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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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继他们之后的夷狄君王发现，继续加强这种传统是对他们有利的。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他忠心耿耿，并按孔孟之道处世为人。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善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他们只要仿照历代的“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说，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施仁政的专制政府”的尺度。不管专制君王是谁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仁慈的面貌”，并牢牢地掌握权力就行了。
这样，异族统治的长期经验已经产生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奇特现象：19　世纪的中国人进人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　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诚间的这种不同关系，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国和德国，只是在查理大帝统辖了两个地区之后，才成为不同国家的。这两国虽然常常打仗，却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儿和巴赫，莱布尼茨和巴斯德，卢梭和马克思，是它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这可从下列情况看出来，即自公元前双1　年统一以来，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在13　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前，中国优越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国地广人众，技术、财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优越。但中国皇帝以德君临天下而对人类拥有无上权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观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之后，却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汉人血统的明代诸帝东山再起，以他们的德行和权力重申了皇帝至高无上的信念。于是，皇帝君临四海这个古老的思想，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乃至哥伦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过，但只有在中国能够一直坚持到现代。
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秩序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念从清皇朝那里又获得了新生。当清朝八旗军在18　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在清朝统治下巩固这整个地区的工作，近几十年已由扩大了的汉民族所采用，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甚至到了今天，两党仍坚决主张，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这汉民族的一个中国理所当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维吾尔和其他许多种族，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朝代的盛衰周期
研究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把它看作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政权空白期或间歇期。读了著名的中国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后来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夺取并组织中同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埔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
任何一个探求历史一致性的人，或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中国的史籍浩瀚无际。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许多见诸记载的帝政事实，有待历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创始人、或普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其空闲时候去加以精选、整理和总结的。人们在这些记载里比在任何别的书里更有希望读到不断重演着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好好读通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预见它今后20　年的未来——这虽是个奢望，然而也是个令人神往的希望，只有那处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
