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3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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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宝鼎行冠礼的前一天，最重要的人物到了，怀德夫人，也就是公子扶苏的母亲，代表秦王政赶到宛城参加宝鼎的冠礼和婚礼。
　　　　随同王夫人前来的有内外廷数员大员，其中就有郎中令蒙嘉，治粟内史冯去疾，卫尉李瑶，廷尉李斯，内史公子成。
　　　　琴氏家主隗清陪侍于王夫人左右。公子将闾等小王子小公主也来了七八个。
　　　　秦王政用这种方式向天下人表明，他和宝鼎兄弟情深，宝鼎依旧是大秦的鼎柱，是中枢举足轻重的一员。
　　　　权贵们对此不屑一顾。宝鼎是什么人？说“自杀”就“自杀”？大王以为靠血缘和亲情就能把公子宝鼎拉过去？
　　　　王夫人抵达宛城的当天晚上，酒宴结束之后，宗室、老秦人、楚系熊氏和关东人就在蓼园激烈争论，他们把“战场”从咸阳搬到了宛城，见面之后，当真是两眼赤红，捉对厮杀，其气氛之紧张，远远超过了咸阳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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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拿出的国策变革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中央集权制是未来帝国的基础国策。
　　　　这符合咸阳宫的利益。
　　　　中央领导下的封国和郡县并行制，也就是郡国制，是过渡政策。
　　　　这是君王和贵族们的妥协之策，符合双方的利益。
　　　　以二十等军功爵为基础的贵族官僚世袭制，是“身份”制和“契约”制并存的官僚制度，也是未来帝国最重要的基础国策之一。
　　　　这符合贵族们的利益，无论是豪门贵族还是寒门贵族，都能从中受益。
　　　　看上去，宝鼎的变革之策似乎完美无缺，各方没有理由不答应，但结果完全相反，各方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出发，对这三个基础国策的变革方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总结一句话就是，我的利益为什么要受损？为什么利益受损的一定是我？为什么得到利益的一定是对方？
　　　　权贵们聚集在蓼园，可以毫无顾忌、酣畅淋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可以向对方粗暴地动用武力，结果不知不觉，天就亮了，连宝鼎的冠礼时间都耽搁了。
　　　　在怀德夫人的催促下，冠礼总算如期举行，但权贵们根本没有心思庆贺，拉着宝鼎继续争论。国策变革关系到大秦的兴衰存亡，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生存，这是大事，做为这些主宰王国命运的权贵们来说，这也是瓜分未来帝国权力和财富的一场“盛宴”，为了自身的利益，即便是赤手空拳也要冲上去酣呼鏖战，不死不休。
　　　　为了说服贵族们支持自己的变革思路，宝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集权制、郡国制和“身份、契约”并存的官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在利益面前，宝鼎这些阐述都成了废话，贵族们根本不管什么规律不规律，他们只要利益，要最大的利益。
　　　　宝鼎愤怒之下，甚至有一种杀人的冲动。这时候他总算理解了秦王政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场风暴打击一批批贵族，面对这些贪婪无度的贵族们，面对这些完全被利益蒙蔽了心智的贵族们，除了杀，除了从**到精神上彻底消灭他们外，实在是找不到第二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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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的错误在于他来到这个时代的时间太短，对大秦的官僚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吃透”。
　　　　商鞅变法，以二十等军功爵代替世卿世禄制，实际上就是“身份和契约”并存的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学术掌控在“士”这个阶层手上，“士”有豪门和寒门的区别。豪门直接掌控文化和学术。大秦以吏为师，官学事实上就是豪门之官学。豪门的子弟门生是当然的官僚储备，二十等军功爵制度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由“身份”制的官僚制度转化为“身份和契约”并存的官僚制度，虽然世袭基本上取消，即便有世袭也不过两三代而已，但因为学术和文化控制在豪门手上，官僚储备都是出自豪门，这基本上也等同于世袭，只不过方式方法有所变化而已，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还是那帮人混迹朝堂，主掌朝政。
　　　　寒门士人若要进入仕途，一个是走官学，比如赵高；一个是走私学，比如李斯。但走官学这条路，假如没有攀附上豪门，大部分士人终其一生也就是个吏属。这种情况是针对秦国而言，换到其他诸侯国，因为没有二十等军功爵制度，还是在实行变革后的世卿世禄制，那么寒门士人根本就没有官学这条路可走，只能走私学，如此寒门士人的入仕途径就更窄了。这从李斯前期坎坷的求仕之路可以窥见一斑。
　　　　这个时代的“教育”受限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导致官学式微，私学发达，这就必然导致豪门的“文化世袭”，而“文化世袭”必须导致其身份地位的世袭，而身份地位的世袭又必然导致权力和财富的世袭，所以宝鼎拿出来的这个官僚制度对于豪门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帮助寒门贵族迅速转化为了豪门贵族。
