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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陈染散文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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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瞎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的木门掩映在树阴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密或安全担心。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瞎走中无意地获得过。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卖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和母亲互相看了看，就走了。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说学就学。我们先到美术馆买来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服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的面积并不多，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一样。最后，我们钉上一条显得粗糙的木线，然后就把它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它硕大得几乎占用了整整一面墙。它的内容－－中药方，质地－－亚麻布以及它的形式感－－画一样的字和不对称的破坏常规的布局结构，无疑都展示着制作者本人的生活姿态、艺术倾向以及世界观。这是在任何艺术专卖店里都买不到的，无论多么高档的，都无法如此贴近我本人的风格。
我和母亲合作的这件装饰物，现在就挂在我自己家的门厅。这算是我们瞎走时意外的收益吧。有一天，母亲陪我到地坛公园一带的《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领取稿费。办完事，我们就沿着护城河河沿像往常一样向东瞎走，树阴遮挡了西下的阳光，我们隐埋在阴凉里一边闲散地走着，一边东看看西望望。河床斜坡上边就是拥挤如潮的车流，而一坡之隔的河沿边，却是异常的寂静。我们偶尔在一个悠闲的钓鱼者身后站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鱼儿上钩。然后，继续走。我们猜测着某一位纳凉人的身份，或者猜测擦肩而过的一对男人和女人的微妙关系。我们一直走到”禁止前行”的木栅处，才停住脚步。离开河沿，攀陡坡上了马路，然后折进一条幽僻的胡同。
我们在这条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寺庙－－通教寺，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尼姑的寺庙。
推开重重的木门，探头向里边张望，正有一个尼姑款款走过来，她身着浅灰色粗布衣，秃着头，相貌端正灵秀，脸色十分苍白，一望可知是在那种长年不见阳光的阴郁的庙堂里久呆的缘故。她看上去还很年轻，20多岁至多30岁的样子。不
知为什么，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我心里忽然发虚，一时紧张得不知如何与走近的她搭讪。倒是母亲临时抓到一句话，说：“请问，这里能参观吗？”尼姑一边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边摇了摇头，说“不”。她多一个字也没说，就消失了。我和母亲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好往里边走，又不想就这样空空地出来。迟迟疑疑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还是退出木门，离开了。
从离开通教寺大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心里就乱起来，一串连一串的问题波涌而至：一个尼姑，表面的平静之下，她的内心世界里都装着什么呢？她读过很多书吗？她的感情是忧郁是冷漠是绝望还是激昂？她每天单调的日子是怎样度过？外面咫尺之隔的繁华世界对她不构成诱惑吗？她是否拥有过爱情？一个斩断或隔绝了爱情的女人是什么力量使她生活下去？她的欲望呢？她与亲人如何相处？她还需要朋友、需要理解吗？她是否比我更懂得人世的炎凉与艰辛？一个在事业上或者在情感上成功的女人还会选择这里的生活吗？．．．．．．
许多问题一下子将我占领，脚步沉甸甸的。默然地走了半天，我说，“将来实在不行了，就来这里安度余生吧，养心怡性，读书娱乐，也算是个平静的收场。”
母亲和我都没再说什么。
我记住了这个地方。
这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但瞎走的乐趣我们至今延续着。
扔
扔
起了一个大早。母亲到黄村那边的房子与她的朋友们聚会去了。趁她不在，我抓紧时机从厨房、卫生间、衣柜、抽屉、阳台、壁橱等等地方搜寻“破烂”，眼睛睁得大大的，扫荡般地掠过家里的各个角落，随手一理就是几大包，稀里哗啦赶快统统扔掉。免得她在家里叫唤“这个宝贝不能丢、那个宝贝要留下”。其实，如果我不扔那些“宝贝”，她是永远也想不起来它们的；而我若是偷偷扔掉了那些“宝贝”，她也是永远发现不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家里的废物，但是如果让她扔掉，她立刻就会把它们当成宝贝。
