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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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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的角度来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从新闻工作路线来说,“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究竟具体包含什么意思呢?
1.各级党委要重视党报工作,紧紧地把党报抓在自己手里,加强对党报的领导
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党的新闻事业,明确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性,把党的新闻工作看作党委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经常加以讨论。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就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47】。
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指出:
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关键,是加强各级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领导。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把它们的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从政治上、组织上用大力健全和充实自己的机关报。
在组织上,选派政治上强、业务上懂行的同志去担任党的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党的机关报由党委书记之一直接加以领导,在重要问题上及时给以指示。
2.党的各种新闻机构必须从思想上明确党的领导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的关键,从而自觉地主动地接受党的领导
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中作论述。
3.组织广大党员和非党群众为党的新闻媒介提供情况、材料和稿件
1942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中指出:“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的党和非党的通讯员,是不可能办好的。”
4.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依据群众的意见改进报纸工作
不但编辑、记者要主动到党员、群众中去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要求、建议,还要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来反映自己的看法,以此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毛泽东同志指出: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48】。
第四节 新闻事业的战斗性
新闻事业强烈的战斗作用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特有的风格,也是各新闻媒介孜孜以求的目标。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49】为捍卫党和人民利益而无所畏惧地斗争,为传播真理而不倦地探讨,这就是新闻事业的战斗性。具体地说,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揭露、打击一切敌对阶级分子妄图制造恐怖,分裂祖国的阴谋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毒害人民等等不法行为。
第二,大胆揭露在党政机关、司法部门、经济部门内极少数人利用职权贪污盗窃、索贿受贿、失职渎职、为非作歹的种种腐败行为以及这些腐败行为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大胆揭露社会上少数不法之徒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治安的种种劣迹。
第三,及时地发觉和批评在党政机关,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思想理论界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潮。
第四,鲜明、及时地提出和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问题,如社会大众迷惑不解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干部工作中焦虑不安的问题、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催人猛醒,发人深思,引起社会各方重视并着手研究、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新闻媒介的战斗性就是新闻媒介的揭露、批评报道,实行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
一、运用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不怕上告,只怕上报”,这是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口头语,很形象地反映出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有些问题出现以后,上级批评,内部通报,往往收效不大,甚至硬顶软拖,迟迟得不到解决。但新闻媒介公开曝光以后,问题提到千千万万受众面前,能够把社会舆论动员起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问题就能得到较快、较圆满的解决。
第一,新闻的舆论监督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迫使违法乱纪者不得不收敛,或改过自新,促使问题得到很快解决。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1998年7月,就在长江中下游遭遇特大洪水之际,长江上游居然还在大量砍伐原始森林。中央电视台记者化装成木材商,冒险进入砍伐现场采访,并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揭露这种违法乱纪事件。在一个星期内,四川省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共同采取强硬措施,清理现场,宣布封山育林。不久,黄河上游、黑龙江的大小兴安岭等全国林场都宣布封山育林。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地方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揭露前往往拖了数年得不到解决,《焦点访谈》一曝光,几天以内就把数年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
第二,新闻的舆论监督就是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置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有利于防止、克服腐败行为和一切不正之风。因为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根本特点是脱离群众,损害群众。一旦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理直气壮地和一切不正之风、腐败行为作斗争,问题就能得到较快的解决。有人想搞不正之风,也会有所顾忌、有所收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要搞腐败就很难。
第三,新闻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加强党和人民联系、密切党群关系。党、政府内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党的信誉,损害党和群众鱼水相依的关系,是经济建设的巨大障碍。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光靠新闻媒介来解决,但运用新闻媒介公开加以揭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使人民群众看到党对人民的关心,看到党在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看到党和人民是心连心的,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人民对党更加信任。
第四,新闻的舆论监督体现了我国新闻媒介的根本宗旨,是衡量新闻事业党性的一个尺度。对于我们新闻工作来说,是否敢于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否敢于公开揭露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人和事,这是衡量新闻事业党性强弱的一个尺度。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所指出的:
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
为什么这是个党性问题呢?因为这涉及党的新闻事业是不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是不是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如果党的新闻事业对于破坏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行为听之任之,对于严重败坏党的信誉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不问不管,对于人们切肤之痛的事情不理不睬,我们的新闻事业还称得上什么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群众把新闻媒介能不能坚持舆论监督,作为衡量新闻媒介能不能代表人民说话、是不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媒介的一个尺度,是完全正确的。
