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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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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我醒过神来，「这情分太重了，我怎么可以接受这么厚重的礼物？要带走琴，我一定要花钱……」
「这样的琴，花钱也买不到的。」郭平抚弄着那几床琴，弦声淙淙流响着，「张培宏就是不让我随意卖他的琴。」他道出了斫琴家的名字。「这样好了，张培宏这个人，一门心思用在斫琴上，自己却生活清寒，家徒四壁的，可是多年来只肯用琴结缘，把自己手斫的琴一张张的送人。我就劝他，一定要收一点钱，哪怕是工本费呢。我不是在为他卖琴。他把琴放在我这里，委托我为他物色跟琴有缘的人。这琴，今天就该是让你带走的，你若是愿意，也可以给他寄一点钱去……」
我一下子释然了：「这样好，这样子，我才会心安……」
我拨试着琴弦，从三阪横卧的「山岳」中，选中了这床琴声苍透、漆色沉凝、名为「霜钟」的琴。小小心心抱琴于怀中（郭平教我该怎么抱——琴面向外，岳山、龙池在上，凤沼、雁足在下），像是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孩，一身的细润娇嫩，左右上下端详个不够，一时竟有点不敢置信：「真的么？这真是我的琴么？我今天真的有了一床古琴了么？」轻轻把琴卧放在几上，一时又像孩子一样拍手乐起来，「哈哈，这么说，我真的是有琴啦？我真的是一个琴人啦？」
真个是「一琴在手，蓬荜生辉」！我乐呵呵、傻呵呵地抱着琴，抚着琴，在屋里兜着圈子，一时真觉得眼前的空间，豁亮了，高旷了，落霞变成调色盘，小小雅室，一下子烟霞滚滚，变成万松之壑、万川之流了！
郭平掉头又离去了。他回转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黑色长腰的包囊，笑盈盈说：「别光顾着傻乐，你可是要穿山过海把这把张琴背回美国去的呢！你就把我的琴囊一起带走吧——这是我为自己那张琴量身定做的，你看看，给你的『霜钟』，合适不合适？」
——天作之合：合适得严丝密缝。
我的感动、感激一时无以名状：「这……这怎么好！这怎么好！」那一边，他已经用琴囊将「霜钟」装裹起来，合上丝绒内套，拉上拉链，「这样背起来，这样摆着放，在长途旅行中才不会损伤琴，你试试看……」他叮咛着，比试着。
抱着琴，他忽然像个母亲，眉风里，拂动着母性。
「孤芳众赏」——心里头，突然跳出这个字眼。刚才，我们曾经谈论过古琴自古秉持的「孤芳独赏」的品格，对于古琴的成全和局限。正如他的书中所言：一种理念，成就了一门艺术、创造了一种境界，却又同时阻碍了艺术的发展，这是中国艺术境界、艺术思维的二律背反。古琴的「孤芳」——那种出尘脱俗、敢于遗世独立的高旷孤清，自是要后辈人以心血、以生命去珍惜、去呵护的；然而，古琴的运命，可不可以从「独赏」的幽斋，走上「众赏」的桥头，从而在新世纪的江枫渔火、杏花春雨里，让更多现实愁眠中的客船与船客，闻到历史深巷里酒香和杏花香，听到雪夜霜晨里的袅袅钟声呢？……
严丝合缝的「霜钟」琴与琴盒（笔者提供）
我的「霜钟」琴（笔者提供）
唐人薛易简在《琴诀》中云：古琴「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 。
我望着他为我的 「霜钟」拾掇忙碌的背影——那真是一个母亲，为行将出远门的儿郎的「临行密密缝」哪。我早从《古琴丛谈》书中，读出了他为古琴焚膏继晷的传道热忱；如今，我更从他和张培宏这样的新一代琴人身上，看到一副深具宗教情操的有担有当的肩膀。传统中国文化，历经千百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诸般烽火劫难——真是庙堂砸尽了，典籍毁遍了，千古流传的国之圣器珍宝被摧残损弃得遍体鳞伤、花果飘零；而一国文明之命脉——「传统」，却依旧默默崛立着，于劫灰余烬中沉潜着火种，于霹雳雷霆间留下深辙与深根，只要有一点雨露华滋，就能迅捷地在一片血火废墟中泼剌剌地重生——它所依凭的，就是如同管平湖、查阜西们，也如同郭平、张培宏们一样的，一代又一代不为时潮所动、不为世态所驯的执著自持的力量——这是一种来自黄土深层巉岩深处的草根的力量，也是一种自动自发因而自在自足的生命的力量啊。
（左）查阜西（1895—1978） （右）高罗佩（1910—1967）
我知道，这个人和这张琴，同样启开了自己生命里程中新的一页。从此，沧浪之上，天地之间，浩浩烟波、迢迢逆旅之中，我又多了一个健行的伙伴、一个心灵的依傍了。
琴积淀了那么多，却又似乎总是不言不语，从来也没见琴大声喧哗过，没见哪个琴人藉琴而腾达过。古琴有些像磊磊山岩上的一株孤松，有些像杳然出岫的一朵孤云，有些像不舍昼夜奔流的大河，也有些像寻常之人一张诚恳质朴的脸。它的悲恸、欢乐与盼望，都以朴茂的方式述说，以从容的态度存在，如同无限蕴含的大自然。（郭平《古琴丛谈》）
那天，我搂着古琴，仿若搂着一缕乾坤清气，登上了返美的越洋航机。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四午后
结笔于耶鲁澄斋
我的耶鲁学生温侯廷在弹奏我的「霜钟」琴
篇末小记
