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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陈染散文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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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接着说：“为什么非得是美国大兵调戏妇女？我们这些男人就不会调戏妇女吗！”
就座时原本还矜持的几位女性这时已松弛下来，脸孔上有了一层绷着劲儿的笑意。另一个男人又说，“女人嘛，你调戏她她不高兴，你不调戏她她也不高兴。你说她不正经她不高兴，你说她假正经她也不高兴。真难啊！”
话说到此，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兴奋起来。
有一位大姐终于绷不住，说了句，”我们女人就不能调戏男人吗？”
男男女女已经按捺不住了，“对对对！”酒杯在桌上欢快地敲着。点烟的点烟，哼小曲的哼小曲，拍大腿的拍大腿。然后大家一起碰杯：“祝全体人民都高潮。”这天的聚会算是拉开了快乐的帷幕。
其实，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和良家女性。
生活中，我比较喜欢这种进取和（有节制地）放纵并存的伙伴，这才是丰富、复杂和人性的人。
阿尔贝特五岁的错误
阿尔贝特五岁的错误
1999年是令人十分敏感和满怀警觉的年份，母亲许多年来一直是对外星人之类的说法深深敬畏，而我一直对这些缺乏实证的事物提不起热情。近日由于我受到一位从柏林来的UFO谜的朋友的蛊惑，也开始懵懵懂懂甚至“疑神疑鬼”起来，母亲终得机会对我煽风点火。
清早起床后，母亲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她说，她与几位朋友外出旅行去了，天光水色景物宜人，于是她便单独出去在附近闲逛，打算买一个假发头套送给她的一位朋友。她估计自己只是离开伙伴们半个钟点，可是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迷失方向，找不到那一家宾馆了。这样又耽搁了大约半个钟点。正在着急四处打听时，刚好碰上一位同伴，他一把拉住母亲神色紧张地说：“你到哪里去了，大家已经整整找了你10天了，急死了。”母亲奇怪地说：“我只离开大家．．．．．．”她低头看了看手表，“大约1个小时啊，怎么会是10天呢？”母亲说着，一眼就看见了她找了半天的宾馆其实就在
同伴身后耸立着。母亲说：“我去买了一个假发头套，回来的路就走乱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刚才连宾馆的影子都没有，怎么这会儿忽然就在眼前了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摸皮包里的假发，可是新买的头套却不见了。母亲疑惑地与同伴走进宾馆大堂，发现大家都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焦急地等她，整整齐齐一大排人。大家见了母亲，一下子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母亲10天来哪里去了。这时，母亲真的慌了，莫非自己真的让外星人带走转了一圈？母亲恐惧地又看了看手表，再抬起头时一眼就发现了自己刚刚买的却找不见了的那个假发，已经戴在了她的朋友的头上了．．．．．．
我说：“这事不太可能吧，听着怎么那么玄啊！”母亲说：“这是我刚刚做的一个梦。”
我叹了一声：“怪不得。”
