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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温州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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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的女儿得了脚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在中国请青田人给他女儿修脚,终于治好了脚病。这位比利时人回国时,把那位修脚的青田人带上,将修脚介绍给欧洲。就这样,青田人开始在欧洲闯天下。后来跟着而来的是青田石雕。青田人在欧洲捉牙虫是没有生意的,在东南亚却很来事,许多青田人在那里给人捉牙虫。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佳范本
“经济动物”温州人眼睛里其实也不只是钱,有时温州人也非常热衷政治,因为他们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温州人自己说,从政治中可以发现市场、发现商机。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上万温州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庆贺——因为民营经济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因为自己的财富又得到了保障。对不会带来金钱生意的政治概念及事件,温州商人是绝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认知了解的。“法轮功”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狂一时,温州却流行一句民谣:“法轮功?没工夫!”在“法轮功”被确定为邪教之后,温州人得意地说,我们这里可能是“法轮功”最没有市场的城市,温州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赚钱,哪里有时间来修炼什么法轮大法!
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关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关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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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受歧视的财富(1)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几乎是毁誉参半,人称“香香臭臭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生的赚钱机器”、“天然的市场跳蚤”、“经济动物”、“狡黠滑头”、“眼睛有针”……
温州人的形象是中国改革群像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群体。在温州期间,我们曾听到不同的人都颇为自豪地提到同样的话:假如把温州的全部财富拿走了,只要有温州人在,我们就会再造一个温州,再次拥有财富!
温州人特殊的天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举世闻名,温州人也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获得“中国犹太人”的绰号。温州人的性格特点,正是他们敢于闯天下、纵横商界、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
脑袋有“鬼”
在北京,谁有什么跟大伙不一样的想法,准会被斥为“脑袋进水了”;在成都,谁有奇怪的想法,那肯定是“脑袋里有包”;在广州,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标新立异更是会受到推崇,但千万不要“顶牛”,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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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受歧视的财富(2)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6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在温州,我们感受到民间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创造激情,连老太太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故事: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口袋里装两张纸条就出远门了。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这样,老太太走遍大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同样是千军万马在外闯荡,四川人多是打工族,而温州人哪怕身上只有几百元、几千元也要做老板。温州有个民谣:“家家办工厂,人人摆个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普通温州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常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勇气。
1993年,温州建造大型体育中心,规划耗资8100万,财政仅给了3000万。怎么办?温州人想出了妙计,先把灯光球场以1800万的价格出让10年的经营权,一楼铺面卖出1500万。还缺1800万,有人出招,卖座位集资:单位5万元买一个贵宾席,个人2万元也可以买一个贵宾席,10年之内,体育中心每次演出或比赛的第一场,贵宾席拥有者都可以凭证免费观看。后来上海大剧院卖剧场包厢也是从温州人这儿学的。
眼睛有“针”
据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他们的眼睛倒是实实在在的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刺探出商机,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温州人天生对商业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温州文人圈“四大闲人”之一的李涛在北京、上海逛宜家家居店,感觉一种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那位负责人开口就问:“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不已,一问才知,原来自宜家开业起,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只是因为他们不搞代理,李涛的温州老乡们才遗憾地作罢。
还有更厉害的。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神思遐想。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经典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意料之中,许多人意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嘴巴吐“火”
温州人“说尽千言万语”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说多了、说熟了、说顺了,那煽动性的语言就炉火纯青,或文火、或猛火,总会把你烧得激动起来。
温州人知道说出来的话要真实、要兑现,否则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了。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第七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说:“信用就是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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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受歧视的财富(3)
