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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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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天，类似的一个合同几乎不可能支付在纽约的房屋租金，不管租金是多么的适度。
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或许是奇特的。波西米亚群落的发展现在是协调稳步的，并受到资助。“索霍远不是一个本土的或自发的艺术家社区，它确实是由投资气候创造出来的，”莎伦·朱津总结道。
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威治村至少维持了75年；索霍或许只有10年的历史，而东村历史则更短。《美国艺术》的一个编辑克雷格·欧文斯把东村的复兴视为纽约的“曼哈顿化”，是年轻的、富裕的专家们对形形色色的团体的灭绝。据欧文斯说，东村的艺术背景不是波西米亚式的，而是商业的摹仿。“在东村构建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景况，而是它的微型复制品——是青年文化产业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成就。”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它证明了文化商业化的加速发展。波西米亚群落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当那些文化人还能开个小商店、还有公寓住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只有当他们被排除在外以后，波西米亚群落才可能萌生。歇斯底里的发展毒杀了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挫败他们的创造性。一项报告对昂贵的不动产把艺术家赶出曼哈顿作了尖锐的阐释，“过去，才华横溢的纽约人虽然不容易，但还是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献身艺术，而不一定是为了财富和当下的名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在东村、索霍或在剧院大街的那些仅仅为了名利而艺术的艺术家们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房租猛涨，剧院、舞蹈学校以及书店的数量在纽约都已急剧下跌；廉价的房屋、阁楼，附近的小酒吧以及餐馆已成了朦胧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贵族化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受到了限制，城区的其他地方是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开放的。然而，纯粹的可用性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在舒适的环境中租金适中的住房和餐馆的不可言喻的结合养育着波西米亚群落。贵族化正好相反，它与城市的瓦解并存；城市正在加速分层，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贫民窟与豪华公寓邻接。这两点都不能给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以鼓励。
当然，内心坚定果敢的人可以住在南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并从事写作与绘画。然而，一些离散的个人是不能组建成一个集体的。初来乍到的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将很快发现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相当不错的地区房租非常高；他们有可能发现那些房租还过得去，但生活却似乎困难的市区。那么他们便决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努力呢？为什么不住在弗蒙特州、蒙大拿州或阿肯色州的乡下，并在那里写作呢？真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向乡村转移是过去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激励了很多的人背离城市去乡村；而60年代的社会风气开拓的是一种可敬的美国人的自足精神，就像美国佬对城市的罪恶与肮脏的怀疑一样。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带着城市的信息来到乡村。这些额外的推动力保证了新兴的波西米亚群落不再聚集于大城市，那里的生存障碍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相反，他们分散在北美大陆，通常安居于乡村地区，以求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一旦放弃了城市生活，波西米亚就决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多少人加入了波西米亚群落是很难估量的。从弗蒙特州到新墨西哥州，再到太平洋的西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前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以及60年代的退伍军人都幸存下来，并常常作为业余农场主、零售商人及手艺人而生活得兴旺红火。在萧条的岁月，报刊的编辑们派记者写当地的一群人。有一篇题为《乡村居民寻求自足的生活，并珍惜孤独》的典型文章，反映了八个家庭的情况，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种植自己的蔬菜、采集蜂蜜、放养羊群，做酸乳饼等。这篇文章指出，“对社会的反叛”促使这些新来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背弃了城市；他们“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还乡’运动”，温和冷静的《纽约时报》把这场运动界定为“为了寻求被认为是乡村乌托邦的某种东西而懵然隐退乡村”。
很难估量这些群体的范围和广度，而这正表明了这一重大变革：当波西米亚群落向乡村迁移后，它就看不见了。这不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小小的转移；为人所不见使波西米亚群落失去了来源于城市的对人们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种力量对波西米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由于吸引了新的个人，波西米亚群落不断地被注入新鲜血液；而且，它使得波西米亚群落常常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的同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西米亚文化人为了高速公路、校园和乡村而背离了城市。当今，郊区和城区的青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波西米亚的遗风；即使一些人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波西米亚群落。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当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可以而且已经被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却越发让人困惑，但又显得至关重要。这个时期包含了一个迅速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麦卡锡主义的兴衰，以及垮掉的一代。这个年代也见证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危机：青少年犯罪，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研究调查的主题。然而，报纸社论也为另一种几乎是相反的现象——麻木不仁、从众的青年——而哀叹。在这群人中如何会出现60年代的这一反叛情绪的高涨的呢？一项研究总结说：“任何一个在1959年对校园情形作过一番调查的人都不可能对20世纪60年代做出预测。”
也许，在重新构建的城市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到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城市的居住条件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人——垮掉的一代——和最后的城市研究者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正在消逝，而另一种形态正在生成。在高速公路将各个州连成一片的时代，垮掉的一代就是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就成了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简·雅格布斯、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威廉姆·H·怀特、路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出现危机的时刻奋起作战；他们代表了对有教养的公众负责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和波西米亚人并没有什么个人交往。比如，简·雅格布斯和杰克·克鲁亚克，他们生活在毫不相同的个体世界里。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的社会构成也不相同。城市研究者是经典的美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有关城市的论说是让人信服而不可辩驳的，但几乎没有人步其后尘。另一方面，垮掉的一代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化运动。如果不是计划好的，那也是随时代思潮而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酝酿着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然而，在对衰退的城市环境做出的反应中，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不仅体现了地理上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裂变和转型。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注意到了城市的空间被小汽车和高速公路阻塞，并为此发表言论。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城市的没落；他们是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最后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继承人却为了进入大学而放弃了城市。垮掉的一代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当城市日益陷入困境，分化出贫富区域时，他们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波西米亚式的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便跳出城市的樊笼而进入了社会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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