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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风云录-第2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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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气氛骤然紧张，齐王建和国相后胜被逼上了绝路，不得不接受临淄主战派的建议，全力备战。
赵国的灾民正好逃到齐国求生，这下正好，兵源不用愁了，从十五岁到六十岁，统统征募，疯狂扩军。五都大军全部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赶赴长城作战。
韩魏两国的残存军队也齐聚薛郡，齐国给予全力支持，指望他们在秦齐大战中发挥作用。
齐王建又急派使者赶赴赵燕两国，继续保持合纵，一旦秦齐开战，则希望赵燕两国向邯郸方向展开攻击，以牵制秦军兵力。
齐王建又派使者赶赴楚国寿春商谈合纵事宜。
这位使者尚未离开临淄，楚国的使者到了。寿春政局发生巨变，公子负刍联合楚国贵族发动了政变，杀了楚王犹，囚了李太后，自立为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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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负刍本来还在耐心地寻找机会，哪料咸阳政局突变，中原秦军绝无可能在此刻攻打楚国，这真乃天赐良机。
公子负刍毫不犹豫，果断发动了兵变，篡位成功。
公子负刍做了楚王，马上派使者赶赴中原，同时以最快速度合纵齐国。
楚国的使者到了中原，正值武烈侯为中土局势的一连串变化而忧心忡忡之刻。
咸阳政局的变化源自宝鼎对历史的了解，正是因为他知道赵太后死亡的大概时间，才提前布局，制造了一个“徐福刺秦”的大阴谋，但他始料不及的事，“徐福刺秦”的后果就像历史上“荆轲刺秦”的后果一样，给了秦国攻打齐国的绝佳借口。
秦王政为了泄愤，下令灭齐，要血屠临淄做为报复，那么很显然，宝鼎再想按照历史上的统一轨迹发展，打完赵国调头就去打楚国已经非常困难了，如此一来，中原战场风云再起，秦国必将迎来与齐楚联军的一场恶战。
但此事还不足以困扰宝鼎，毕竟赵国还没有灭，中山一战还要打，另外河北还没有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秦国接下来不管是打齐国还是打楚国，首要之务是稳定河北，这需要时间，有这段时间做缓冲，宝鼎认为还是有办法说服秦王政和中枢先打楚国。
当前最让宝鼎担心的就是咸阳政局的失控。
徐福刺秦，赵太后暴毙，秦王政负有一定的责任，即使他杀了尉僚，驱赶了部分关东系官员，也无力阻止自身威信的下降。更为严重的是，老秦人和楚系熊氏势力对咸阳宫的旧怨新仇一起爆发，趁此机会向咸阳宫发动了猛烈“攻击”。此刻各种不利于咸阳宫的谣言满天飞，这对咸阳宫的权威是个打击，对秦王政本人的威信也是个打击，老嬴家更是因此颜面大失，声望暴跌。
嫪毐（lao/ai）之祸源自赵太后yin乱后宫，今日徐福刺秦又是源自秦王政崇信神仙术，秦王政这对母子在咸阳宫接二连三地上演了一幕幕丑剧，这令王族蒙羞，让老嬴家成为天下笑柄。
大王和太后先后爆出丑闻，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咸阳宫的权威，更可怕的是中央的信任出现了严重危机。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地方郡县，各军将士，包括大秦士庶对王族和中央的信任度必然下降，如果不马上予以挽救，将对大秦的统一大业，对大秦的未来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宝鼎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就是因为他远在中原，无法第一时间掌握政局的发展，结果在他意识到局势正在失控后，再想出面挽救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里，老秦人是绝对主力，其后熊氏外戚因为华阳太后的辞世不得不与宝鼎结盟，熊氏外戚随即也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主导力量。今天这两股力量放弃仇怨，携手合作，其爆发的力量非常恐怖，再加上宗室和楚系巴蜀人在一边推波助澜，咸阳宫根本招架不住。
秦王政在他们的逼迫下，赐死了尉僚，但老秦人和楚系熊氏要利用这次机会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要求秦王政“逐客”，要求秦王政把关东系全部逐出京城。
关东系在咸阳朝堂上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秦长久坚持和实施“以法治国”的保障，这些寒门军功贵族与咸阳宫的王权相结合，牢牢把持着对大秦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继而遏制和打击豪门世家贵族对大秦权力和财富的无止尽的占有和掠夺。正是因为大秦朝堂上有了关东系的力量，大秦的变革之路才延续至今，大秦的强国之梦才得以实现。
昭襄王后期熊氏外戚的没落和以武安君白起为首的本土老秦人的凋落就是因为关东人范睢的“固干削枝”之策，而“固干削枝”之策说白了就是打击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侵占，以维持符合大秦王国利益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原则。
秦王政时代，咸阳的政治风暴一个接一个，夏太后和长安君被打倒，赵太后和吕不韦被打倒，接着武烈侯和老秦人崛起，熊氏外戚随着华阳太后的辞世而没落，直到今天的徐福刺秦，所有这些政治风暴的背后都是寒门军功贵族和豪门世家贵族对大秦权力和财富的争夺，双方都想控制大秦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
