报纸上东摘西抄，称在未来一月、一年之内人民币可能会升值，但这仅仅是市场对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预测。而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译员却把“预测”翻译成“决定”，而《人民日报》网络版编辑未核对原文就公开发布，造成了全球金融界一场不小的地震。
这虽然仅仅是技术性错误，是非故意性失实，但对《人民日报》的声望、对全球金融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第二，故意性失实。
明明知道自己所写的新闻与实际情况不符，却明知故犯，造成新闻失实。其原因比较复杂，有新闻队伍内部问题，也有社会原因。
四、为维持新闻真实性不懈地努力
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看，新闻失实呈现如下特点和趋势——
（1）新闻失实趋向常态。过去新闻失实在媒体上只是偶尔为之（大跃进和“文革”除外），而现在，新闻失实在媒体上几乎是家常便饭，尤其报道娱乐圈、体育界的新闻，受众不能相信其真实性。
（2）故意性失实的比例增大。过去新闻失实，原因基本上是非故意性的，而近些年，一大批重大新闻失实事件都是有些人出于多种目的故意制造出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事件。
（3）新闻失实入侵公共领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新闻失实主要集中在娱乐新闻上，虽然假新闻总令人厌恶，但娱乐圈里的假新闻与公众切身利益关系不大，从而对公众利益损害不大。而近些年，新闻失实向公共领域蔓延，危及大众的切身利益，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大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密切关联的方方面面，甚至捏造政府的公共政策。
2007年12月16日，浙江《都市快报》转载了由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有关小产权房的辟谣报道：“针对有媒体关于‘符合规划小产权房可转为合法’的不实报道，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14日强调，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明确规定，农民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同版也刊登了所谓“不实报道”的内容，文中称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13日表示：“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考虑让其补齐手续后转为合法。”
从这一失实报道见报到被纠正，短短几天时间内，几千万小产权房拥有者的利益随之在有无、盈亏和进退之间迅速转换。房产是时下中国百姓关注的热点之一，小产权房何去何从正牵动着众多人的目光。
造成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党风严重不正，个别领导人想利用新闻来自我吹嘘，骗取荣誉；或掩盖劣迹，欺上瞒下。他们或者亲自出面向新闻记者提供假情况，或指使、暗示、强迫本单位的通讯员搞假报道，或采用组织手段，精心布置一些座谈会，提供假情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捍卫真实性反对假报道》（1979年7月24日）比较全面地揭露了这种现象：
反对假报道，不光是新闻工作者的事情，它也与党的各级领导密切相关。文风反映党风，文风不正，正是党风不正的一种表现。有些虚假报道，不是记者或者通讯员写虚假了，而是有关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有意弄假。他们喜欢隐恶扬善，总愿报喜不报忧，对记者、通讯员写本地区的成绩，不管抬得多高都同意，对报道本地区的缺点、错误，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让登报。他们把新闻报道作为自我吹嘘、骗取荣誉的手段。有的得知上级要来检查，记者要来采访，就事先打招呼，精心作安排，看什么现场，介绍什么情况，早就布置好了，使你“不识庐山真面目”。有的见不到报纸上登自己单位有成绩的新闻，就对搞通讯报道的同志施加压力，甚至示意手下的“笔杆子”弄虚作假。当某一假报道被读者揭发出来，报社派人进行调查时，有的不是知错改错，而是一再留难，庇护错误，希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一错再错。特别使我们感到棘手的是，有些地方派性严重。他们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组织宣传报道，而是从“派”的利益出发决定写什么稿，发什么稿。编辑部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的详细情况，有时就表扬了不该表扬的单位，批评了不该批评的单位；当编辑部派人去调查，要根据事实进行更正时，他们又设法阻挠，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有的领导同志，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明明是自己叫记者、通讯员把错事写成了好事，经读者揭发以后还坚持错误，不准更正。类似这样的问题，值得引起全党的重视和警惕。
