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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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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富有代表性的张充和青年时代照片，即摄于一九三九年左右的云南呈贡云龙庵佛堂。
我知道我们又扯远了，就想拢回到重庆的话题上。
「我给你讲一个在重庆演戏，跟梁实秋和老舍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家喝了一口茶——她家里总是备有上好的当年新绿茶，据说是大陆亲友们每年都惦记着给她隔洋捎来的新茶。
「当时教育部新成立了个礼乐馆，在北碚。要唱戏，劳军演出，重庆的人都要下来帮忙。那次演出是教育部组织的，梁实秋、老舍当时在编译馆做事，答应两人要出一个相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是丁西林，也懂音乐，他们负责搭台、装灯；我呢，就负责给唱戏的找配角。那场演出很盛大，来北碚的人很多，住不下的人都挤在礼乐馆里。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张先生轻声笑着，屋里的空气在欢快的回忆中跳跃着：「那一年到台湾，梁实秋跟我回忆起这一段跟老舍说相声的趣事，当时还录了音。前些年老舍的儿子舒乙到访耶鲁，我把这个录音和老舍与我的合照都让他带走了。这回（二○○七年春）我在北京开书画展览，舒乙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故事。可是他没讲对，我当场纠正他：当时梁实秋的眼镜没有被打掉，是打飞出去又一手接住啦！呵呵……」
张充和手抄的昆曲工尺谱
昆曲工尺谱
老人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从来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叹为观止。
我问：「什么是礼乐馆？你刚才好像说，你后来是从青木关搬到了北碚？」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我记得，「蒋委员长」好像在抗战时期提出过「新生活运动」之类的口号，也许这新成立的礼乐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便问：「能给我说说礼乐馆的故事么？」
「国立礼乐馆直属教育部，馆长是汪东（汪旭初），礼、乐分开两组，卢冀野管礼组，杨荫浏管乐组，我是属于乐组的，负责做中国古乐，做外交仪式音乐，弘扬昆曲等国乐，从古诗里选出合适的诗词曲目做礼仪教化之用，等等。」老人又笑眯眯地提起一段佚事，「说起来，这个礼乐馆的馆长，还是我给保送的呢！教育部知道我跟沈尹默先生相熟，要我去请沈先生作礼乐馆馆长。我就去传话了。可沈先生说：『我不合适做。我只会闲里找忙，不会忙里偷闲，你去问旭初看看。我就去问汪旭初，一问他就答应了。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做过相关礼乐的事情，当时是监察委员。他从监察院调到礼乐馆，也是个闲差使——呵呵，我这么说，倒把两个部都骂啦——我给自己找了一位上司，这位上司自然对我是很不错的。他亲自画了一本梅花送给我，可惜被我弄丢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他们管薪水的人，要在我的登记册上加几岁，这样可以领到平价米。我说我不要，他们说：『你不要我们要！』平价米可难吃啦，可那是战时，缺粮缺米呀！……」
我想象着那个战争年月，这位正在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教育部礼乐馆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旧宅、战场废墟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其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娇宠，也是不难想见的。难怪每提到重庆岁月，老人眉额间，总会掠过一片霞彩呢。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老人说起重庆轰炸的岁月，也显得云淡风轻的，「当时的重庆市长——名字忘了，是梅校长（梅贻琦）的学生，来青木关教育部看校长来了，遇到了日本人轰炸，当时就跟我和梅校长一起跑到防空洞去，结果防空洞的前半部分都给炸掉了，很危险。可是那时候我们到重庆会朋友，都是到教育部的防空洞里约会，想想也挺有意思。」
我很好奇：「那时候炮火连天的，你这么一个娇女孩儿，天天跑警报，害怕吗？」