母亲郑重其事神经兮兮地提醒我道：“这样的事也许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母亲离开我的房间后，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先是想笑，既而似乎又获得某种启发，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很久以前一位叫做阿尔贝特的作家，他在《我母亲的书》里提到他童年时候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只有5岁，他从船上登岸时紧紧抓住妈妈的裙子，那些从身旁驶过的电车使他惊恐万状（他以前没见过汽车，只见过马车）。他想，那些铁皮制作的长方形怎么能在地上奔跑呢，一定有一匹马藏在汽车里面。这样他才安静下来。他5岁的知识和经验仅仅可以理解马匹可以带动车子行走，他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电动力是怎么回事。对于未知事物，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去理解，比如关于外星人，关于超人类智能的存在，等等。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问题，相对于宇宙我们人类几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会不会犯阿尔贝特5岁时的那一种错误？
有人曾说，沉默是对某一事物缺乏自信（或了解）的人的最稳当的选择。那么此刻，这就是我对宇宙未知事物缺乏起码把握的最佳选择。
我对此只是怀有十二分的敬畏。
一个不老的人
一个不老的人
从一个老人那里看到
8月的中国P城，多是雷阵雨天气，似火的骄阳，灼烤着黑布片一般即将燃烧起来的土地，但转瞬之间，便又会大雨如注，水流滂沱，脚下变成一条无边的浑河。这种变化多端的天气，使得在这个季节里的人们，也变得情绪多变，性情无常。
在这个炎热夏季的午后或黄昏，我很规律地保持着在街头漫走的习惯，经冬历夏，我把这种可以延伸思路和自我交谈的漫走，当成是自我的一种意志力的延续。些微的汗水从我在阴爽的大房间里沁浸得发凉的骨头里渗出，有一种温和的快感。我喜欢这一种感受。
我一边埋头走路，一边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属于古典东方的那一种神秘古怪的想象以及现代西方的内心自省习惯，使我永无安宁。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自我折磨，也是一种看不见的享受。脑袋里刮着热带台风，思维如闪电，迅速地在街边路角一闪即逝的事物上掠过。
一个老头，面色灰黄，瘦骨嶙峋，但衣衫显得格外整洁。不难看出他生活的境况－－
清贫然而依然保持着尊严。他同我一样，也在街头漫走，老人的手里拄着拐杖。在树阴里的那片凉篷餐桌前，他犹犹豫豫站住，然后四顾环望，胆怯又鼓足勇气地向那堆着半桌剩食的餐桌靠近。他颤颤巍巍，向两边和身后过来往去的人流偷偷觊觎，留心察看着是否有人正在窥视他。然后，他以不被人察觉的动作，移动到桌前，拿那筷子，像休闲品尝食物一般缓慢地、悄悄地夹起，送入口中。他一边忙着把嘴里裹满油汁的肉片吞咽下去，一边斜着眼角转动着他那相当慌乱不安的眼睛。
我站在老人身后不远处，心情复杂地观看这一场景，用一种假装正在等待什么人到来而并没有注意到他那个餐桌上的一幕的姿态。因为，我担心他看到有人正在观看这一切，他会慌悚无措。我的余光注意到，老人在心虚不安、缓慢试探地吃过两口之后，就再也不顾及身旁的他人，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地咀嚼起来。我知道，那一刻，老人的内心里在经过了一场精神与物质、尊严与欲望的残酷较量之后，他的意志终于崩溃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已彻底地被他精神的衰老和物质清贫所吞噬．．．．．．
我继续沿着街头的树阴漫走，节日的欢乐气氛把所有人的脸上都熏染得一片欢乐，我的脸上也同所有人一样涂满欢乐－－我愿意在这样和繁华的节日里，把自己安静的笑意分送给善良的人们。但是，我的内心并不仅仅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以人群的忧戚为忧戚。因为，我知道，人们每向前走一步，就离人类荒凉悲哀的前景走近一步，向着生命与意志的衰退靠近一步。我步履沉重，向着自己的内部发出一声无声的命令：我决不能让自己以及我的亲人友人，随着岁月的流逝、生命力的渐渐衰老，而一点一滴地衰退我们的意志、殆尽我们的尊严．．．．．．
