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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模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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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某些初步的见解被人们所接受，并且其中一些见解遭到了强烈反对之后，对风俗的研究才会有成效。任何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对其选择的研究课题，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偏向。在诸如仙人掌、白蚁或星云本质等争议极小的研究领域中，必要的研究方法是先搜集有关材料，然后记录所有可能的变化形式和条件。可以说，通过这种研究，我们便掌握了所有我们所知的天文学规律、或群居昆虫的习性。正是在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中，主要的社会科学已取代了对局部变异形式的研究，如对西方文明的研究。
只要我们自己与原始人、野蛮人、异教徒之间的差别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认定义上来讲，人类学就将无所作为。首先，有必要达到这样一种成熟的程度，即不再把我们的信仰同我们的邻族同胞的迷信相对立。还有必要承认这些基于相同前提——姑且称它为超自然物——的习俗制度，必须在其他的习俗制度中同我们自己的习俗制度一起加以考虑。
19世纪前半叶，西方文明社会中最开明的人士也没移到人类学的这一基本要求。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人类始终维护着诸如荣誉这种至高无上的观念。在哥白尼时代，这种对至尊的要求无所不包，甚至包括了我们生活其上的地球，而且在14世纪，人们强烈反对把地球置于太阳系中某个次要地位。到达尔文时代，太阳中心说已得到普遍承认，人类又竭尽其能，为上帝赐给人类的那种不可知的特性，灵魂的唯一性而战斗，力图证明人类并非动物界的一支。无休止的论战、对这种“灵魂”本质的不容怀疑、而且19世纪甚至毫不在乎于维护与任何异邦团体的友善关系，所有上述事实中没有一种被认为是因遭受侮辱而流行的强烈激动，这种侮辱是因为进化论否定了人类至高无上的观念而导致的。
我们也许能公平地说，这两次论战都胜利了——如果还没有胜利，为时也不太远了；但这种斗争只是把自身集中到另一前沿。现在，我们十分愿意承认：地球环绕太阳中心旋转，或人类的动物世系，已与人类成就的至高无上性几乎毫不相干。倘若我们有机会住在浩瀚的太阳系之外的某个星球上，那就值得大肆夸耀；如果动物的进化把一切不相一致的人类种族联系起来，那么我们自己与它们之间可以证明的区别就更大，我们习俗制度的独特唯一性就会越显著。但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习俗制度是独特无二的；它们是一种与较小种族的习惯有别的秩序，并且应当不惜代价给予保护。所以时至今日，无论是帝国主义的问题，还是种族偏见，或者是基督教与异教间的对比，我们仍为那种至高无上性所支配，这不是有关整个世界的人类习俗制度的至高无上性，这一点当然未曾有人关心过，而是有关我们自己的习俗制度和成就以及我们自身的文明的至高无上性。
由于偶然的历史缘故，西方文明影响的广泛性已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迄今所知的地方性团体。它使自己成为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标准，因而使我们趋于相信，人类行为的一致性在别的情形下是不会出现的。甚至非常原始的民族有时也远比我们更能意识到文化特质的作用，且理由充分。他们已有了不同文化的熟稳经验。他们已认识到自己的宗教、经济体系、婚姻禁规是在白人文化之前传下来的。他们放弃了一种，接受了另一种；这往往是令人无法充分理解的，但他们相当清楚：人类生活有着不同的格局。有时他们认为，白人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或他们的战争制度，这颇象人类学家所用的方式。
白种人有着一种不同的经验。也许除了已欧化的局外人以外，他们从未见过其生活圈以外的人。假如他们出外旅游，他们很可能已走遍世界，但却不在各地都相同的旅馆外逗留。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他们对其他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四处所见的那种风俗、观念的一致性似乎是足以令人信服的，但却使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毕竟是历史的偶然。于是，他们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人类的本性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标准等同的思想。
然而，白人文明的广泛传播并非一种孤立的历史事件。波利尼西亚人团体，在较近的年代中，从昂通、爪哇到复活节岛，从夏威夷到新西兰将自己传播开来；而且班图语系的部落也从撒哈拉传播到南非地区。但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只不过把这些民族看成是一种人种畸性的地方性变异而已。西方文明拥有的其在交通工具上的所有发明和它那非常广阔的贸易网络，支持着其文明的广泛传播，而且历史地理解这种情形是如何产生的并不困难。
