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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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土地庙旁休息，我们几人互相抓起香灰撒着玩。　
　　“你们家里烧不烧香？”　
　　“我在家里可没见过这样的玩艺！”　
　　“我家有条桌子，摆香炉，烧蜡烛，上供品”　
　　“那是设神龛子嘛！”　
　　几个人说着玩着，打闹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渗入黄土无影无踪。　
　　结果渴了一整天没有水喝。　
　　向导举起手中的木拐，指向远处的一座山峰：“那个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长征终于结束了，就要开始在陕北的十年生活。　　　　　
　　第二章　一个红小鬼眼里的毛主席　　　
　　初到陕北（1）　　　
　　1936年11月，我到了陕北保安。我和伙伴们走进保安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保安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听就找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保安是刘志丹的故乡。刘志丹牺牲后，改保安县为志丹县，纪念刘志丹烈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内，一盘土炕一张炕席，一只牛皮公文包挂在墙上。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见我们几个娃娃红军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他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就像老爷爷见到小孙孙，问寒问暖。　
　　谢老问我们：“你们到了保安，想干些什么呀？”　
　　我们像商量好的一样，异口同声：“我们想上前线。”　
　　谢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笑了。谢老说：“你们还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处奔波啦。你们去卫生学校好不好？”　
　　从“理论”上说，我已经17岁，估计实际年龄15岁。四川人，本来个子就不高，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　
　　谢老见我们死活不去卫生学校，只好遂了我们的意愿，他说：“那好吧，你们几个，一人跟一位首长吧，就在中央政府里工作。”随后，谢老领我去见新的首长黄祖炎。　
　　说起第一次和黄祖炎首长见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谢老和我，绕过一间高大奇怪的建筑，走到后院，沿墙有一圈平房。谢老推开一间平房的门：“老黄，给你送个帮手来啦！”谢老又给我介绍：“他是我们政府的黄部长，黄祖炎。他是你的首长，以后你跟着他，照顾他的生活，为他做些事情。”　
　　黄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以后多辛苦你啦！”　
　　谢老说：“你们爷俩儿谈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长，又高又瘦，嘴巴包拢不住前凸的门牙。　
　　黄祖炎问我姓啥叫啥，几岁，几时参加的红军。我一问一答。他说着就从我后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里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弄水洗洗身子，换上新棉衣。”　
　　我脱衣服时，银元“咣”的一声掉出来，黄祖炎说：“小伙子，你还有这么一块宝贝呀！有多少？”　
　　“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你到青海啦！”　
　　“我听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黄祖炎拾起银元：“你们四方面军银元真够多的。”　
　　“多是多，可都丢到山涧底下去了。”　
　　“咳，过去的事就不说啦。你这块银元借给我，好不好？等将来我有钱，再还你。”　
　　我说：“还借啥！给你吧。”　
　　黄祖炎领着我转了几条小巷，在一家店铺里，用这块银元买了20斤土挂面，他高兴地说：“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条半的人命儿呢。”　
　　天黑，首长领来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她穿蓝底白花棉裤棉袄，只是腰身圆粗怀着身孕。黄祖炎说一条半人命，肚子里的胎儿是半条命。　
　　黄祖炎首长说：“她是我爱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啦。”　
　　朝玉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耀宇。”　
　　“你告诉我是哪三个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鹦哥嘴填登记表，听我爸爸说给那个人的。”　
　　“你今年多大？”　
　　“听我爸爸说：‘算大不算小，14岁啦’。”　
　　“以后，你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好不好？”　
　　黄祖炎问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吧？”　
　　我不想让他知道，就说：“我没有入团。”在四川的时候，几乎天天开共青团生活会，要我们互相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来到保安，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正好脱离出来。　
　　黄祖炎开导我：“你要是入了团，就可以马上转为共产党员，我去给你办个手续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有入团。”　
　　黄祖炎说：“那算了吧！玉英，你给我们煮枣子吧。”　
　　朝玉英将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丝丝的气儿，真馋人啊。　
　　黄祖炎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纸片，抖了抖，说：“红军总部印的《参考消息》，组织规定只有我能阅读，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着看啊！”　
　　我急忙说：“我可不认识一个字！”　
　　黄祖炎不相信：“在红军里没有人教你识字？”　
　　我一听读书识字，心就砰砰直跳，赶紧说：“我不认识字，我真不认识字！”　
　　黄祖炎说：“那好吧，从今以后，你有三个任务，一是学习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枪和毛笔，三是管好《参考消息》这份小报。”　　　
　　初到陕北（2）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