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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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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知灼见，一切对实际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都是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得来的。这是已被新闻史和当前新闻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范长江以《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通讯集而闻名。1935年7月开始，他为了实地考察，历经川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爬过大雪山，穿过瘟疫区，晚上睡牛棚，露宿野外，有时和腐尸为伴，历尽险恶，四次险些丧生。“西安事变”刚刚发生，外面谣言四起，他为探求事件真相，只身闯进西安，后又秘密去延安。他就以这次自己亲身的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揭开了中国西北部神秘的内幕，唤起人民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揭穿了国民党对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使许多奇谈怪论不攻自破。这两本通讯集里有具体的叙述、形象的描写、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见解，都给当时读者很大的震动。范长江的这些成就都是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得来的。“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应该有一缸水”，其实当记者何尝不如此？“百里挑一，以一当十”，这是有经验记者的口头禅，意思是说：要从一百个事实中挑出一个事实来，才能使这个事实起到十个事实的作用。要收集大量丰富的材料，那就只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还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增强了对群众的感情，产生了真诚地为群众服务的愿望，说群众想说的话，与读者共悲欢哀乐、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真正成为群众的耳目喉舌。邹韬奋以他在《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出名，这个小言论最大的特色就是抓住了群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而且以最通俗的群众语言像朋友谈心那样来写作。韬奋小言论的成功就在于他热爱群众，始终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大量的来信，他每封必复，开始亲自写，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才请人代笔，但发信前一一过目，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从群众的大量来信来访中，了解群众的情绪、要求，用自己的笔为群众呼喊，群众来信成为他的小言论的“维他命”。就像他自己所说：“每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言论’，在下笔之前，要费很多时间考虑什么是当前大多数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13】
就因为这一点，在他的笔下，倾注了群众的思想感情，跳动着群众的脉搏，受到群众的欢迎。
一切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一切想真正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热爱群众，有一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
四、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一定的专业知识
看过《燕山夜话》的人都赞叹该书作者学识渊博，文笔优美。这和作者邓拓博古通今分不开。论历史，他是有名的明清史学家；论文学，他是著名诗人、散文家；论新闻，他写过几百万字的社论，是位政论家。邓拓掌握丰富的知识，写作杂文自然游刃有余。
要求新闻工作者都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当然要求过高，但有比较广阔的知识面，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却是从事新闻工作所必需的。
知识帮助记者深入采访，与被采访对象有共同语言。没有丰富的知识，采访难以深入。对被采访对象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同志喜欢和记者采取讨论方式来交谈，而不喜欢“你问我答”方式。在这样的讨论方式中，记者必须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就讨论不下去。即使在“你问我答”的方式中，记者的问题提不到点子上，或老问一些很浅的问题，答者也会索然无味。有位记者去访问地质学家，听不懂地质名词，连连请人家解释，一个、二个、三个……解释多了，地质学家不耐烦了，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通俗地质读物给记者，请他读完后再来采访。
知识帮助记者辨别真伪、是非，找到问题的关键，而不会轻信上当。美国《纽约时报》曾有一位总编叫卡尔·范·安德（1904—1925年任总编）以他对数学、化学、物理学的造诣开创了美国的科技报道。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世人称之为“只有他和上帝”才领悟的天书。但安德却以丰富的学识意识到这一理论的潜在意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介绍相对论，几年后就使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美国老少皆知。有一次，安德收到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篇讲稿，当他仔细核对时，发现讲稿中一则公式错了。他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没错，爱因斯坦就这么讲的。”安德说：“那么，一定是爱因斯坦讲错了。”最后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吃一惊：“安德是对的，我在黑板上抄写时把公式抄错了。”这则奇闻，一时成为美国报界的美谈。这样的编辑当然是很罕见的。但掌握必要的文史地理知识、自然知识，不要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却是对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然而常识性的错误，在我们有些报纸上却是屡见不鲜。例如，中央一家报纸报道军民合力扑灭一家银行火灾的消息，不到一千字，却多处出现常识性错误。消息中说，“银行库存150万现金撒满一地，分文未失。”按规定，金库现金是保密的，只有银行行长才知道并不得外泄，记者怎么知道的？“哗啦一声，一只柜子摔下来砸开了，钞票、账本撒了一地。军民在烈火中抢救撒在地上的钞票。”这又是外行话。银行钞票都放在保险箱里，不可能摔下来就砸开。银行失火，关键是首先抢救账本，钞票不过是纸币，只要不流散出去，烧了也无所谓，可以重印。“副教导员李银海踢开着火的大门，冲进金库……”谁都知道，银行的大门不是木制的，而是铁门。铁门怎么可能一脚踢开？记者不深入实际，又缺乏银行的普通知识，轻信别人的介绍，闹出这一些笑话来。有一篇报道勘探工作的消息说，某一钻探队钻了1。2万多米，“这一钻进深度，相当于把我国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山顶钻透到山脚以下三千多米”，这是缺乏科学常识的错误比较。珠穆朗玛峰高8848。13米，指的是海拔高度，不是山顶到山脚的高度，从山顶钻到山脚并没有这么高。还有“高炉出钢”、“年降水量二百一十天”，把软体动物鱿鱼、墨鱼、章鱼说成“鱼类”等等说法，被人们传为谈笑资料。还有人由于孤陋寡闻，把有些东西动不动就称为“世界第一”、“世界之最”。更有甚者，一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直播中，居然不知道每年的十二月份是30天还是31天，说要回去查一查，真是出尽洋相。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知识还能帮助记者、编辑把新闻、评论写得丰富、生动、深化了主题，更富有说服力。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中，交代了南阳的历史背景。这一交代使人明了南阳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而深化了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
新闻工作的性质要求记者才思敏捷，写得快。这和作者的知识修养有很大关系。古人说：落笔原非倚马才。没有平时的知识积累就不可能有倚马可待的本领。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工作时，无论社论、新闻，常常一挥而就，又快又好。这不但因为恩格斯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对现实的深刻了解，还因为恩格斯有渊博的文史、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赞扬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14】。而马克思本人也同样如此。拉法格曾说：“马克思的头脑是用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而且他又非常善于利用长期脑力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观察”，所以，他能迅速解决各种难题，“不管碰到什么题目，非常丰富的有关事实和见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脑海”【15】。