几代学者都对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中一系列事件的特别类似之处获有深刻印象：都有一段诸子争鸣和战国纷争的时期，有大一统成立帝国的时期，有中央政权分崩和瓦解的时期。例如，我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100　年；罗马和汉这两个帝制政权也鼎盛于同一时代。同样，当这两个帝国衰微之时，其北方边睡的蛮族都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当“普世之国”（借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术语，它指古代居世界一隅自以为尽有天下的大帝国。——译者）中的政治和经济解体时，都可见到苦难人民向其导求安慰的外来宗教传播的特征。3　至6　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进人中国和佛教的传播，正好同西方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南侵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即“野蛮状态和宗教”的胜利同时。凡有志于正确地找出人类事物规律的人，都可拿东西两大帝国的这些相似之处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概括和更深人的研究。在中国历史里，使肤浅观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汉、唐两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情况。在这两朝之前都有一段思想酝酿活跃的时期，其标志各为周末的诸子百家和汉以后道教佛教的盛行。在这两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来统一国家，即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和隋朝（581　－618　年）。汉、唐两朝一旦在新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都能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邻近地区、特别是中亚一带，并相应地发展了对外接触。
学者们有鉴于这两大朝代的相似之处，曾试图系统地阐述历史周期现象。所有这些尝试的根据，是中国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并孜孜不倦地记载下来的基本现象，即朝代的循环。二十四史中当然有某些思想一再出现过，因为记录每朝史实的学者所提供的都是统治者家族兴起，鼎盛和哀亡的全部历史。例如，到每个朝代快结束时，所记载的自然灾变、地震、洪水、彗星、日月蚀和其他异常天象就多起来了，以证明统治者的无道正在使他丧失“天命”。
确实，在民气和社会心理方面，自我联想可能曾对朝代的循环发生作用。这是因为，皇朝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道德威望，以致一旦它在某些事情上丢了“脸”，就可能启动一个过程，使人们的思想似乎越来越反对当朝政权，从而加速其灭亡。一旦那批给统治阶级舆论定调子的儒家文士认定一个皇朝已丧失其在位的道义权利时，谁也无法再拯救那个皇朝了。这仍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朝代的衰微往往是和统治家族的日益无能一起出现的。当权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地被家庭制度套上沉重而无用的担子。这一点从那些在皇室里有牢固地位的外戚身上表现得最为昭彰，他们假公肥私、骄奢淫逸。朝廷里的酒肉声色使统治者个人日趋萎靡。汉化的夷狄之君也会遭到这种危险。例如，蒙古诸汗就是由于贪图安逸和荒淫无度而自取灭亡的。
有些人甚至更广泛地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中国的朝代循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特别重视田赋，因为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田赋是政府岁收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每个朝代似乎都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即不纳田赋的土地越来越多，使当权的官僚阶级得利而皇家的岁收减少。在一个朝代开创之初，通常都要估计一下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并登录在一种粗略的调查表里。新订的税册可以用作收税的牢靠基础。随着岁月的推移，帝国政府的利益与代表该政府的个人的利益发生了矛盾。统治阶级能够逐步增加他们的田产，并采取各种手段不缴田赋，如销毁税册，官方默许或伪造法律证件。这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使仍纳赋税的农民土地增加赋税负担，而同时政府又很可能需要增加它的岁收。这样，越来越少的一部分土地要缴纳越来越多的税。结果就发生了农民骚乱。