这已是多少年的经验了。
以前，我就曾经说过，一个现代的家是要靠不断地扔东西才建立起来的。
母亲每每总是说我败家子。
这是两代人的观念问题，已无法改变。
冬日暖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手臂上，那光芒追逐着我的手跳来跳去，欢快的橙黄色在我的指缝间渗漏成一朵朵菊花状的影子，一股逐浊生新的馨香。
家里的“废物”之多，常人难以想象
。道士穿的鞋、旧货店里的油纸风筝、半截手指长的装胡椒粉的小玻璃瓶、寺庙里的木鱼、木偶戏团用的驴皮影、活野鸡身上拔下来的翎子、麻栎疙瘩雕成的十八罗汉、旧货市场上的蟋蟀罐子、拆迁废墟上的一块碎瓦、哥哥小时候穿的挡风屁帘、圆明园犄角缝中的一截残损的树根、古玩城的玉带石香砚、五七干校时乡村耕牛翻地用的一片锈铁犁．．．．．．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玻璃酒具、木雕烛台、银制器皿等等，无论贵贱，全是我母亲收藏的对象。几十年积攒下来，家里东掖西藏，爆满之景观可想而知。
被我母亲买回（或留下）来的其中不少东西，其实专门就是为了扔的。我扔了几大包“垃圾”之后（好东西自然是留下来的，比如玉带石砚；麻栎疙瘩十八罗汉），心里干净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油然升起一股被压抑了很久之后的释放感。
扔东西实在是一件惬意而生瘾的事情，常常是一“扔”而不可收，扔起来就没完，越扔越痛快，越扔越明亮，越扔越昂扬，心里也越扔越宽敞。幸好Ｒ打电话过来，打断了我的愉快劳动，方才暂且止住。
我汇报说，正在对母亲的”宝贝”进行偷袭扫荡。Ｒ笑，说，这也是他春节的项目之一，他母亲连废纸箱都不扔，说是可以装垃圾用。于是，攒了满阳台的废纸箱，落满灰尘，小鸟都在盒里做了窝。这下它们本身就成垃圾了。
我放下话筒，到卫生间清洗干净手臂，然后坐在沙发里定定神，想：暂且手下留情吧，还是留下一些可扔的东西，待下次再享受这种“扔”的愉快。
继而又想：扔，其实是一种建设，是一种哲学。所谓不破不立。
无论对于日常的物质生活，还是对于僵硬传统的文化或观念，我一向喜欢”破坏”一些什么的那种感觉，也许这里边蕴含着一种新生和创造的开始吧。
找啊找
找啊找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我母亲花费在找东西上的时间更多的人了。她每天都在找，就是不能物归原位。出门前等候她找钥匙和钱包，已是我的必修课。每每我总是想起一则小故事，说是一位先生在携太太出门前总要等候她很长时间地化装，后来他索性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终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每想到此，我便有些后悔自己，若是我把等候母亲找钥匙和钱包的时间也用来读书的话，说不定也”学富五车”了。
偏偏我是一个急性子，多少次建议她物归原位终不见成效之后，我便失去了耐心。于是，我便在正式起身出门前的10分钟或20分钟，就造声势说该走了，待她找完出门前的几样，我才起身整理自己－－这样就从从容容任她去找了。
平时，母亲找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护肤霜在碗橱里出现，一点不新鲜。我不用盘问就能做出这样的推理：母亲在卫生间洗完脸擦着护肤霜，这时厨房的烧水壶叫了起来，水开了，母亲奔过去关火，然后打开碗柜取水杯沏茶，这样，护肤霜
就顺手留在碗柜了。顺理成章。
有一次周末，母亲找眼镜（这是她每天都要找的东西之一），因为她没有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便发动我和哥哥帮她找。我们找遍了全家所有的角落，枕边、床下、被子里、沙发靠垫后边乃至所有的抽屉，当然没有忽略厨房的碗柜和卫生间的洗脸池，但眼镜终不见踪影。我和哥哥一边叫着“共产党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一边灰下心来。哥哥心里着急，口干舌燥，就打开冰箱拿冰镇水喝，结果他刚一打开冰箱的门就叫起来：眼镜在冰箱里呢。原来，母亲一个小时前从冰箱里取出一包冷冻海鲜，准备晚饭吃，她摘下眼镜阅读口袋上边的说明书，顺手就把眼镜放在冰箱里，阅读完了，一关冰箱门，潇洒地走开，眼镜就这样被冷藏起来。家里的眼药水、指甲刀、计算器、辞典、电视遥控器等等也是常找之物。好在母亲知道我就怕帮她找东西，便很少要我帮忙。经常是她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找着什么，一点都不急的样子。我看见她的身影在房间里穿梭来去，找着什么，也习以为常，不再问她找什么，继续自己的事情。母亲也不询问我，只是不慌不忙地竟自找着，或者读一会儿书，找一会儿，慢慢喝一杯水，再找一会儿，心里踏踏实实，无一丝焦虑烦躁。母亲常说，一辈子的磨难早已练就了她的耐心。她甚至还说，有东西要找的日子是多么充实啊！
母亲在我身边磨磨蹭蹭地找东西的历史已记不清有多少年。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最为熟悉和亲切的生活背景，这个背景得以使这个家像个家。如果有一天，家里像军营一般井井有条，要用什么就直接到位地即刻取来，没有了母亲不慌不忙地找这找那的背景，我会不习惯的，我的心里会如同长了荒草一般浮躁不安。