老人微笑着摇头：「抗战时我也逃过难，没黑没白地赶路，但身体能挺得过去，给了我很好的经验，也没有什么担惊受怕的。飞机就在头上，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习惯了，也就不害怕了。」
我说：「听下来，我觉得，重庆那段日子，是您一生中很有光彩的一段。」
老人微微颔首：「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水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水，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我也常常过江去看他们，我过去，就住在九姑的家里。我前面提到的丁西林也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算忘年交。四九年后他在中国政府里好像有一定的位置，他还给我和汉思写过信，劝我们回去。记得他写过一个关于妙峰山的几幕戏，寄出来让我把它变成昆曲，我还真的为它度了曲，可惜，再没有机会唱给他听了……」
老人陷入了久远的遐想之中。我记下了一个个在史书册页里熟悉的名字，又好似听见了潮拍江岸，在浪花激流间荡起的笙歌弦管的声音。
谈话于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校阅
「鱼玄机」与「桃花鱼」
张充和学诗的故事
案桌上摆着一本装帧精致的线装书——《唐女郎鱼玄机诗》。是一本新出的「中华再造善本」，按历代流传的宋版书重印的。翻开来，熟宣厚笃，版式古朴，顿觉雅意盎然，墨香盈屋。
充和老人告诉我：这是一位亲戚最近送的礼物，她很喜欢，常常倚靠窗边沙发，摩挲细读。讲起唐代这位女诗人鱼玄机的诗集，便讲到当初一位美国学生曾经为她精印的《桃花鱼》诗册。因为《桃花鱼》印数仅三百，很多诗友慕其名而难得一见，商求于我，我也不敢贸然问「鱼」于张先生。
张先生笑道：「那本诗册，用的是我自己誊写的小楷，印得精美而已，其实收诗不多，才十几首。我这些年写的诗，其实还从来没有结集出版过呢。我自己也疏于整理，写了就扔在那里了，很少人读得到。」
于是，我们便谈起女子学诗的话题。我说：「在从前那么一个男权和父权中心的社会，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下，你的求学之路是怎样走的？女孩子学诗，会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呢？」
一九一八年在合肥， 张充和（左）五岁留影。（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张先生手翻着鱼玄机诗集，吟吟笑着，向我说起她孩提时代学诗的经历来：「我祖母是我学诗的第一个启蒙人。祖母会做诗，能背很多诗。我五岁开始就跟着祖母背诗，读诗，每次还要把我读过、背过的诗似懂非懂地讲给祖母听。我出生八个月就离开了妈，跟祖母长大。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她的父亲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
我想起什么，问道：「张先生，这么说，您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曾外侄孙女了？我记得张爱玲好像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祖父叫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你们这两个张家都来自安徽，有亲戚关系么？」
张先生笑笑说：「没有。我们和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他们是来自皖南的张家，我们算是合肥的张家。《清史稿》上记的我曾祖父张树声的传记，好像提到过曾祖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过什么关系。我没见过张爱玲，日常生活里也和他们的张家没发生过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的李家和张家，是两个大姓人家。不过我们家，民国年后就搬到了上海，后来又搬到了苏州。」
「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我顺口问。
「一九一三年。就是民国二年。阴历是四月十二日，公历是五月十七日。现在很多书里提到我是一九一二年出生，是传错了。大概是当初结婚时候登记婚书的人，按中国岁数的算法，算多了一岁，就这样以讹传讹啦。」
这是我第一次「刺探」清楚了张充和的确切生日。这为我和孙康宜教授日后带上两位洋学生为她带来的那场「生日惊喜」，留下了伏笔。不过，这是以后的故事了。