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街头小景产生如此过激的情绪波动，显然与P城燠热的夏季景观有关，那些闪烁耀眼的霓虹彩灯，富丽堂皇的饭店宾馆，在街头眩目地裸露着。如果说，一条街就如同一个语词丰富的句子，那么这些繁华靓丽的都市粉装，就如同一堆堆浮夸多余的词藻在沉静平实的句子中跳来跳去。我从不以为它可以改变整个句子最本质、最深层的内涵，那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也许到了冬天，街景空旷，残叶在冷风中飘零，秃树们脱去外衣显露出深褐色的沧桑时，这个城市将会变得沉静而有耐心。我在这夏季的街头，像个老人一般地踟蹰漫走，想象那蕴含着低沉浑厚的古老情感的冬天到来，想象我们这些宇宙的孩子不过是一瞬间。
反“胡同情结”
反“胡同情结”
人们住久了北京的高楼大厦，终日圈在自己的套房里，与一墙之隔或者对门之遥的四邻五舍，多少年进进出出陌生如路人。渐渐地怀念起早年那破旧、简陋、肮脏的北京小胡同，怀念起大杂院里邻居间四敞大开、前后院隔着山墙聊（喊）大天的温馨景观。这种“胡同情结”，这种感旧思古之情怀，想来是谁人都可以理解的。正像人们穿了几十年尖头的、高跟的等各色造型的漂亮皮鞋之后，忽然思念起早年那种令脚趾头自由舒展的平底棉布鞋甚至草鞋来。人们终于开始渴望捍卫“脚趾头自由”的这一种情感，与“胡同情结”大同小异，都是出于对束缚人类本性的逆叛心理。
然而，我的“胡同情结”却是另外的一种。
我对北京小胡同的感觉主要来源于母亲。在“文化革命”后期，我曾随母亲在北京城南的一条曲曲弯弯胡同尽头的一所尼姑庵遗址居住了四年半。但我这四年半的日子是封闭的，所以我对北京小胡同的那种切肤感受比起我母亲那一辈人要淡泊得多，这也说明了
我年龄的浅薄。
记忆中，城南那小胡同，是一条半截细肠子似的胡同，胡同的尽头仿佛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扣，永远走不通。那时候我正上中学，胡同里常有热闹景观，附近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一听见锣鼓声就出去游行，小孩由老师带着在小胡同里游行。我只是从那个废弃的尼姑庵庭院的大木门里探出头，看着纷纷扬扬、快快活活的游行队伍一片片云彩般走过，拐弯，再拐弯。浩荡的队伍拖着飞扬起来的尘土，消失在胡同尽头。记忆中的北京小胡同，也就是这点尘土模糊的印象。
然而，有一件事，只要想起来，我就会把它与北京的小胡同紧密地缠联在一起，那就是胡同里的“吊死鬼”。
我所说的吊死鬼不是指槐树上吊着的那绿色的小长虫，而是真正吊死的鬼。
有一天，正是盛夏的9月，我和母亲站在我们居住的那条半截细肠子胡同的尽头。刚刚下过雨，胡同里人的寂静，凸凸凹凹的路面上，积水没过我们的脚面，水珠随着脚步起落飞舞。在这个雨后的不胜凄凉的傍晚，母亲指着我们面前的一株被雨水打落了一地的粉红色花朵的老榕树，说，她小时候住在北京西城横四条，里面有一条狭小的死胡同
，叫牛肚子胡同，胡同很窄，里面却有一小块阔地，住着几户人家。有一天早晨，母亲去上学，看见牛肚子胡同一棵弯树下挂着一个人。母亲指了指我们眼前的老榕树，说，正是这样的榕树。树上挂着的是一个女人，披着长发，穿着红袄，舌头吐出来．．．．．．
雨后的小风格外凉爽，我忽然觉得毛骨悚然，仿佛脚下的粉红色榕树花，全都变成了那女人吐出来的鲜血。我拉了母亲立刻离开了那棵树。我不断地问母亲，那女人为什么，为什么？母亲说，没有下文，她不知道。这棵老榕树深深地嵌在我的精神里。后来我在一篇小说中，就让心高而失意的黛二小姐，吊死在街角隐蔽处这样的一株高大苍老、绽满粉红色花朵的榕树上，使之成为黛二小姐最后的充满尊严的逃亡地。
母亲讲述的吊死鬼的故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倒不是因为我对于那不明死因的吊死鬼所产生的想象，而是因为母亲在那个压抑的年代，站在老榕树下对我说这番话时的绝望神情刺激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母亲为什么会在尼姑庵的胡同里，忽然想起年代久远的吊死鬼的事？她当时内心里的念头，我没有问过；我长大后是怎样理解的她当时的心境，我也没有对她说过。这些依稀的事情，渐渐已成为历史，正如北京的小胡同，未来的孩子们，恐怕得从旧地图上或者从地方志上领略北京小胡同的风味了。
