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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东风吹世换-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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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
〔文／残阳下的菊花〕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一代枭雄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羌族首领姚襄。迢迢洛水，夏日炎炎，他正值豪情万丈，志在恢复中原故土，登上大船的高楼，面对着满目创痍的河洛大地，不禁发出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幕僚、记室陈郡人袁宏辩护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王夷甫就是西晋时的太尉，大名士王衍。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十分尖锐和刻薄的，日后，后世皆以王衍清谈误国。袁宏为王衍辩护，桓温脸色为之一变，恐怕胡子都直了，生气地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大为失色。桓温枭雄本色，尽显无遗。
也由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桓温喜欢把过错推委到别人身上，既然大将军志在恢复中华，就应该奋起一搏，消灭胡虏，而不应该在此聊发感慨，以今非古。后人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无处望神州，桓元子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桓温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再次出兵北伐中原，攻打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桓温在枋头遭遇人生中最残败的教训。桓温对这次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把罪责都推到袁真头上，上奏免去袁真的官职，贬为平民，同时罢免冠军将军邓遐。袁真遭遇桓温的诬陷，上表朝廷又不答复，于是占据淮泗重镇寿春叛乱，投降燕国，请求鲜卑骑兵的支援。东晋真是赔了夫人有折兵，以后百年光景，基本上对北方采取守势。
桓公有两句名言，千古流传。其一“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他想干出晋文王司马懿，晋景王司马师之类的霸业，但从他上面的一些言行做法看来，和晋朝的两位开国远祖差太远了。桓温的从事，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晋景王司马师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揽为自己所有，作为自己的过错。即便是军队失败了，但也收买了人心。”
桓大将军毕竟语不惊人誓不休，接下来又来了句豪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简直就是帅呆了，我向来钦佩桓将军的直率。王衍同志生前乃西晋鼎鼎大名的清谈专家，在当时已经极富盛名，经过桓温的宣传，又背上了清谈误国的万古骂名，真可谓，既流芳，又遗臭了。王衍先生能够达到桓温先生的两个标准，真是死而无憾了。
人性本就是异常复杂的，特别是王衍生在魏晋变乱的大环境。倘若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他将以立言者的身份流传于世。乱世，往往折射出的是人性的真善丑恶。他的不幸，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但更多，是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困顿，灾难面前，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做法。是保全自己，像见风驶舵的钱谦益那样效忠新朝，苟全性命。还是为了道义牺牲自己，像少年英雄夏完淳那样慷慨就义，引吭高歌。至今中国社会都无法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点。王衍就是一个可悲、可叹、可笑的矛盾例子。晋朝，是个门阀社会，王衍的家庭出身是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王衍在辈分上虽然和日后东晋王朝的顶梁柱——王导，王敦是同族同辈人，但属于较远的宗亲。正因为门第高的缘故，王衍凭借着祖上的恩萌，是不愁出路的，日后更凭借自己天生丽质，后天修为，得以名躁一时，风魔海内外各族同胞，成为新一代名士偶像。
俗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魏晋时代，国人好识鉴，往往可以从一个人孩提时代的动向，就可以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广东话云：“三岁定八十。”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继承发展而来的。
也许是事后诸葛，后人牵强附会吧，一些识鉴预测，精确到让人可怕的地步。
总角之年，现代的孩童还在幼儿园流鼻涕，打麻雀的时候。西晋的王衍小朋友就已经独自前往山涛伯伯家作客了。只见那孩童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好一个伶俐小子。俊俏得让阅人无数的山涛都呆住了，居然惆怅许久，目送这个孩子离去。叹息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兒！（谁家的老太太，生下如此英俊美好的儿子呀！）”
少年王衍生活在西晋歌舞升平，崇尚清谈的和平岁月，世人多夸耀他的风采卓越，风度翩翩，有个成语就出自于世人对他的赞美——白玉麈尾。王衍夸夸其谈的时候，动情处，拨弄着散发贵族气息的麈尾扇子，柄尾用白玉装饰。时人惊叹他白皙的手儿，竟然如同玉柄一般洁白无暇，难以分辨。美若处女的纯洁美，真可套用在距今约两千年前的青年吗？
风流倜傥的外表，潇洒自如的气度，再加上早年和竹林七贤的交遇，王氏宗亲的“兄弟怡怡，宗族欣欣”的融洽，客观上也捧红了王衍。有人去拜见王衍，看见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往另外的屋子一看，又看见了王诩和王澄，回去之后，他对人说：“今天到王衍家里去，满目都是琳琅珠玉。”可见王氏一门，名士风流，真有家风遗传。
日后在东晋政坛呼风唤雨的大将军王敦，从小和王衍就混得很熟，与当时的名士谢鲲，庾凯，阮咸，并称为王衍的四友，对这位族兄自然推崇有加，时常赞叹王衍哥哥在众人之中，就如同那瓦砾中的珠玉，无论去到哪里，都那么出众。
王导品叹他族兄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高耸挺拔，巍然屹立。）”由此可见，王衍不仅容貌阴柔，更有七尺男儿的伟岸。
但毕竟当时王导和王衍毕竟都是小字辈，辈分上属于渡江名士。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鼎鼎大名的王戎，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名士，也是王衍的堂兄。王衍少年时期，毕竟招人喜爱，何况是王戎的小堂弟。王戎曾经对晋武帝叹息道：“要找到能和王衍相比的，只有到古人中找了。”王戎只差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后不见来者，经此宣传。王衍的名声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远，远播四海。