「我祖母让我读的是家教私学，给我请过好多位老师。教我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考古学家，叫朱谟钦，他算是考古界后来很有名的夏鼐、唐兰他们的长辈。他的国学底子好，一开始就教我给古书点句，读史书、读古文，就从断句开始。一上来就要我点《项羽本纪》。他先点几天，然后叫我自己点，点的是一种大版本的线装书。他要我博览群书，把文笔弄通，教我做诗、对对子，并不是死抠四书五经，教学风格没有一点儿科举味。他自己会拓片，还会刻图章。后来他又回到考古学界去了。当时很多新出土的楚器都是他去做的考证。我的另一位老师是一位六安举人，他的教法倒是有科举味的，常教我读读骈文什么的。我祖母却不喜欢他，教了没多久就把他换了。朱先生当时四十多岁，祖母给他教书的酬劳应该是很不错的。他是合肥人，一家人都在合肥，他自己却在山东博物馆做事。因为母亲年岁大，他想就近照顾母亲，就辞掉了山东的工作；可一大家子都靠着他一个人挣钱养家，所以他最后就留下来教我了，要不然，也请不到像他这么好的先生。为了教我，他彻底从山东搬过来了，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祖母给他预备了一个卧房，可是他从来不住。」
《唐女郎鱼玄机诗》内页
我有点讶异：「这位朱先生，就教你一个人呀？」
「对，就教我一个人。」张充和的脸上漾起一种回忆中的欢悦之情，「当时我叔叔也在上学的年龄，我祖母给他请的，是另一位从镇江来的先生。朱先生教我的时间最长，前后大概五六年，我从九岁开始就跟他读书，他一直教到我十六岁。他一开始就给我念一本关于同音异义的书，是他自己为了教我而专门写的，要我学会解说不同的字，比如『张』和『章』、『中』和『衷』，等等。他主张解释，不主张背书，这种教法对我是最有用的。又教我读古书从点句开始。我用朱砂红笔点句，点对了老师画个圈儿，点错了用红笔一剔，我就懂了。」
日后，我领着两位洋学生拜师向张充和学字学诗，张先生就特意用朱砂研墨，以朱笔给我们批改，并告诉我们，那朱砂墨条还是乾隆时代的，让我们一沐古风。此乃后话。
「我写字也是跟朱先生学的，他真草篆隶都会，也是用朱笔给我批改。我临的《颜勤礼碑》，当时刚出土，是朱先生把新拓的拓片一条条剪出来，为我做成字帖，按原样临写的。我看过后来出版的许多《颜勤礼碑》字帖，字体显得很肥大，完全走样了。那是因为拓片一经裱过，笔画就被撑开了。朱先生的教法很灵活，一点也不死板，我祖母对他很满意。」
说到这里，张先生突然想起了什么，指着那边窗台上一盆黄澄澄的菊花说：「你看那菊花，开得多好！我二姐的孙女前几天送来的时候，花开得蔫蔫的。我就想起祖母当年教过我的，菊花要吃风露，才会有生气。你看，我昨晚把她挪到门外吃了一夜的露水，今天就整个变样子啦！」
窗台上的晚菊抖擞着金黄的细瓣，果然显得生气勃勃，一若眼下眉眼间漾着温煦笑意的主人。
我倒对她的祖母生出了兴趣，笑道：「你祖母看来也非常新派呀！在读书教育上给你花这么重的功夫。她自己就知书达理，还专门为你花重金聘请这么好的专任老师。按说，那可是在一个重男轻女、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哪！」
张先生没有接我的话，还沉在远年的记忆中：「我考北大那年，国文考的就是点句。我得了满分，可是算学呢，只有零分，呵呵。」她淡淡笑着，「我跟着祖母一直过到十六岁，祖母死了，才回到苏州自己父母的家里，那时候我的生母已去世多年，已经是继母在管家了。我直接进到父亲办的学校读初中，文史课都没问题，麻烦的就是算学，因为我打小就不喜欢，加减乘除，都没好好学过。那一年（一九三四年），我报考北京大学，怕考不上，用了个假名『张旋』。那时候是五个大学联考，卷子分开判。我的国文考了满分，算学根本不会做，得了零分。国文部分的白话文，其实我也没学过，比如考『我们』、『椅子们』、『桌子们』，圈哪一个对之类，我总算是都圈对了。但当时北京大学有规定，只要有一门课得零分，就不会取。可是我却被录取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这是破格录取吧？」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刚上初一就遇上「文革」，当了十年知青，恢复高考那一年（一九七七），我也是数学考了零分（或五分），后来幸运地被中山大学破格录取。
我跟张先生谈起自己这段故事，她说：「当时好像没有『破格录取』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内里的故事。开学那天，当时胡适是国文系的系主任，在系里的Party（派对，聚会）上，他点着我的名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太好（其实是大不好），你要好好补一补呀！』我吓坏了，跑到教务处去说：『要怎么补呀？我怕补也补不成了，我加减乘除都不懂，我宁可不上了！』教务处的人一听就乐了，笑着说：『取了就取了，还补什么补，胡适是给你打官腔呢！』直到好多年后在抗战时的云南，碰见许宝騄——他是俞平伯的小舅子，华罗庚的同学，大数学家，当时北大的数学助教——他在昆明、重庆都是我唱昆曲的曲友，常常拉二胡跟我配戏。在重庆有一次演完戏，大家给我一个Party，许宝騄说：『充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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