白人文化这种传播的心理结果与物质至上论不成比例，过去，人类在严肃对待其他民族的文明方面从未受到妨碍，但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传播却妨碍了我们。它已赋予了我们的文化以一种我们已很久未从历史上予以说明的巨大的普遍性，而且这个普遍性我们也能解释成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把我们对经济竞争的依赖解释为，这是人类本性所能依赖的那种基本动机的证明，或者由于儿童的行为是在我们的文明中得到塑造并在儿童病院中有过记载，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行为解释为儿童心理或年幼的人类动物必然要表现其行为的方式。无论这是我们的伦理伺题，还是我们的家庭组织问题．这都是一样。正是我们所要维护的每一相似动机的这种必然性，使我们总是企图将我们自己的地方性行为方式与人类行为、或把我们自己的社会化习惯与人类本性证为同一。
目前，现代人已使这个命题成为他的思想和实际行为中的一个生动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在原始民族中的广泛分布来看，它的起源可远溯到最早的人类差别之一，即“我自己的”封闭式团体与局外人之间的那种本质差别。所有原始部落都同意承认局外人这一范畴，局外人，不仅是那些在一个自己民族奉行的道德法则限制之外的人，而且是那些被草率否定在人类体系中有任何位置的人。通常使用的大量部落名称，祖尼，提纳，基奥瓦以及其他名称，都是原始人用以认识他们自己的名称，而且只是他们用以称呼“人类”的土著术语，“人类”即指他们自己。在这个封闭式团体之外，就再无人存在了。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每个部落客观上都为其他民族所环绕，这些民族与它分享属于它那部落的艺术、物质的发明，分享通过各民族相互间的“给予——接受”行为而发展起来的复杂习俗，但是局外人仍不是人。
原始人从来考察过整个世界，也从未把“人类”视为一个群体，从未探索过人类种族的共同目标。从一开始，他就是高筑起与世隔绝的障碍的偏狭者。无论是选妻还是推举领导，至关重要的界限是看这些人是否属于自己的团体。他自己的团体和该团体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举世无双的。
所以，现代人的态度背后，有着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即使在自己的文明圈中，象澳大利亚丛林部落一样，有着遗传上、文化上的相互联系，也要在他们当中把人分成上帝的选民和危险的异己分子团体。俾格米人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轻易清除这种基本的人类特质，但至少，我们能学会认识它的历史和它的多源表现。
其中一种表现通常现为根本的表现，一种与其说是由普遍的地方主义不如说是由宗教感情所刺激而出的表现，只要宗教仍为西方文明中一个活的问题，西方文明就会广泛采用那种态度。任何封闭式团体与局外民族间的区别，在宗教方面就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分野。数千年来，这两类人之间就没有共同的结合点。在一个团体中拥有的习俗制度或观念，在另一团体就不能生效。根据属此属彼而通常差别甚微的宗教，人们更多地以对立的概念去看待各种习俗制度：一方面，它是神的真理与虔诚教徒的问题，天启与上帝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无稽之谈，该入地狱，恶魔的事情。平等看待对立团体的态度可能没有问题，因而，从客观的研究资料理解这一重要的人类特质即宗教的本质，也不应存在困难。
当我们阅读有关标准宗教态度方面的描述时，我们会感到一种合理的优越感。我们至少已抛弃了那个特定的谬误，而接受了比较宗教的研究。但考虑到我们文明中具有的例如以种族歧视形式出现的类似态度，我们对这个问题略表怀疑还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宗教问题方面的成熟是由于我们已长大，不再具有天真的孩子气，还是由于宗教不再是进行重要的现代战争的生活领域。在我们文明的现实生活问题中，我们似乎远远未达到我们在宗教领域所取得的那种巨大的超然。
还有一种情形推迟了严肃的民俗研究的步伐，并往往使它成为一种不用费功夫的学问，而且比起我们刚提及的那些问题，这是一种更难克服的困难。风俗不必使社会理论家非关注不可，因为它是他们思考的重要原素：它是透镜，没它，他们将变成睁眼瞎子，准确地讲，它是基础，存在于有意识注意的领域之外。对于这种盲目性，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当一个学者为研究国际信贷，研究学习方法，或研究作为精神病原动力的自我迷恋症而收集起大量资料时，正是通过并在这些资料中，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才着手工作的。他也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他社会安排中，所有因素都可能被予以了不同的安排。也就是说，他不考虑文化的条件作用。他将自己正在研究的特质看成已知的和不可避免的外在表现，而且他还把这些现象视为是绝对的现象，因为它们是他必须加以考虑的所有材料。他把本世纪30年代的狭隘态度与人类本性同一化，并把对它们的描述与经济学或心理学等而视之。
实际上，这一点常常并不重要。我们的孩子必须按照我们的教育传统接受教育，从而对学校的学习方法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对其他经济制度的讨论常常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说明。无论怎样，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所设定的我们各自的框架之中。