在有些情况下，皇朝的最后倾覆经历了由狂热的宗教领袖领导下的农民叛乱。由于哪个朝代都不许存在公开的反对组织，因此反对组织只能采取秘密结社的办法。例如，14　世纪中叶蒙古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时，许多省份叛乱蜂起。其中有些叛乱是由白莲教那样的秘密会社领导的。他们有一套象征性的仪式、秘传的手势和口令，献血为盟，并有地下组织。其他一些叛乱由宗教领袖、通常是佛教领袖率领，他可能宣称菩萨即将降临人间。有些叛首自称是前宋朝的合法继承人。还有一些则甘为匪首而盘踞一方，逐鹿争雄，以求成为最宜于继承“天命”的人。湖北一个匪首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另一匪首攫取了湖南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同时割据了长江下游，最后还有一个海盗头目在福建崛起。每个头目都膺号立朝称帝。那个终于建立明朝的人在南京四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站稳了脚跟，他懂得怎样把巧妙的政治手段与武力夺权结合起来。他本人是劳动者的儿子，在参加造反谋求出路以前当过和尚。他抚绥平民，严明军纪，并据说禁止劫掠。到1368　年他征服或收复了他的对手并占领北京，在那里他的子孙一直统治了大约300　年，直到1644　年他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才被推翻。
明朝诸帝统治了276　年，继他们之后的满人统治了267　年，这是个有趣的巧合。这两段统治的时间证明了君主制政体的稳定，不管在位的是否为汉人。
第05章　政治传统　
帝制生存到1912　年，即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年。民国的领袖们是在帝制下成长起来的。今天中国的风云人物只要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以前，就可以想起北京红墙琉璃瓦宫殿中的种种情况：慈禧太后的皇家煊赫气派，专制制度下豪华靡费的服饰，太监，殡妃，宫人，侍卫，銮舆，朝见，跪拜以及其他繁文褥节。这些东西刚刚消失。如果不看背景去观察现代中国，其不得要领，正如不回顾华盛顿和杰弗逊、丹？　布恩（　1734…1820　年，美国边疆开拓者。——译者），和林肯、美国普通人和约翰？　洛克菲勒的应运而起或他们的发迹史，而去观察美国一样。
官僚体制
旧中国皇朝的统治是发展得最彻底最巧妙的官僚体制，这一点是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之一。对于新近才碰到官僚政治问题的美国人来说，今天中国人怎样设法避开其官僚政治传统的坏处而又利用其好处，是个颇饶趣味的问题。
旧政府的中心在首都。毫无疑问，北京气派宏伟的对称布局使它在所有首都中最能显示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堂皇气象。巴黎和伦敦比它分散。华盛顿和莫斯科是昨天的产物，不能像北京那样城门对城门，大道对大道，显示出东方专制帝王的无上权威。他们兴建都城，是作为其宫廷外围的屏障的。虽然巍峨的城墙和城楼已在的年代拆除，北京仍以四周围有护城河和红墙的紫禁城为中心。紫禁城内耸立在大理石阶陛上的黄瓦御殿，形成整个都城的中轴线。后面有一座人造大土山屏藩于北。前面有广阔大道，如今是个一直往南，扩展到旧城前门的大广场。哪个西方首都也没有这样清楚地成为中央集权君主制制度的象征。
在北京，在13　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民政由著名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这个结构在最早的秦、汉帝制中已略具规模，到唐代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六部以外有两套独立的行政班子，即军事系统和监察机关，连同一些次要的机关：翰林院、大理寺、国史馆、太仆寺和光禄寺。明代在这些机关之上设立“内阁”，由大臣辅佐皇帝亲政。清代的少数革新之一，是于1729　年增设一个比较不太正式的机构“军机处”来处理军国大事，从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清朝有一套密如蛛网的区域划分，这些地区分布在中国18　省。每省分若干道，道以下依次有府、州和县。地区的命官和他们那些遍布境内的下属助手构成地方政权的主体。正如从牛津、剑桥用古典文史教育训练出来的英国文官那样，他们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要负责征税，维持治安，执法判案，主持科举考试，监督释站，以及在他们辖区内的所有公务。在理论上，他们是民之父母，并且被称为、或者不如说自称为“父母官”。朝廷命官分九品，每品各分正从。每品官都有特制的漂亮朝服，包括帽上的各色顶珠、官服胸背的锦绣“做片”。特权、职衔和身份待遇，都有明文详细规定。高官可赏戴三眼花翎、或赐以“太子少保”的官衔。各省高级行政官介乎首都政府与各级地方官员之间。省级官包括一名通常管辖两省的总督和一位较低级的同僚、即管辖一省的巡抚。这两名官员的安插当然是为了使他们彼此制约，因为凡是涉及重要事务，他们必须联合行动并会衔上奏。在清朝，总督常常是满人，而巡抚是汉人。督抚之下有四个在全省行使职权的官吏：布政使（司政务）、按察使（管司法）、盐运使和督粮道（督收供应京城的潜米）。
这辽阔中华商国的公务，也如同在所有官僚体制中一样，是凭多种公文的频繁往返来处理的。这多种多样的往返公文，从其特定的格式和名称就可看出官场的繁文褥节。巡抚呈皇上的奏书有一定格式，致下属的又是另一格式。每件公文的开头辞句都明显标出它是上行、平行还是下行的。同样，呈皇上的奏折和皇帝诏令也都有特定格式。每件公文都通过拟办、传送、收发等一定的手续。几十万摇笔杆的文犊人员成年累月地忙于缮写、登记和分发公文。在北京皇宫的档案房里，常用的公文程式就有100　种以上。
公文的流转由释站进行。这些骤站远达帝国四方，但仅限于运送公文、公物？（如公款）和因公出差人员之用。这套邮制由大约2000个驿站组成，它们分布在五条干线和许多支线上，深入东北，穿越蒙古，西及新疆西藏，东南抵沿海各省，并通过中部内地到达南方。在这些泽道上往返的骤差等人，备有官方文书凭证，借以有权使用各种运输工具，这些工具在不同地区也许是马、骆驼、驴、轿或船。紧急时驿差每站换乘快马，可日行250　英里。在19　世纪初，这种快递可在三星期内把公文从广州送到北京。从上海到北京则为一星期。
中央控制。有了这个由沿着驿路流转的公文和人员进行联系的官吏网，首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促使地方官员执行任务，防止他们不听指挥。这种控制，除前述满人为维护其皇朝而采取的那些特殊措施外，还采用了所有官僚体制通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由皇帝亲自任命下至县官的所有官吏。这就使所有官员都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