　　　　也就是说，宝鼎拿出来的国策变革有利于君王和寒门士卿，而豪门贵族却没有从中直接受益，这导致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豪门要什么？要分封，即使不能封国，也要封君侯，拥有一定数量的封地，拥有封地上的军政财大权，然后豪门的权力和财富才能世代相袭，他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这其实就是世卿世禄制。
　　　　过去大秦的国土有限，财富有限，为了增强国力，废除了世卿世禄制，严重削弱了豪门贵族的权力和财富，那么现在疆域辽阔了，国力强大了，中土也走向统一和和平了，这些功勋卓著的豪门贵族总应该享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了吧？
　　　　从豪门贵族来说，这点要求合情合理。中土统一，大家都有功劳，在分享胜果的时候，君王和老嬴家不能独吞。你们吃肉，我们喝汤，这不算过份吧？
　　　　一句话，废除二十等军功爵，重建世卿世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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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章　妥协的第一步
　　　　第第一步
　　　　豪门贵族的坚持来源于百余年来的仇恨。百余年来历代君王联合寒门士卿不断地杀戮和镇制豪门贵族，这种仇恨太深，依靠重新分配权利和财富根本无法消除他们彼此间的仇怨。
　　　　宝鼎不禁想到了统一后的“焚书”。焚书的起因是淳于越重提“分封”，“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反驳，“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此事看上去是“师古”和“师今”之争，是“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之争，是“人治”和“法治”之争，实际上还是豪门贵族和寒门贵族之间的权力博弈。始皇帝下令焚书，实际上就是把豪门贵族的残余力量彻底赶出朝堂，实现“**”之下的高度中央集权。
　　　　焚书的具体内容，就是焚毁秘阁中的一切记载；凡《诗经》、《书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除了博士官保存的以外，都交郡守烧掉；胆敢互相讨论《诗经》或《书经》的人应予处决，并曝尸于众；“以古非今”者与其亲属一起处死；凡官员对违反这些规定的人知情或见情不报者，与违反者同罪；凡颁布命令后三十天之内未焚书的人，应黥面和强制劳役。
　　　　综上可以看出，“焚书”这起政治事件的主要目的不是焚烧书籍，而是以此为借口，杀戮和清洗政敌。
　　　　历史上在述说“焚书”的时候，只谴责始皇帝焚烧了书籍，谴责李斯为了法家的利益而烧毁了诸子学术书籍，甚至把诸侯国的历史也统统焚毁了，但他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忽略了在这一事件中被屠杀的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类似于“焚书”的政治事件不止一次，而始皇帝的“焚书”最为臭名昭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类似“焚书”的政治事件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始皇帝这一次“焚书”也不会例外，他为此所杀的人恐怕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焚书”事件三年后，始皇帝崩。李斯为了稳固胡亥的皇位，再一次举起了屠刀。他肆无忌惮地屠杀皇子和公主，当然也不会放弃屠杀政敌的机会，冯氏和蒙氏就是先后死于这一时期。又过三年，帝国败亡。
　　　　秦国的败亡何其迅速？李斯一死，赵高就能“指鹿为马”，为所欲为，请问大秦的宗室在哪？豪门贵族在哪？当初帮助大秦统一中土的功臣们都在哪？难道仅仅过了十五年，这些人就全部老死了？当然不会，他们的下场就是一个，在历次的政治事件中被杀死了。
　　　　历史上曾有人说始皇帝善待自己的功臣，没有看到始皇帝屠杀功臣。之所以得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很简单，帝国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无数的历史事实被湮没，留下了让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宝鼎现在甚至有理由怀疑，丞相隗状可能就是死于“焚书”一案。隗状是统一前后主持朝政十几年的大秦重臣，但历史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也没有他的任何事迹，为什么？当真是太史公故意把他遗忘了？显然经不起推敲。从昌平君一案可以估猜到，既然昌平君的事迹在历史上都属于“蛛丝马迹”，那么隗状的历史显然是被大秦史官故意抹去了，以致于当太史公撰写《史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隗状的资料。
　　　　从统一前后大秦历任丞相及其官职的变化来推测，隗状应该是死在冯去疾出任右丞相的时候，而当时的左丞相就是李斯。冯去疾是顺位升职，而李斯则是由廷尉卿破格提拔为左丞相，那么李斯因为什么功劳得以破格提拔？从时间上推测，就是因为他帮助始皇帝发动了“焚书”事件，而隗状可能就是死于这场政治风暴。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证明“焚书”一案屠杀无数。始皇帝驾崩后，李斯悍然发动了沙丘之谋。隐瞒始皇帝的死讯，矫诏诛杀公子扶苏，矫诏以胡亥继承皇统，这是什么样的罪责？这是谋大逆之罪，是诛杀九族的死罪。李斯为什么要冒九族皆诛的危险发动沙丘之谋？理由只有一个，假如他不发动沙丘之谋，他的下场同样是九族皆诛。
　　　　始皇帝一死，李斯为什么就有九族皆诛之祸？很简单，他帮助始皇帝发动了“焚书”一案，他帮助始皇帝诛杀了大量的政敌，屠杀了豪门贵族，甚至连诸子百家的弟子门徒们都难以幸免，试问他的仇敌有多少？公子扶苏就是因为“焚书、坑儒”这两个政治事件被始皇帝赶出了京城，他反对这种政治上的杀戮，他痛恨李斯的残忍，一旦他继位，李斯还有政治前途吗？李斯失去了政治前途，他还有活命的机会？他的九族还能保住？左右都是死，李斯当然有理由行险一搏。
　　　　以赵高当时的地位和实力，根本无法撼动李斯，但赵高还是把李斯杀了，诛灭了他的九族，原因也可以推测到，李斯的政敌们为了报仇，帮助了赵高。