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
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
在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一次对话会上，一位女作家情绪颇有些激动地提到“热爱生活”的问题，去年我们在西安的宾馆里曾讨论过这个话题，十分投和－－我们这里的“热爱生活”肯定不只是通常所言的那一层单纯的意思，这个“热爱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它是基于一种长时间的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不和谐关系而发出的（我所知道的好的作家艺术家中很少有在现实的体制和人际环境里也混得特别开的），它是那种长久处于悲观的世界观的人的产物－－当我们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经年不息地顽强地”与生活不能和解”、直到身心疲惫的时候，终于发出了这一声“呐喊”。
二十多岁时候，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快乐之人。我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为什么不能与大家一样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我为什么要把道路看成”绳索”、把人际的谜网当成自己永远无法翻越的墙垣？！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那是不”成熟”使然。
我甚至对自己说过，快乐是一种能力，快乐是一种勇气，只有自信而勇敢的人，才能够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快乐； 一个永远哀哀泣泣、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甚至愤世嫉俗的人，多是懦夫或生活的败者。
我曾经在《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一文中感叹过，对自己的怀疑也已经很久了，而且日甚一日－－我们一生中的美好时辰如蜉蝣一般短暂，如一个美妙的清晨那样稍纵即逝，何必要用那些身外事来侵占甚至吞没这良辰美景呢？何必要用什么“精神深度”来打扰这洒满阳光的软床上的一个懒腰呢？过多地被“深度”缠住，是否意味着抛弃了具体而真实的生活？我们是在忽然疲惫的一天，开始怀疑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的－－我们是否开错了门？走错了路？可是我们已走出了很远．．．．．．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在不断地“成长”中的确“与生活和解”了许多，可是，我自己清楚，这种“和解”的深处，包含了多少无奈、多少妥协、多少自我的分裂与丧失。我感觉到自己生命中那些有重量的东西正在一点点丢失。所以，我无法说清这种”和解”是否快乐。
与此同时相应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不断地“成长”，便不断地觉得往日那些想不开的东西、那些纠缠不去萦绕于怀的沉甸甸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再去想不开、再去沉甸甸，根本不值得再去探讨和书写。这样一来，在真正”与生活和解”的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原动力也就慢慢消失殆尽了，那么，写作这一“心灵过程”的快感也就在这里远离了我们。作为一个生活的人，无疑是要选择“与生活和解”的，也即是所谓的”热爱生活”。因为一个人若是处处看这个现实体制不顺眼，格格不入，现实世界就会把他丢弃。人在彻底否定世俗的时候世俗也就彻底否定了他，而这样的代价实在惨重。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在这个人世间倘若看哪儿哪儿都顺眼，使劲与世俗体制融为一体，等到不知不觉被同化、彻底”与生活和解”的那一天，恐怕也就不想再写作了，那么，面对那样一种浮面的“和谐生活”，精神深处另一种丧失和痛苦又因此而生。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既不能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地生活，又不能做一个世俗体制摈弃者。
难道，选择做一个分裂的人－－表面”和解”而精神深处”不和解”－－是惟一的出路？人可以分裂地活吗？
这样地活可以坚持多久？
显然，那个20岁的课题至今仍然没出息地存在着。
一张贺卡是什么
一张贺卡是什么
圣诞、新年、春节，全世界的上空飞扬的花花绿绿的卡片比雪片还多。
若把卡片归类划分，我想除了我们大多数通常意义上表示善良的问候、祝福和礼仪的贺卡之外，还有一些卡片具有另外一些隐蔽的意图－－那一声节日的问候，一个温馨的笑容背后，没有落在卡片上的潜台词，我想可能还有如下几种：
1．以友谊方式出现的交换－－潜台词是，我记得你，给你寄上一张贺卡，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你、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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