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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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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三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
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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