近30年过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所揭示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有些地方还愈演愈烈。重庆市所属的綦江彩虹桥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事件。彩虹桥被一个无施工资质的个体户费上利承包施工，使用不到一年就轰然倒塌，当场造成40人死亡的重大惨剧。事故发生后，綦江市委领导竟向全市下达“三不准禁令”——不准到现场围看，不准谈论这个事件，不准向任何新闻媒介记者提供情况——企图封锁消息，并把一场重大人为事故歪曲为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
记者、编辑队伍中的作风问题是造成新闻失实的突出原因。有些记者心浮气躁，急于成名，不惜弄虚作假博取知名度；有些记者怕苦怕累，不深入实际，靠电话、道听途说、想象编造故事。2003年5月22日，郑州某报“直通新闻现场”专栏刊登了一篇名为《警察鸣八枪镇住百人群殴》的新闻。该文称：“5月20日凌晨，郑州市桐柏北路某家属院内，发生一起持械群殴案。双方前后纠集了三批共百余人参加了这场疯狂的打斗。”该文刊出后，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30余家网站进行了转载。后经警方查明，朱某5月19日晚在家中用借来的一部电台接通警方专用频率，偷听110接警信息，从中寻觅新闻线索。他从电台中听到了110指派中原夜巡民警赶赴西郊处理一起打架事件的信息后，便使用电台进行跟踪。由于电台中人声比较嘈杂，朱某便主观臆断现场发生了大规模的聚众械斗，他未去现场采访核实，该报道内容完全失实【19】。
2003年5月下旬，不少报纸报道，风神汽车公司准备开发新产品，NISSAN新蓝鸟将退出中国市场。《广州日报》记者找该公司董事长周文杰证实，总经理助理直截了当回答：“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而周文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记者创作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20】文学创作需要想象力，但新闻能以记者想象代替事实吗？
面对日趋严重的作假，无论是党政主管部门还是新闻单位对此的处理轻描淡写，也助长了这股歪风。2003年4月，《纽约时报》杰森·布莱尔的假新闻以及丑闻发生以后，报业公开向公众检讨，不但该记者被开除出报社，而且常务主编和执行主编双双辞职。我国媒体上那么多假新闻，本来同样应当把那些故意弄虚作假者清除出来，同时追究领导责任。但实际上，这是假新闻事件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多内部做个检讨，扣发些奖金了事。有些媒体还庇护那些作假者。此种做法，怎能杜绝假新闻？
从实际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闻失实现象有逐年加剧的趋势。这和传媒业竞争逐年激烈有关。为了吸取更多的“眼球”，许多媒体不辨真假，以“新奇”新闻刺激读者。同时，网络新闻的崛起也为新闻失实推波助澜。中国的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但可以转载。它们把许多“新奇”的故事包括无聊小报新闻、八卦新闻都搜罗在一起，而不少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再去转载，以至于假新闻遍地开花。过去，一条假新闻仅仅涉及一家媒体；而现在，一条假新闻，动辄几十家甚至几百家媒体、网站都上当受骗。比如，2003年6月3日，北京市发行量最大的《北京晚报》报道，美国将新建一座豪华型国会大厦。这则假新闻最初由美国《洋葱》杂志编造出来，被几家网站转载，《北京晚报》信手拈来，刊发出来。于是，国内网站又转发《北京晚报》新闻，其他各报一看是《北京晚报》新闻，于是纷纷转发，假新闻由此蔓延。7月初，“国产啤酒95％添加甲醛、威胁消费者健康”的说法出现在我国多家媒体。一时间，中国啤酒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啤酒股全线下挫，甚至日本、韩国对我国啤酒也紧急下达‘检查令’”。但事隔数日，“7月16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务院国资委等七部门联合在京召开‘关于啤酒甲醛问题情况说明会’，为国产啤酒‘洗冤’”【21】。媒体工作者反思媒体在所谓“啤酒甲醛风波”中的作为时，发出“急躁开战‘大打空拳’、媒体迷失‘甲醛门’”的感慨【22】。记者、编辑辨别真假能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需要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来从事新闻工作。
