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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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7页。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应该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避免人家的短处和缺点。
　　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中外关系时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为此，不仅要加强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的协作与交流，而且要“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同上书，第326页。
　　半年后，针对香港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香港的积极作用在哪里？首先，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次，“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怎样才能利用香港的积极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354页。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其积极作用也才能为我们所利用。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
　　周恩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力作《论十大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一，周恩来在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前几年所阐述的城乡（工农）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为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吸收包括周恩来提出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十大关系思想观点。
　　其二，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周恩来迅即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并致力于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如：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积极性，1956年5月至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揭开了新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
　　其三，周恩来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周恩来1956年至1957年关于中外关系的讲话，特别是1957年4月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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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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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未加论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周恩来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论十大关系》的内容来说起了十分重要的补缺作用。




*运筹四个现代化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提四个现代化时，不再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不再提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将富强的战略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四个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但是，“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不平衡和严重困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不得不将调整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此后二、三年，周恩来没有强调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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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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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周恩来讲完“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段话时，代表们热烈鼓掌。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
　　这段话，周恩来逝世后已作为终卷篇编入《周恩来选集》下卷和《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它是周恩来留下的关于国家富强的政治遗嘱。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三步发展的战略，高举的正是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旗帜。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说：“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２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１８４０年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因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而处于被动挨打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抗争、奋斗，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在日本侵略者还没有被打败之前就提出了“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奋斗目标。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关系。他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一方面，“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建国前夜，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建国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指出：“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周恩来：《建设与团结》。《共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与毛泽东在七大提出的奋斗目标相对照，以“和平”更换了“自由”。这两字之改，表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决策层认识的深化。其一，民主、自由并提，内容相同，可以合而为一；其二，争取国际、国内的和平是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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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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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主持起草《共同纲领》时，都把富强的战略目标确定为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然而，建国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恢复摆在第一位，经济建设尚属其次。与此相联系，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下，具体的现实的目标是努力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了具体的现实的目标。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３０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周恩来说：“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５３页。国家工业化是当时实现国家富强、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目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生产关系的具体目标。工业化与三改造并举，体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科学认识。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范畴，三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的范畴。联系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周恩来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坚持“一化”与“三改”并举，反对孤立地、片面地讲某一个方面。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转高岗的信中，明确反对孤立地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４９１页。同时，周恩来也不赞成二者平分秋色、等量齐观。周恩来认为工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体，是关键。他说：“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５２页。“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同上书，第２０１页。“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同上书，第２５２页。
　　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提法，开始逐步地由单一的工业化转为实现工业现代化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根据之一是：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但是，这个根据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周恩来在这里强调的是工业化与三改造并举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工业化向现代化的目标转变的问题。根据之二是：１９５４年９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３３页。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７６页。但是，这个根据也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的那段话以“工业化”作为“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定语，并没有提出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周恩来的那段话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但还没有明确地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报告中强调的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同上书，第２０１页。另外，周恩来当时所提的“四个现代化”同后来明确作为战略目标的四个现代化在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别。
　　纵观“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提出了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现代科学文化等等，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或者是从属于工业化，或者是解释工业化，或者是工业化的同一语。他们没有变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３日，周恩来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同时，他又特别强调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他说：“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同上书，第１７８页。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周恩来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现代化与工业化并提。他说：“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同上书，第３７３页。讲话中，他还说：“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同上书，第３６８页。此时，周恩来虽然不断使用现代化的概念，但现代化还不是区别于工业化的新目标。毛泽东的认识与周恩来大抵相同。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２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到“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６６、　４０４页。但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没有专门论述现代化的目标，他设专题论述的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怎样“使我国变为工业国”。同上书，第４０１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的思路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书，第４０４页。这里毛泽东所提的现代化同样不是区别于工业化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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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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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已经掌握的文献看，毛泽东、周恩来变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从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开始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来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０８页。１０天后，周恩来又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和现代化国防。这样才会建成一个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