旅途风尘未拂，归返耶鲁校园的头一件事，就为着识琴、学琴事，造访年逾九十的张充和先生。老人家听说我从南京带回来一张名为「霜钟」的古琴，眼前一亮；仔细询问了我的金陵访琴、得琴经过，会心笑道：「这是最典型的古琴故事——千古觅知音哪！」她笑盈盈把我引到楼上，向我展示她的一件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物——一床名为「寒泉」的宋代古琴，那是古琴一代宗师查阜西当年送给她的结婚赠礼。
晨光中，我轻抚着苍深透润的琴面，只见流水断纹隐隐，那是岁月凝就的斑斓贵胄。老人向我忆起一九四○年前后的重庆时代，查阜西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常常一同切磋琴艺，她就在一旁听琴、学琴，并曾与高罗佩、查阜西一同登台献艺——她唱昆曲，他们弹奏古琴。回到家里一翻书，吃了一大惊：这位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不但是西方汉学界的一座雄山大岳（国人一般熟知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而且是中国古琴的一位真正的西方知音和国际传人。他的古琴启蒙师，正是琴史上大名鼎鼎的清末民初著名琴家叶诗梦。今天北京故宫收藏的「天下第一琴」——琴背龙池上嵌刻着黄庭坚、苏轼等历代藏家姓名的「九霄环佩」，正是得自于叶诗梦当年家传的收藏。高罗佩乃叶诗梦入门弟子，在叶诗梦去世后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他就以题献「我的第一个古琴导师叶诗梦」的名义，用英文写作出版了《琴道——琴的思想体系之论著》（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Ch’in），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了《嵇康及其琴赋》（His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一书，至今，此二著，还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古琴的最经典、也最精辟的论述。
——从「寒泉」到「霜钟」，其间竟然连缀着那么多仿若星辰斗宿一般的名字，这是一段何等的奇缘哪！那晚夜半，释卷临窗，见满天星斗，密似繁舟，沸沸然自天海四方涌来。望着如今安卧在书房中的古琴，我似乎忽有所悟了。
十月二十三日补记毕
查阜西送给张充和的结婚礼物「寒泉」琴
后 记
关于张充和口述实录故事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桃花鱼 一》），「不知何事到天涯，烂漫遨游伴落花」（《堤畔》）。张充和诗中，「天涯」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蓦地何人横晚笛，却不见，牧耕牛」（《江城子·四川江安》），我再从张诗中捡出这个「晚笛」字眼——「天涯晚笛」，于是便组合成了这本《听张充和讲故事》——一本并不严谨的口述实录故事的书题。
五月是耶鲁学生的大考月和毕业月，于期末大考的忙碌中整理完书稿准备付排，却忽然有一种不忍结篇之感，就像近日频频有毕业学生登门辞别，一再诉说不忍离校、不舍得结束四年的校园韶光一样。实在是因为，整理这批新旧篇什的过程，又让我回复到那个「像是踏进一道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见拙文《香椿》）的角色和心情。从二○○七年到二○一一年这三四年间，作为并不年轻的晚辈后生，我时时傍在张充和老人身边听故事，学诗习字，听曲品茗，受教受诲；每每沉浸在绵长幽深、瑰丽淡雅的历史峡谷和世纪烟云之间而忘却时光流逝，忘却辈分差距，好似正与长辈先贤把臂晤谈、低吟浅唱，一起为先生娓娓言来的故旧人事喜怒、惊叹、惋惜、神往……那真是笔者数十年风波颠扑的人生中，一段最为怡静润泽而又受益丰厚的时光——可以随时感受到享受到的那种细雨润土、落红护花般的暖意抚慰，可以闻得见岁月这坛醇酒散发出来的袅袅馨香。我把她，视作命运赐予自己的一段「奇缘」和「福报」。如果今天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获得略略相似于笔者当初的感受，那就是记述者最大的成功和最好的安慰了。
张充和与笔者合影，摄于开始做访谈的二○○七年。
张充和与笔者合影，二○○九年十月。（谭琳摄影）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本书故事的主人翁——马上就要寿辰一百岁的张充和女士。没有她的慷慨应允和娓娓讲述，并允许我在讲述过程中详细记写笔记（足足记了两大本子，还加上零散纸张），此书不可能写出；没有她老人家日后在许多初稿篇什上逐字逐句的审阅校正，修补了许多误录误笔，此书文字记录的准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自然，我自己在先生面前受到的教益，更是让我受益终生的，我对此的感念感激之情，更是难以一一言表了。