近几年来，对新闻真实性威胁最大、危害最烈的是炒新闻。何谓炒新闻？无中生有，小题大做，以假乱真，以耸人听闻的新闻混淆视听。1994年春天，《敦煌处于危急之中》、《莫高窟不再开放》、《世界级艺术宝库告急——敦煌面临“灭顶”之灾》等爆炸性新闻以不同标题在国内媒体上频频出现，引发轩然大波，不仅全国人大、政协作出强烈反应，连联合国也表示要派专家小组到现场调查。但新华社记者以实地见闻、调查向国内外澄清：敦煌安然无恙，所谓没顶之灾纯属讹传，其目的是制造轰动效应，吸引游客。那些广告公司、公关公司为包装明星、宣传企业形象、推销商品，伙同新闻从业人员炒作假新闻，时有发生。比如，2003年元月，一些媒体炒得火热的“三亚有望成为公开品尝虎肉的城市”，就属无稽之谈，有关主管部门认为，这就只是一条经过策划的假新闻，目的是提高三亚的知名度【23】。
炒新闻的背后，必有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驱动。有些是社会上的职业骗子，专门造假新闻骗稿费。《中国记者》1998年第7期刊登题为《“涮人”者为何一再得逞》的文章，揭露报界一名“江洋大盗”张勇，以十几种笔名胡编、篡改稿件，把不到20厘米长的新疆鲵描绘成几米长的恐龙，号称“中国第一恐龙”，震动全国。一年多时间，骗得10万元稿费。然而，更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新闻从业人员不顾职业道德，拿人“红包”，搞有偿新闻。也有一些电台、电视台、报刊实行所谓经济承包制，承包人拿了企业、团体的赞助款或广告费，不能不按他们的需要来炒新闻。所以，制止炒新闻，不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还必须从新闻媒介内部管理上下工夫。
五、坚持唯物论，维护真实性
为了维护新闻真实性，还必须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其中，“合理想象”、“扩大宣传效果”这两种错误新闻观点对新闻真实性也造成有害的影响。
“合理想象”可谓古来就有。《左传》是一部历史书，历来被人们称为记事典范之作，可也有“合理想象”的毛病。例如，书中晋灵公因为大臣赵盾多次进谏，觉得很讨厌，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赵盾。一清早，刺客潜入赵盾之家，只见赵盾已穿得齐齐整整，等候上朝。这个刺客退出来说：“这样一个恭敬的人，必是好人，杀他就是不忠；但违反国君之命，是不信。不忠不信，不如死了好。”于是刺客撞槐树自杀了。近代名作家林纾就对这件事提出疑问：这个刺客当场自杀，他的自言自叹自思，谁听到了？这确实是《左传》的败笔。而“合理想象”这个术语，是在讨论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时提出来的。该通讯在写到黄继光用胸膛堵敌人的机枪口时，这样描写黄继光当时的内心活动：“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对这段内心独白的描写，新闻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不符合新闻真实的要求，黄继光在牺牲前的一刹那，谁也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同志则认为这虽然属于推测，但根据黄继光的平时表现，他的这种想法合乎逻辑，作者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
“合理想象”是从已知的事实去推测记者没有采访到而可能发生的“事实”，并作为事实来报道。然而，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以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以可能发生、将要发生的事实为“依据”。以已知的事实去推测可能发生的事实，这是逻辑推理的任务，而这种推测也只有在得到事实证明后才能成立；用想象来写作，这是文学的创作方法，不能用在新闻上。如果“合理想象”可以成立的话，记者就可以凭他的主观想象来写新闻，人们就无法核对事实，就很难保证新闻真实。1953年新闻界关于黄继光通讯的讨论，最后也基本上统一认识，否定了“合理想象”，认为通讯中黄继光的一段内心活动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
对新闻中的事实添油加醋，追求事实的“完美”，借以“扩大宣传效果”，不管是出于天真的想法还是为弄虚作假作遁词，都是不能容许的。任何弄虚作假只能导致两种效果：一是立即被揭穿，直接地败坏党的宣传工作的声誉；一是人们暂时被迷惑，收到一时的效果。但隐瞒总不能持久的，一旦真相大白，上当受骗的人就会更加失望和愤慨。人们只要上当受骗一次，就会对今后的宣传产生防范心理，这种戒心很难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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