的确，我们可以对各种文化进行很好的讨论，只要它们仍然存在；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冷漠增添色彩。只是因历史材料的局限，阻碍了我们从各种文化的继承中适时选取各种例证。我们无法逃避文化继承性，而且当我们回顾哪怕是一代人对，我们就能意识到已发生了修正的程度，有时在我们最为熟悉的行为中也会发生变化。就这些修正往往具有盲目性而言，我们只能在追溯中去描绘各种情形的结局。往往在形势所迫，万不得已之际，我们才会正视熟稔事物中的文化改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采取更明智更具指导性的态度。这种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我们对文化习俗误解的结果，特别是对偶然属于我们民族和时代的那些习俗的洋洋自得所致。对其他习俗只要有一星半点的了解，并意识到它们可能的多样性，都将大大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
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对当今的思想、行为还具有另一种重要的影响。现代生活已将许多文明置于紧密的联系之中，目前，对这种情形的最强烈的反应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利眼。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文明更需要真正具有文化意识的人，能够客观地、毫不畏惧地、公正地理解其他民族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方式的人。
蔑视外族人不是解决我们目前各种族、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它更不是一种具有科学基础的方法。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的偏狭只是一种地方的，暂时的文化特质。甚至与之几乎同一血缘和文化的西班牙人就没有这种特质，而且在西班牙人聚居的国家，其种族偏见与英、美统辖国家中的种族偏见截然不同。在美国，种族偏见显然不是反对生物学上相距遥远的各个种族血缘混杂的那种偏狭，因为有时在波士顿高涨起来的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或在新英格兰磨坊小镇反对意大利人的激情，和在加利福尼亚反对东方人的激情一样。这是团体内外的古老区别，并且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这种原始的传统，那会与野蛮部落相比，我们的理由就要少得多。我们四处游玩，为自己的诡辩而沾沾自喜。但我们却不能理解文化习惯的相对性，而且也不能在同具有不同标准的民族进行交往中获得巨大益处与欢乐，再者，我们在与他们交往中，也是不值得信任的。
现代西方文明亟待需要的是认识种族偏见的文化基础。如今，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我们对我们同血缘兄弟爱尔兰人也持有种族偏见，挪威和瑞典互为仇敌，就好象他们不是同一血缘的弟兄。在法国、德国对峙的一次战争中，所谓的种族界限被认为是划分巴登和阿尔萨斯人的界线，尽管在体质上，他们都同属于阿尔卑斯山地居民的一个亚种。只有到了人能自由自在并实行人类共同体最合意成分的血统混合婚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毫无羞愧地宣讲纯粹种族的福音。
对此，人类学作出了两种回答。第一是有关文化本质的，其次是就造传特性的。第一个回答将我们带回到前人类类会。大自然在一些社会中通过生物机制使得最细微的行为范型永存于世，但它们不是人类社会，而是社会性昆虫的世界。蚂蚁王后，向一个单独的巢穴移居后，将会再生出具有同样性行为特质的后代，即这个巢穴的每一小分支。当她处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绪中时，这种社会性昆虫就代表着造物。她使整个社会结构的模式都从属于蚂蚁的本能行为。一只蚂蚁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不至于导致蚂蚁团体的社会等级或生存模式的丧失；如果蚂蚁不能再生产出有同样触角形式和腹腔结构的后代，倒是更可能出现上述情形。
勿论好坏，人类的答案却在相反的一极，无论是人类部落的社会组织、语言、还是地方宗教，都不会遗传在生殖细胞中。在另一些世纪中，欧洲曾偶尔发现过一些遭到遗弃的孩子，他们自己生活在远离人类的丛山密林，他们极似林耐所划分的一个特殊人种：愚人（Homo
ferus），并假定他们是一种人类鲜见的侏儒。他简直不能想象这些半愚的动物会是人所生，这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的动物，与动物园某种野生动物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发音和听觉器官也不可能被训练好以用于说话和收听；他们身着破烂却能抵御严寒；而且还能毫无痛苦地从沸水中抓出土豆。不容怀疑，他们当然是婴幼时被弃的孩子，他们所缺的就是与其同类的交往。只有通过这种变往，人的官能才能得以磨砺，变得正常。
在我们富有人情的文明中，不会出现野孩。但只有将一个婴幼儿置于另一种族和另一文化之中，这一点才会具有意义。一个为西方家庭收养的东方孩子，就会学习英语、对养父母会表现出那种在与他一起游戏的孩于们中流行的态度，长大成人后也会从事他们选择的同样职业。他吸收了收养他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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