从目前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介急需一批学者型的或称专家型的记者、编辑。这批记者、编辑应有广博的知识，又在某一专业，如金融、经济、法律、农业、体育等领域，有一定的造诣，成为里手行家。尤其在报纸的深度报道、电视台的新闻透视等栏目中需要这样的学者型记者、编辑。我们有些新闻报道，写得外行看不懂，内行不要看，就因为记者本人似懂非懂，结果抓不到要害，写不出通俗易懂的文章。新闻界有句流行话：记者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因为有些深度报道写得太幼稚，尽说些外行话。
五、有熟练的新闻业务才能
一名新闻工作者要有熟练的新闻业务才能，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仅仅是：一名编辑、记者，不仅应该精通一行，而且要样样都能拿得起来，包括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包括各种新闻体裁，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评论、调查报告等等。因为只有熟悉新闻业务的全盘工作，才会从整体上去处理自己的局部工作；只有熟练地掌握各种新闻体裁，才能恰到好处运用各种材料。现在各新闻单位都有一些这样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发挥了业务骨干的作用，但数量实在太少。不少记者、编辑的业务路子很窄，当记者的不会当编辑；写新闻的不知道写评论；能写消息的不会写通讯、写特写。一个萝卜只能按在一个坑里，临时有紧急任务，编辑部常常派不出人去。新闻工作的实践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来。
当传媒进入数字化时代，更需要有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而且一专多能有了新的内涵。数字化媒体是多媒体的融合。所以，一名记者不但要有采、写、编、评的能力，而且文字编写、视频、音频、照片拍摄都能拿得起，还要能出镜，在现场播报新闻。这是一种全能型的记者。
数字化媒体还特别需要专家型记者。在全球化时代，在高风险社会里，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现象光怪陆离，让人眼花缭乱。这特别需要对此做出解读，有深刻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信息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真知灼见。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新闻工作是艰苦而又光荣的、有一定风险而又崇高的工作。只有具备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我们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才能成为党的宣传员、人民的情报员、历史的记录员。
注释
【1】 《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版。
【2】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第171—173页，（下）第623—624页。
【3】 〔美〕J·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4】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256．
【5】 《美国媒体：歪曲事实》，原载泰国《亚洲时报》2003年3月7日，《参考消息》2003年3月17日转载。
【6】 转引自《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7】 阎吾：《亲临火线，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载《新闻业务》1958年第3期。
【8】 《谈谈报纸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9】 《一个记者的反走私经历》，载《中华第三产业报》1995年11月20日。
【10】 转引自顾行：《谈谈记者的基本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9页。
【12】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3】 转引自胡愈之：《人民生活是写作的唯一源泉》，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6日。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15】 〔美〕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十七章
中国的新闻改革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新闻改革已经历了30多年。30多年来的新闻改革波澜起伏，有顺也有逆，有进也有退，但总的趋势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尽管人们对新闻改革的评价不一，对新闻界现状还难尽人意，但和30多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媒介的变化是深刻的。这是中国新闻界和广大受众的基本共识。
第一节 30年四次跨越
30年的新闻改革，中国的新闻媒介有过四次大的跨越。现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
一、第一次跨越：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
从1979年到1982年，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重新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是这4年的主课题。
从1979年到1982年，是中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时期。拨乱当然是拨“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之乱。那么，新闻事业的“正”是什么、“本”在哪里？那就是新闻规律。“要使报纸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是有自己的内在规律。”【1】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当时新闻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录，既为新闻界高扬新闻规律寻找理论依据，又为新闻界正本清源的一系列举措作理论辩护。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新闻界不可能从实践的突破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所以，不得不回过头去寻找历史上的闪光点，以图重铸昔日的辉煌。这样，在尊重新闻规律的旗帜下，新闻界所做的基本上是“复旧”——实践界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的党报传统为蓝本，学术界重提1956年新闻改革的老话题。这段时期取得的基本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说，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第二，摒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在这段时期里，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占有各种新闻学刊物的最大篇幅。
第三，随着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经济报道逐步成为新闻媒体的主体。
第四，纠正了历史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是合理性的命题，并由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
但无论是基本达成共识的还是引发争论的话题都不是新的，全是50年代的老话题。然而，如果把新闻界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仅仅看作是“复旧”的需要，那实在低估了其意义。新闻界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有其深思远虑，那就是考虑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消除新闻媒介再次沦为像林彪、“四人帮”那种反党集团胡作非为工具的可能性。鉴于林彪、“四人帮”集团都是践踏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来实施他们的阴谋，新闻界试图把新闻规律作为维护其自身纯洁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也想以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之光来阻止不讲新闻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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