这种对峙虽然让咸阳风暴不断，让咸阳政局动荡不安，但它对大秦维持“法治”这个基本国策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果没有这种血腥争斗，不管是哪一方胜出，“法治”必然会走向两条路，一条是走向“法治”的极端，比如大秦统一之后的高度中央集权，秦王政和法家大臣们把“法治”推向了巅峰；还有一条是走向“法治”的毁灭，一旦豪门世家贵族独揽权柄，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无止尽掠夺将让大秦“法治”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大秦的强国之梦可能会因此破灭。
所以这种血腥斗争对大秦“法治”的持续、长期和良性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老秦人和楚系势力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不惜代价逼迫秦王政下令“逐客”，只要把关东系赶离朝堂，那么大秦的这些豪门世家贵族马上就能掌控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如此大秦即便还是坚持“法治”这个基本国策，那也是一种有利于豪门世家贵族利益的变革之后的“法治”了。
宝鼎对此也是非常清楚，但他阻止不了，随着老秦人完全崛起，随着楚系力量在熊氏外戚的没落后顽强坚持下来，宝鼎对本利益集团已经逐渐失去控制。
其实他早在咸阳组建这个利益集团的时候，他就无力控制这个利益集团的决策，只不过当时几个势力都需要武烈侯的迅速崛起，都需要通过他来缓和与其他势力的矛盾，所以很多时候几个势力都围绕着武烈侯的决策而推动局势发展。等到武烈侯崛起了，局势也完全变了，这个利益集团的松散性也就暴露无疑。如今几个势力虽然还是尊重武烈侯的决策，但很多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毕竟这个集团当初之所以能组建，是因为各势力有共同的利益需求，有合作的基础，如今这个基础动摇了，合作也就困难了，武烈侯若想协调一致，更是难上加难。
宝鼎自知无法说服老秦人和楚系熊氏放弃对咸阳宫的持续“攻击”，那么他只能保持沉默。
老秦人需要什么？需要掌控朝政。大秦是老秦人的大秦，老秦人当然要控制朝政。当年武安君白起就想做到这一步，所以他不遗余力打击关东系，甚至不惜与昭襄王决裂，结果武安君输了，老秦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如今终于翻身了，找到摧毁关东系的机会，他们岂肯放弃？
上将军王翦至今没有说话，一旦他说话了，咸阳宫将面临空前压力。
楚系熊氏需要什么？需要掌控王统。老秦人和熊氏外戚有过美好的合作期。当年大秦在宣太后的掌控下，熊氏外戚和老秦人通力合作，内外携手，横扫天下。那个时候，关东系被压制到了极致，但随着范睢的到来，随着宣太后的薨亡，咸阳政局突然就变了，熊氏外戚和老秦人先后被昭襄王和关东系血腥镇制，于是大秦战无不克的神话瞬间破裂。
现在熊氏外戚和老秦人再度合作，双方各取所需。熊氏外戚帮助老秦人进一步扩大在朝堂上的掌控权，老秦人则帮助熊氏外戚取得王统的控制权，试想此刻熊氏外戚怎么会放弃眼前的大好时机？
然而，秦王政的性格非常倔犟，他不会屈服。从历史角度来审视秦王政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和昭襄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的身体里都流淌着宁死不屈的血液。秦王政宁死不屈，那么即使君臣之间斗得两败俱伤，即使大秦国力因此受损，即使统一大业因此再遭重挫，他也绝不会退让一步。
继续这样斗下去，咸阳政局还会再掀血腥，秦王政一怒之下，必然要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王权，再度杀人。
宝鼎是咸阳政局发展的关键，他挑起了这场风暴，并试图置身事外，以免兄弟反目，自相残杀，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他不得不出面力挽狂澜，阻止这场风暴的蔓延了。
他该怎么做？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助老秦人和熊氏外戚，咸阳宫和秦王政的威信会进一步受到打击，而以秦王政的性格，必定是两败俱伤之局，大秦的统一大业必将受阻。
宝鼎无意和秦王政反目，更不想让咸阳宫和秦王政的威信再受打击，尤其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豪门贵族把持朝政，那损失的不仅仅是统一大业，就连未来的帝国命运都无从掌控。
大秦因为“法治”而强大，因为“法治”而统一中土，未来大秦还要继续走这条路，以便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赢得绝对优势。“法治”这个基本国策不能变，宝鼎需要的是“法治”的变革，是阻止“法治”走向极度，以避免高度集权的“法治”摧毁未来的帝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宝鼎必须帮助秦王政摆脱当前的危机，以维护老嬴家和大秦王国的利益。
但如此一来，宝鼎必然会走到老秦人和熊氏外戚的对立面，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朝堂上的政敌，虽然短期内宝鼎可以帮助秦王政结束这场政治风暴，但未来的路却更加难走了，未来帝国的命运也更加难以把握了。
宝鼎难以取舍，他一直在思考，一直想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路。
这天，他接到了秦王政的书信，书信上只有短短四个字：速回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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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章 咸阳的挑战
第323章 咸阳的挑战