记得，母亲还说过横四条依傍在城根，爬上牛肚子胡同的墙头，就能看见西面灰色的、长满酸枣树的城墙。那城墙残破却坚硬。7岁的母亲就敢偷爬城墙，为了摘取几颗城墙缝里孳出的酸枣树上橙红色的小酸枣。我想象一个瘦小的女孩，身子贴着城墙壁、脚踩着城墙缝往上爬的样子，不禁对母亲产生了敬意。而我却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我长大后在和母亲辩论某一个问题时，她一没词了，就炫耀她小时候住过胡同、爬过城墙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北京的小胡同，在我心底已经和“吊死鬼”结成了一种“记忆联想”，城南那条尼姑庵遗址的小胡同，也由于那棵老榕树，永久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所以我很难去赞美它。这当然不能代表人们通常的那一种怀旧时的“胡同情结”，从心理医学讲，我的情感方式属于“个案”。我在国外时，在繁华喧闹的异乡，我曾动心地想念过北京的小胡同，但那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小胡同，是由一种与亲人朋友分离而生发的失落感，并不是想念真正意义的北京小胡同。
挺住意味着一切
挺住意味着一切
天秋，你说，你正在和上帝配合，就看它什么时候让我从它覆盖天空的那只手掌的指缝间钻出去，让我们在伦敦相聚。
可是，我已经不想再离开家了。我已经没劲儿了。
P城骤冷，我像一只冬眠的蜗牛，缩在壳里。每天，像钟表一样准时地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工作。窗外那些纷乱的东西，我全看到，但我依然厌倦那些。那些，表演的气息太重，人看得久了，即使不加入其间，也会不自觉地变成假人。
前几天，P城下了第一场大雪，我下午终于出去到雪地上走了两个小时，边走边瞎想，人到世间活一场，打的是单程票，今天过了，就再也不会有。想到底，功名、繁闹、财富等等一切事事物物，不过是随身之影，身不再有，影何来哉？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某根弦放得松一点，再松一点。
非常惭愧自己至今仍不成“才”，我对自己的耐寒力估计过高了。踏雪归来，重重地病了一场，胃剧疼，且呕吐。吐了两夜三白天，吐得满脸都是血斑，从皮肤下透出，像
个鬼，不敢照镜子。今天才坐起，楼里电路断了，暖气也停掉。打电话问，答说：供电局在更换设备，要三天。房间里很冷，我就靠在被子里写字。
这几天我永远在床上，想这想那，除了睡就是乱想，总想到你，也自然想到秸。但决不想去伦敦，就算是伊丽莎白女王派专机来接，我也不去。只想死。特别是第三天，我打定主意：如果再过两小时不停止吐，我就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就不再忍着了．．．．．．两小时过去，没动静。我又发誓：再最后忍一小时，然后就给你打电话．．．．．．
后来，终于又睡着。再醒来，忽然就好起来。胃依然疼，但不想吐了，这就可以忍受，就有了希望。难受的时候，所有的”革命理想”和干劲全没了，别人怎么逼我也不干了，哪儿也不去了，就守住我的床，我的房间，只要能好过一点，就满足了。今天好多了，才又开始有了些信心。
今天早晨一睁开眼，觉得很好，阳光很朗，满床满地毯。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晃荡了一会儿，头发晕，眼睛里看到许多黑颜色，就坐下来。
回想起前一时××部门里的一切明争暗斗、笑里藏刀的“新阶级斗争”，以及积蓄在我心中的恩恩怨怨、种种不平，忽然觉得可笑。我很惭愧我居然为××部门不为我的小说评奖一事而生过气。既然选择了那一种不为更多的公众包括官方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就毫无疑问地需要担起被冷落、被拒绝的孤独境遇。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思想者，应该在30岁以前就解决了这样一种极为“初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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