实践表明,凡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闻机构,就有战斗力,就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凡是很少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很少开展批评或只是不痛不痒的批评、做做表面文章的,这样的新闻机构总是没有生气,不受群众欢迎。1997年、1998年两年内,全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全国报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是《南方周末》。尤其《焦点访谈》,群众欢迎,中央领导也爱看。原因就在于它们抓住中央和广大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舆论监督,敢于揭露、批评危害经济建设、侵犯群众利益、歪曲中央方针政策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敢碰“硬”的,敢抓大的。
二、我国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性质、特点
在我国,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舆论监督的战斗锋芒除了针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和不法之徒外,绝大多数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绝不是为了整人,把人批倒批臭。
它和林彪、“四人帮”所掀起的“大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大批判”把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质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专政。这种大批判运动以把人打倒、搞垮、“永世不得翻身”为目的,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地篡改原作,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在报上一点名就等于宣布政治上的死刑。这种大批判造成全国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且株连所及,牵累几千万人民群众。这是我国党报史上最黑暗、也是最令人痛心的10年。
它和西方社会的“揭丑报道”性质不同。在西方,新闻工具以揭露“黑暗面”为其主要的使命,这就是所谓“揭丑”报道。西方的“揭丑”报道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开始时,集中揭露官吏贪污丑闻、财阀与官吏狼狈为奸的黑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有一段时期,这种“揭丑”报道成为各财团、各政党、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勾心斗角的前台表现;报纸也借“揭丑”作为招牌,来吸引读者,扩大销路。这种揭丑许多是资产阶级内部鱼死网破的斗争,以搞倒搞臭对手才罢休。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有些揭丑报道确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如对“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性丑闻”揭露等。
它和旧中国报纸上的所谓“黑幕新闻”的性质也不同。“黑幕新闻”始于1916年上海的《时事新报》的专栏“上海黑幕”,揭露政界、商行、军界的所谓阴暗面,一时吸引不少读者,不少报纸也纷纷开辟这种专栏。实际上,这些材料不过是不加批判地记录各种犯罪作恶材料,或者是各个政治派别、流氓集团收买报纸、记者,利用报纸相互攻讦。鲁迅一针见血地说过,这些文章“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50】。
对于这种以小集团的政治私利为目的的“大批判”、“揭丑”,我们都应加以摈弃,绝对不能把党报的批评搞成资产阶级报纸上那种“内幕秘闻”、“暴露作品”、“谴责小说”。
与其他形式相比,我国新闻媒介的公开揭露、批评具有一系列的特点。
1.权威性
由于我国的新闻事业绝大多数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的,尤其是党委机关报,干部、群众习惯上把报纸、广播、电视台当作党的声音的来源。正由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批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每一个问题被公开批评以后,总会引起有关部门、社会上的高度重视,迅速做出反应。这不像西方的新闻媒介,往往代表一家新闻媒介或个人的看法,对于报、台的揭露,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有时可以置若罔闻,你批你的,我干我的。
2.典型性
由于新闻媒介面向社会,新闻媒介所揭露、批评的问题就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要对社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推动实际工作。不能事无巨细,样样拿到新闻媒介上来。报纸的版面有限,广播、电视的时间有限,现实生活中出现许多令人不能满意的事情,绝大多数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新闻媒介只能选择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来公开批评。
3.紧迫性
新闻媒介所揭露、批评的问题,都应该和当前的工作、生产、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火烧眉毛”,非要立即下决心解决不可。
4.重视社会效果
从有利于矛盾的转化,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出发,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和觉悟。
三、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搞好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毛泽东同志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开展批评,好——开展得好,管——党委把报纸上的批评管起来”。党中央先后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是保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准则。在贯彻这些方针和基本原则中,各新闻单位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1.从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正确的揭露批评
对于这一点,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说得很清楚。
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
怎样才能坚持正确的批评呢?
首先得区分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性质的问题。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
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时候,还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对典型的坏人和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坚持不改正错误的分子,不只是应该进行批评,而且要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和应有的制裁;而对于在工作中犯了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或虽然犯了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就应该采用同志的态度进行批评,以便大家团结起来,消灭这些缺点和错误。
2.实事求是是保证揭露批评报道成功的基础
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对新闻机构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新闻传播媒介面向群众,影响广泛。报纸上的文字是白纸印黑字,难以消除;电视出现的形象,一下子就印在广大观众的脑子里;广播的传播面大,如果事实有出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和不良后果。为此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反复强调“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51】,“事实一定要核对清楚”【52】。
事实要核对清楚,不但包括主要事实和关键性情节,还包括有关的细节。为此,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要耐心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被批评者的、反面的意见,切忌先入为主,切忌只听单方面的陈述。从多年的实践来看,新闻传播工作中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批评比较少,主要的失实大多是在一些细节上。新闻记者对一些关键性的事实比较注意,而往往忽视一些细节。但细节上失实常使一些被批评者不服气。为了保证批评稿的完全真实,许多新闻单位采取“三见面”的办法,即把小样送写稿者(或见证人)、有关部门的组织、被批评者,请他们审阅,如对其中的事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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