温州华东钢管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林宗芳有过这样的经历:谈了很多次,一个朝鲜客户答应签合同,但提出苛刻条件:7天内必须交货。7天有点悬,但他还是咬着牙答应了,这是天津分公司的第一笔订单。可客户不放心,说:“从南朝鲜到北朝鲜,货至少要走15天,温州到天津那么远,7天怎么可能到?”林宗芳拿起笔加上一句话:“若7天没到货,我方愿罚货款的30%作为赔偿。”当他与总公司联系时,那种型号钢管正好缺货。林宗芳和总公司的人大吵一架,信誉要紧,无论如何必须赶出来!7天后的深夜,林宗芳饿着肚子帮朝鲜客户将钢管装上了车。以后,对方不仅成了老客户,还介绍来不少生意。
温州人的大嘴吐“火”在人情攻略方面尤其了得。
东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循着广告,来温州找到了生产鞋革机械的张老板。在厂里一看货,东西不错,价格却比心理价位高出一大截。
照例又是一番“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你来我往4天后,张老板死咬210万元不肯再松口,双方尚有20万元的落差,眼看这笔生意要“黄”。
当晚,张老板死拉硬拽把东北客商请进酒楼,说:“生意不在缘分在。”
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东北客商酒酣耳热,只可惜肠胃不争气,后半夜连跑了4趟卫生间,然后就躺在了医院。接下去的一幕是戏剧性的。
张老板捧着鲜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病床前,捶胸顿足:“是我害了兄弟啊!”他的眼角开始湿润。
张太太也准时出马,连着几天送来人参鸡煲。
东北客商心中热浪滚滚,紧紧握住张老板的手:“大哥,都这份上了,钱算什么,210万,就这么着了。”
这位温州朋友在眉飞色舞地述说中几次强调,这顿海鲜大餐是刻意安排的,此后的进展是预料之中的。
人情“无价”
温州人的人情费是一笔很大花消。原因何在?亲朋好友就是致富的门路。温州偏于一隅,只有水路一条,逼得他们想办法找生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遍布世界的上百万温州人,织成了一张密如蛛网的信息和销售流通网络。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这张网是温州人最大的优势,别人再多钱也买不去。”
说是无价,其实有价,只不过这价并不需要用金钱计算,权当一笔“虚拟投资”吧。
一人出国刚立足,马上会带动一群老乡漂洋过海,巴黎5万温州人大多是这样移民海外的。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皮鞋或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温州人王剑11岁随母亲到法国,长大后,经营皮包进出口贸易。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法国。如今,他在巴黎,两个姐姐长期驻扎温州和深圳,联手做外贸。王剑调查巴黎的时尚流行皮包市场,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过去;姐姐们在温州和深圳迅速加工生产,形成跨国商业网络。这样的跨国生意,温州人驾轻就熟。
温州人的企业,往往是哥哥当老板,弟弟99%在哥哥的企业;老公创业,老婆管财务。好友亲戚帮忙,总是放心些。家族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不懂人情世故在温州别想做好生意。亲戚老表、同学同行、朋友的朋友,即使没事都会经常聚聚,以维系那份紧密关系,唯恐“‘友’到用时方恨少”。难怪温州的酒楼饭店生意出奇好。
这样的风气导致人情费高昂,温州一户家庭的人情支出每月在1万元以上,已见多不怪。一般的结婚礼钱红包都是1000元,不堪重负者戏称之为“红色炸弹”。可温州人又离不开人情的天罗地网,说不准哪天,这张网就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
“四自”精神
温州手工业南宋时期即堪称全国翘楚。商品经济初期,温州家家户户有家庭作坊,8小时里你是科长、处长、局长,业余在家则搞来料加工赚外快。我们在风景区楠溪江古村落,看到很多老人妇女小孩在游客好奇的目光中从容做着手工活,有的串着彩灯,有的盘着松紧带。温州就是以小商品打开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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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受歧视的财富(4)
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最早的开拓者便是温州的裁缝师傅。
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堂兄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他带着家人落脚在京郊的南苑乡海户屯村。卢必泽的裁缝手艺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北京搞服装加工,7个裁缝老乡紧跟其后,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人。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生意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同乡一批接一批来到,没几年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如今,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加工厂,把北京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有媒体2001年报道,浙江村一年经营额达20亿,并创出了奥豹、赛美、京豹等皮衣品牌。
一位温州姑娘在大西北的一所大学修鞋,大学生问她:“一个姑娘家坐在大门口不难为情?”
“不,我这是劳动。”
“将来打算干什么?”
“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姑娘理直气壮回答。
温州的女人们照样是敢闯敢干的。温州街上大大小小的服饰店、点心店、饭摊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业。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勤劳吃苦,打拼创业,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温州众多的“一家两制”家庭中,往往丈夫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妻子则经商闯天下。大虎打火机厂厂长是周大虎,但周太太才是厂子的创始人。当年周太太下岗,靠5000元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周大虎后来干脆辞了公职下海,夫妻俩一起把事业越做越大。
温州人的自力精神深刻影响了外地人。
康奈集团老总郑秀康的女婿原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和老板的女儿谈恋爱后担心别人说他“靠关系”,毅然辞职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结婚时,郑总要给女儿女婿房子、车子,女婿则说要自己挣。
邓东华是湖北人,应聘到康奈集团。开始他不认同温州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太看重钱。2002年初,他爸爸打电话要他回去,说家乡法院要招人,可邓东华不想回去了:“我已爱上温州,温州人改变了我,我想在温州发展。”他已有一个温州女朋友,女友家里挺有钱,但他不想靠别人,也计划自己当老板,大干一番。
温州人总结自己有“四自精神”:自立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在温州,如果哪个小伙子常年待在家里,会被周围人看作窝囊废。
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生存空间,被形容为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青田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到海外艰难谋生。如今温州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
巴黎第三区原是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这里温州老板最牛,很多犹太人替温州人打工。温州新南苑宾馆总经理李涛头一次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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