但是，无论再美好，艳丽的荣誉，都不如山涛送别王衍时的下半句：“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日后，王衍的卑劣表现，不幸言中。魏晋是个崇尚老玄清谈的时代，是追求名士风流的时代，是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而这一切，集中见载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史学大师钱穆不太赞同将此书列为小说家言，而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魏晋的历史特性，而应该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史书，因为其记言记事，均非为虚构。而钱大师讲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往往将只根据《世说新语》。以一些言语片段，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人物，进而烘托出时代的背景，今人余世存所编的相同体裁的《非常道》，我个人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只可惜一些言论被删节了。要了解魏晋人物，了解那时代的风骨，是无法绕开《世说新语》的，吾一友常曰此书是魏晋行为艺术的平面图，甚是有趣。
王衍，可谓《世说新语》的大红人了。《世说新语》实在是给足了王衍面子，里面许多佳言美行都出自王衍，虽言辞是秀容的，但后人的批判是无情的，下场是唏嘘的。
王衍十四岁那年，曾经拜访过他的堂舅羊祜，一个仁厚诚信，德高望重的大君子。当时他父亲出派外地任军职，时常派人回来禀报军情。王衍当时认为使者报告不清，便亲自拜访时任尚书仆射的羊祜。言辞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身边人的惊叹王衍十分清雅，善辩。丝毫不屈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之下，羊祜不大赞同此位少年的话，王衍居然把衣袖一抖就走了，还是个性情中人哩。羊祜回头对兵客说：“王衍将以盛名居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这个孩子。”《资治通鉴·晋纪一》是这样记载的。美少年王衍，以其聪明智慧，华丽佳言，在清谈界横空出世，真可谓士而优则谈。
关于这段逸事，《世说·识鉴第七》和正史的记载不太一样，当时的宾客，依旧是开头那位山涛伯伯，又一次夸耀这个美少年，说：“生下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和王衍一样吗？”羊祜语味深长地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洛阳自古就是个薈萃才子佳人的名所。西晋毕竟也有过几十年的承平时代，当时的名士喜欢到风光旖旎的洛水边游玩，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风雅之士王衍的身影。回来后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夷甫回答：“裴頠善于谈论玄学义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论《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戎评论延陵、子房，也是高深玄远，深刻透彻。”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衍的清谈重玄。魏晋正始年间，何晏喜好老庄学说，与夏侯玄、荀粲、山阳人王弼一道，竟相讨论玄理，崇尚虚无学说，认为儒家《六经》是圣人的糟粕，且当时何宴依附曹爽等人，权高一时，天下士大夫争着效仿他们，惟恐落后时尚潮流，并因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名士把轻浮放纵当作是美好的事情。
当时，司马家族正忙着篡曹氏的江山，平灭吴蜀的大业。但毕竟这是欺负孤儿寡母的结果，对曹氏绝对是逆臣贼子，无法言忠，只好以孝道治天下，以虚伪的孝顺之道堵塞百姓之口，标榜名教。
在中华浩浩历史长河里，礼崩乐坏的时代，往往就是战乱不堪，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所以魏晋，乃至整个六朝，儒学的地位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江山易主的政治是异常污浊和黑暗的，嵇康作为曹氏的姻亲，却没有实权，但却依然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最后被被杀，悲歌一曲广陵散，壮烈谢幕。阮籍，行为也十分荒诞，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居然饮酒作乐，可是他内心是悲苦的，最后，吐了几升鲜血，当时险些因为不孝而被治罪。这是对司马氏孝治天下虚伪面目多么无情的嘲弄啊！个人认为，竹林七贤，惟有此两人才是真正放达逍遥的，本质上，他们才是真正有风骨的士大夫，只是他们用了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浊世，给动乱不堪的魏晋时代，送来了缕缕清风！而非他们自甘堕落。其余五人，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后代史书站在正统的角度，往往对此两人扣上了败坏名教的恶名。可真正无耻的，破坏礼教，摇摆不定，却是王戎、王衍的清高之徒。
王衍当时非常推崇何宴的理论，王衍已经位列名士领袖，因而崇无尚虚已经为当时舆论的主流。裴頠针对当时的主流思想，发表了《崇有论》，内容虽然不长，但是就不一一转载了。他指出了当时天下将要大乱的根本，即为“无”。具体来讲即官员居其位，不为其事，好虚名，放弃了廉洁的操行，不讲道德。特别西晋王朝贪污腐败，崇尚侈华的风尚，尤其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借鉴。山涛，堂堂晋尚书当时利用职权之便，大肆侵占官府稻田，贪污的事情，天下皆知，有过却不惩罚，连所谓超然的大名士都如此，当时的道德风气之堕落可想而知。因崇尚奢靡而闻名的大富豪石崇，他的发家，居然是在外地当官的时候，派遣官军明目张胆地抢劫商人，获取财物，自古官匪一家，真是可以在其中找到朔源了。
王衍虽无首倡崇无风气的罪恶，但绝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裴頠虽没有明确指出王衍败坏社会风气，但很明显是在指桑骂槐。“贵无”派和“崇有”派在当时有一场讨论，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崇有”论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王衍毕竟能说会道，精通善长玄理，能言善辩，往往不以道理为优先，而是以辩论为能事。所以清谈，后人常常讥讽为空谈。然而裴先生无法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风气。
王衍由于少年时期，羊祜的预言，怀恨在心，再加上堂哥王戎险些被羊祜军法处置，两兄弟对羊将军极尽诋毁之能事，言谈之中多次诋毁羊祜。晋人皆曰：“二王当国，羊公失德。”名士当时的舆论力量真是恐怖。只是世上，正义，公道，也许被一些丑陋的意识形态所压制，扭曲，但总会有一天会被平反的，羊祜必定会流传千古，王衍，王戎，他的两个叔伯外甥，于言，美好无比，于德，恐怕只为竖子罢了。杜甫曾经叹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羊祜，百姓心中为他立了道德的墓碑。
王衍言谈虽然飘渺玄虚，精彩绝伦，但不过是信口雌黄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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