此书的终于得以成形，还要更具体地感谢两位贤长：一位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另一位是我在耶鲁大学的师长兼同事、我深为敬重的孙康宜老师。我本是写作行当里的一位散漫人。日常忙于教书事务，只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倾吐、一种「瘾」，多年来的文字随写随丢，能成形成书者，每每十不到五六，甚至三四。也许有读者已从海内外报刊中读过书中的某些篇什，其中好几篇文字，都是在《明报月刊》首发的。去年夏天在香港与潘耀明大哥相聚，他就主动提出：你这一组关于张充和的稿子应该早点结集成书，你就交给我们香港的出版社先出吧。可是，回到耶鲁，教书与杂务繁杂，我又把编书的事搁下了。二○一二新年除夕，孙康宜老师赠予我她写的关于张充和的新著——台湾版的《曲人鸿爪本事》，就催促我：「我早读过你手头许多写充和的稿子，为什么不早点成书呢？」听说了潘耀明先生的建议，她更是给我撂下了「重话」：「此书的出版宜早不宜迟，你应该马上着手，最好能赶在老人家百岁生日前夕编出，作为一份贺寿的礼物吧！」——可以说，没有康宜老师这「重重」推的一把，这些文稿，至今还会是「珠子散了一地」，捡拾不起来呢。
在书法课余，张充和为笔者及笔者的耶鲁办公室（澄斋）随手题写的法书手迹，二○○八年春。（笔者提供）
一本书的完成，其实就是一座建筑、一道大桥、一条道路的构筑过程。里里外外应该感谢的，还有整体参与或者构筑各个部件的许多人。比如多年来在张宅无微不至照顾充和老人、同时也为我的访谈提供很多帮助和方便（包括帮助摄影）的小吴（吴礼刘）先生，还有给予我催促压力同时又细致参与本书各方面工作的两位责任编辑蒙宪兄和曹凌志兄，等等。而其中，二十年来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我、照拂我的妻子刘孟君（还有我们的女儿端端），是我一直不愿提及、却是整个构筑中最重要、最坚实的支撑部分。没有她们给予我的充分理解、体谅和动力，包括时时提醒我抽空多看望充和老人，照应老人和其他长者的日常需要，就不会有我与充和老人等众位耶鲁贤长们的深挚交谊（有一回，听说充和老人想念苏州的卤件——卤水炖肉，妻是北方人，就仔细查着菜谱，用酱料卤好了肉炖得软软的给老人送去，让老人食指大动），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一本有趣的书的诞生。在这里，我要特意要为自己挚爱的妻女的长年支持，留下深谢、深敬的一笔。
此书在编排上从一到十四篇，是张充和讲故事的讲述实录；十五到十七篇，是记述我和充和老人交往中发生的趣事；十八到二十二篇，是我以往发表过的与张先生或多或少相关的文字。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虽然一如上言，本书记录老人讲述的故事（包括把书题定为《天涯晚笛》，并请老人亲自题署书名），其中的主要篇什都请老人一一审定校补过，这些都是在充和老人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得到她的首肯和参与的；但是，近一年多来，老人家身体日见衰弱，记忆和心情都大受影响，一方面我们这些晚辈后生不忍过多叨扰，另一方面老人家愈来愈少见客，不愿意让我们看到她身体的现状，本书中几篇后写或补完的文字（如《古墨缘》、《张门立雪》、《非逻辑片断》等），就很难、也不宜再请老人审校了，所以，其中涉及的一些故旧人物的姓名和细节，很可能会发生记录笔误（若然，文责由我承担）。因之，在不可能亲自就教于张先生的时候，我是借助于手头边与张充和有关的出版物——主要是金安平老师的《合肥四姊妹》与孙康宜老师的《曲人鸿爪》，加以人名、史实和时间、地点的互参互校，以尽可能保持记录的准确度。在此，我要特意感谢两书作者——金安平和孙康宜老师，在完成此二书过程中所做的细致入微的案头考据工作。
二○○九年春，华洋弟子与张先生摄于耶鲁东亚图书馆为张充和举办的祝寿展览上，左起：温侯廷、孙康宜、张充和、笔者、邵逸青。
还有一点，充和老人日常的说话语气和言述风格，基本上是优雅蕴藉中带着直白明锐的。我在记述过程中，尽可能保留这样的特点，把她谈及的久远人事和切身感受作真实的文字呈现。但是，因为老人的天性怡淡和与人为善，还加上爱惜羽毛、洁身自好的自我要求，我也注意到，在经过她审校的以往许多记录文字中，有些涉及对具体人事的看法，行文中直白的判断和稍重的语气，都被老人提笔删去了，或者提议我把话语的棱角修圆。那些篇什，我自然都遵从老人的意愿加以修订。但是，最后完成的、因为老人身体现状已无法请老人过目的文字，我就依然保留了老人谈话时的原状；涉及的具体人事我虽然会下笔谨慎，但也力求存真（因为我以为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张充和，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保留了一些很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老人意愿呈现的文字原貌。在此，也向时在封笔静养中的张充和老人家致歉吧。
写到这里，还有一点我还需要加以特别说明：此书中，我唯一没有按照老人意愿记录成文，最后在编稿时也决定放弃的，是充和老人在跟我谈话时一再要求我写下的，她认为《合肥四姊妹》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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