宝鼎无意回咸阳，更不想陷入风暴的漩涡，即使要出面挽救危局，他也要站在漩涡的外面。
这时候返回咸阳，必将陷入咸阳宫和本利益集团的夹击之中，到时他将十分被动，进退两难，相比起来，倒不如在中原进行远距离斡旋，这样他始终掌握主动，即使秦王政或者老秦人，抑或熊氏外戚打算借机把他拉进漩涡，他也可以从容应对。
宝鼎回书，我曾与大王相约，中土不能一统，我就绝不回咸阳。他以此为借口拒绝了秦王政，但心里却是惶惶不安，咸阳的紧张局势让他彻夜难眠。
护军府官员和中原军政官长们也是一样，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咸阳局势的发展。此刻咸阳的权力博弈已经到了刀剑相击的阶段，博弈双方互不相让，继续斗下去，最终肯定是两败俱伤之局。
梁囿行辕里，宝鼎深居简出，讳莫如深。赵高、魏起、曝布等文武官员多次出言试探，但宝鼎始终沉默。
蒙武、杨端和、章邯、隗藏等中原军政官长频繁进出行辕，以各种借口打探宝鼎对咸阳局势的态度，但宝鼎闭紧嘴巴，就是不说话。
很快，河北的公子扶苏和王贲，东南的昌文君和甘罗，江南的武安侯公子腾也纷纷来信，劝请武烈侯及早出面干涉咸阳政局，以免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宝鼎拒绝回信。
秦王政再次来信，再次督请宝鼎返回咸阳，但他在信中还是没有提到咸阳局势。宝鼎回书，赵燕齐楚四国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之中，中原形势旦夕有变，此刻他实在是不宜返回咸阳。
这天，范增第三次抵达大梁。这一次，他的身份变了，是楚王负刍的特使。
双方就新盟约的缔结做具体磋商。宝鼎受咸阳委托，全权负责新盟约的签定。此事关系到两个诸侯国的利益，按道理应该由咸阳中枢负责，但现在咸阳政局动荡，秦王政和中枢也没心思关注此事，再说新盟约其实也就是在老盟约上做一些改动，而改动部分主要牵扯到中原利益，所以秦王政便干脆把此事委托给了宝鼎。
咸阳在接到楚国政变的消息后，震动很大，毕竟知道此事内幕的大臣非常少，但即便是知道其中机密的秦王政，在听说公子负刍成功篡位后，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秦王政知道公子负刍密谋篡位的事。宝鼎早在谋划此事的时候，就曾告诉秦王政，这个谋划最终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秦王政将信将疑。像公子负刍这种身份的人若想篡位成功，还是有相当的难度，要知道楚国政局比秦国更复杂，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激烈。谁知宝鼎一语成谶，公子负刍真的篡位成功了。
秦王政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楚国政局的变化将对中土大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公子宝鼎会不会谋反篡位。
公子负刍谋反篡位的背后有公子宝鼎的影子，而公子宝鼎在此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既然公子宝鼎有这样的本事，谁敢保证他不会谋反篡位？现在秦国没有储君，假如秦王政突遇不测，比如遭遇像徐福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刺杀，那必定就是公子宝鼎谋反篡位的机会。
秦王政第一次意识到王统的危机，意识到立储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虽然公子宝鼎果断离开了江南，虽然他联合熊氏外戚不断地逼迫秦王政立储，还有他和秦王政之间的十年之约，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公子宝鼎目前根本没有觊觎（ji/yu）王统的心思，但公子宝鼎现在没有觊觎王统的心思，并不代表他将来也没有谋反篡位的想法，所以秦王政现在就要未雨绸缪，而防备王统危机的首要之务就是立储。
联想到当前咸阳的紧张局面，秦王政却暂时搁置了立储的想法。现在立储，等于向对手“投降”，等于断送了咸阳宫和君王的权威，所以秦王政即便有立储的想法，也不会在此刻付诸实施。
秦王政考虑再三，于是第二次督请宝鼎返回咸阳。这第二次督请就是一种试探，含有委婉征询公子宝鼎拯救危局之策的意思。结果宝鼎再一次拒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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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与范增的谈判非常顺利。公子负刍急于稳定寿春政局，他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事实上他目前没有掌控局面，楚国的贵族们为了抢夺朝政的控制权，正在激烈“厮杀”，公子负刍也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只能以最好的条件满足秦国的需要，以此来赢得秦国的盟约，赢得稳定寿春政局的时间。
范增在谈判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宝鼎急于达成盟约，除了在楚国持续支援江南一事上双方有所讨价还价外，其他方面宝鼎都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或者过份的要求。
谈判结束后，范增向武烈侯表达了谢意，毕竟顺利签约对他而言又是一件功劳。
晚上酒宴结束后，宝鼎邀请范增到军帐聊天。通过最近几次的接触，宝鼎和范增的私人关系发展得很好，闲谈中的言辞上也较为随意。
谈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原和楚国的局势上，忽然，范增问了一句，“武烈侯是不是要回咸阳？”
宝鼎摇摇头，笑道，“你何必明知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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