　　　　纵观帝国十五年的历史，李斯从统一之初的坚持郡县制，到沙丘谋大逆，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场场血腥的政治杀戮。
　　　　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是中央集权制的坚定捍卫者，这没有错，但李斯更是一位寒门士卿，是一位标准的军功贵族，他的政敌只有一个，那就是豪门贵族。由此可以推测到，这两者之间的仇恨有多么的深厚，根本不存在妥协的可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终玉石俱焚，而帝国就在他们的“玉石俱焚”中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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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昔日的盟友如今变成了国策变革的最大阻碍，这令他愤怒，让他失望，甚至有些沮丧。
　　　　杀戮能解决问题吗？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杀戮只会带来更大的仇恨，会让被杀戮者变得更加疯狂，甚至不惜以玉石俱焚来摧毁帝国。
　　　　帝国要杀他们，消灭他们，他们还会保护帝国，捍卫帝国？这不是笑话嘛。
　　　　在这个时代豪门贵族还是王国的中流砥柱，虽然寒门士卿崛起已经一百多年，而豪门贵族自诸侯国变法以来均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和压制，但两者的实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实行了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秦国，其寒门军功贵族的整体实力还是无法和豪门贵族的整体实力相抗衡。
　　　　宝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历史。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大秦的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早已衰落，而楚系外戚随着华阳太后的去世也一落千丈，最后在朝堂上一枝独秀的就是关东系，其主体则是寒门军功贵族，所以秦王政才能大权独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并在统一后利用“焚书”等政治事件把苟延残喘的豪门贵族一扫而尽。
　　　　帝国脱胎于诸侯王国，而豪门贵族一直是诸侯王国的鼎柱，始皇帝在帝国尚没有形成庞大的官学，没有官学所提供的官僚储备，没有建成牢固的“契约”官僚制度的情况下，就把支撑帝国的鼎柱推倒了，于是帝国一夜间灰飞烟灭。
　　　　宝鼎当然要吸取这个教训，他要在帝国基础没有夯实之前保留豪门贵族，要改造豪门贵族，使之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与中央集权制所需要的官僚制度相适应。然而，世代传承下来的豪门贵族自有它的文化底蕴和经世思想，事实上它在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大争之世后，已经腐朽了，与未来的新时代格格不入了，假如它不能主动适应这个新时代，那么它自然就要被新时代所淘汰。
　　　　历史上，这些传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豪门贵族随着诸侯国的灰飞烟灭，随着后战国时代的滚滚烽烟，最终彻底毁灭，毁灭得干干净净，连一点灰尘都没有留下。
　　　　宝鼎在做一件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但在他的拯救帝国的谋划中，提前开拓西南是次要的，逼迫秦王政立储也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则是国策变革，而国策变革的关键就是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君王、贵族和庶民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各自占据一定的比例，其中君王利益来自中央集权制，贵族利益来自“身份和契约”并存的官僚制度，庶民利益则来自一系列的以“与民休养”为原则的政经制度改革。这三者中，又以贵族利益的分配最为重要。贵族官僚阶层是帝国的重要支柱，这个支柱不能夯实，则帝国必定危机四伏。也就是说，宝鼎必须创造奇迹，改造豪门贵族，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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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的婚期安排在冠礼之后的第十五日，婚礼结束后，这些借着恭贺为名赶到宛城的权贵们就不得不离去，所以这十五天的商讨极其关键，它决定着未来帝国的走向。
　　　　宝鼎和权贵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预感，这十五天的商谈可能不会有结果，但假如没有结果，那预示着宝鼎以自己的隐退换来的暂时缓解风暴爆发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接下来，中山大战结束后，公子扶苏和老秦人再度建功，然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必将席卷咸阳，而这一次处在不利位置上的是这些豪门贵族。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宝鼎就再也没有能力拯救危局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先赋予宝鼎更大的实力，让他还能再一次创造机会拯救咸阳危局，以便给朝堂各方赢得更多的斗争时间。
　　　　宝鼎已经向各方说出了自己隐退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获得国策变革的主导权，由他来掌控国策变革的方向。
　　　　大臣们可以联名举荐，但秦王政是否答应？在什么条件下，秦王政才会答应？无疑，豪门贵族们必须拿出实质上的妥协举措，以换来秦王政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