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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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他们就被正式列为朝贡之国。中国给他们指定某几个口岸和市场。这样，来自朝鲜的贡物和商货是走陆路通过山海关的，来自琉球群岛的通过福建，来自逞罗的通过广州。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广州时，他们也同样被列人名册，几乎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中国的朝贡万邦之一。直到19　世纪，虽然西方列强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已超过20　，它们却很少或者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来破坏中国的朝贡制度及其所象征着的优越信念。。乾隆皇帝仍然可以在1793　年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著名诏书中嘉许这位夷狄君王的“恭顺”，而同时又拒绝互换外交使节或把英国商务扩大到广州的范围以外。
广州贸易制度及其崩溃。旧日的广州贸易，在其最兴旺时期（约1760…1840年），是在中国朝贡贸易制一与欧洲重商主义之间一个暂行的折衷办法下进行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最大组织之一，即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它在大陆上的竞争者，用广州日益扩大的茶叶出口，进行英、印、中之间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每年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从伦敦开到广州，在那里，公司凭它的特许状垄断了英方的全部贸易，同中国方面一个类似的垄断机构——约有12　个商号或“行”组成的特许行为——打交道。这些中国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员负责办理外贸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则也须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许住在商馆，不许他们进广州城。这样，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双方的协议，尽管仍不断发生争执，旧日广州贸易在中外双方所定贸易条款的限制下，却证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1833　年在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后，西方的扩张、特别是自由破坏了广州贸易制。这时在东方经营私人企业的，主要是以贩卖鸦片的形式来到中国海岸的私商，这对私人企业的声誉来说真是非常遗憾。这一历史环境嗣后就一直毒化了中西关系。直到1917　年，鸦片主要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为时达100　年以上，这肯定是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它是由英国、印度的私商运到中国的；也有美国人从土耳其贩来，尽力抢这种生意。这些贩子通常发现，中国商人和官员都渴望违反皇帝对吸食和输人鸦片的禁令。结果是出现了一项直到1858　年为止的非法贸易，它受到英国、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方面商人和官员的公开纵容——它对英印财政来说十分可贵，不能不加染指；它对茶叶出口商来说，为平衡贸易所必需，决不能轻易放弃；它对商人以及腐败的中国官员和直接销售的商贩来说，获利丰厚，经受不起查禁。今天中国爱国者回顾起来，鸦片贸易完全是双边性活动这种说法不值一提，也不必去争论它的罪恶是否超过贩运非洲人去美国的活动。在中国，鸦片贸易仍然被看作西方商业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象征，它标志着外国人的贪婪和横暴，败坏和剥削了一个并不伤害别国的民族。当时英国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谴责它的。在1　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至于那是否算作一件好事，就要看你对现代生活的想法而定了。）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夷狄在身体特征上怪模怪样，一般都是行动粗鲁，带有羊骚气。中国的土话里把他们称作“洋鬼子”、“大鼻子”或者“毛子”。明代正史里还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葡萄牙人怎样煮食中国小孩。19　世纪还有人以为教会育婴堂里用儿童的眼睛和心脏制药。官员们觉得外国的外交人员诡计多端而不可捉摸，认为其性难测，“犹如犬羊为伍”。农村妇女通常遮住她的婴儿，尽力避开外国人不祥的眼光，特别是他那照相机的邪术。总而言之，19　世纪中国所感受到的白祸比20　世纪初在美国掀起的黄祸来要可怕得多。
而且，由于白夷是从船上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防御战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年深日久的思想观点也必须照此更改过来，但这不易办到。
条约体系
1842…1860年期间由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法律结构，是英国人对清政府打了两次战争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东西。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干练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徒劳无功地力图查禁鸦片的行动直接引起的。鸦片是英国侵略势力的命根子。英国鸦片商人协助制订作战目标和战略，把商船租借给海军舰队，把驾驶员和翻译人员借调给军方，提供接待和情报，并在伦敦给军需账单付款。但英国派远征军到广州并从那里沿海北上的目的，是要根据西方的平等原则，获得一般商务上的和外交往来上的特权，而不是专门为了帮助扩大鸦片贸易。当时鸦片贸易正在很快地自动扩大，不过是中英双方国际关系规划中总的对抗的一个摩擦点。
　
　
1842　年南京条约所体现的原则，未为中方所完全接受，而英方则认为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似乎还不够充分。结果，要到英法对中国打了第二次战争，于1858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条约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即使在那个时候，心里很不情愿的清朝要到18　阅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以后，才肯承认新的秩序。从朝贡关系转变到条约关系这一过程，经历了1840年前在广州达30　年之久的摩擦，以及其后20　年的贸易、谈判和武力压制。
虽然新的条约好象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很不平等的，因为这违反中国的意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文化人侵。到了20　世纪，经过精神饱满的西方领事们花了三代时间的努力，发挥了条约的优点之后，条约结构才成为一个表达得很明确的、内容周全的体系。它首先以通商口岸为基础，最初是5　个，最后达80　多个。各主要通商口岸在外貌和制度上彼此都非常类似。每一口岸都有一条拥挤嘈杂的沿江或沿海马路和货栈，那里有成群的苦力代替机器，受中国买办的监督，而买办在外国大班（公司经理）的领导下办事。每个通商口岸都以人烟稠密的中国城市边缘新建的外国地段为中心，那里高耸着英国领事馆的白旗杆。这新地段里的部门有俱乐部、跑马厅和教堂，它由英国的一个正式领事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领事管理，并受停泊在江上或海边的粗短炮艇的保护。在广州、厦门、汕头和福州的外侨，由于居住区在靠近航道的小岛上，就更多了一层保护。在宁波、上海和其他地方，外国地段同中国城市隔一条河、运河、小河或其他水道。
治外法权。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只受外国法律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这个制度并不是近代的发明。中世纪的中国政府象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那样，曾要求寄居港口的外侨在他们自己头目的主管下，按他们自己的法律自治。在中国的早期阿拉伯商人，情形就是如此。在鸦片战争以前，侨居广州的英、美人曾要求治外法权，因为他们与北非各伊期兰教国家和奥托曼帝国打文道时，已习惯于受他们自己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因为他们曾受中国人不考虑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定或对肉刑的痛恨而打算把中国刑法施之于他们身上之苦。但是，最主要的是外国商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契约法来帮助他们。
治外法权用于通商口岸之后，便成为开放中国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使外商和传教士、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中国雇员、信徒乃至门下帮闲，都可以免受中国当局的干涉。特别是法国，它采取了保护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措施。所有这些，至少可以说是损害了中国主权，并且非常有碍于中国反对西方剥削的自卫行动。日本人在1858　年后也受这同一制度的束缚，曾花极大的力量想摆脱它，并在19　世纪末达到了目的。
通商条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条约税则，它定的税率很低，从而使中国人不能保护他们本国的工业。由于种种原因，条约低税率的税则在中国人手里办得没有效力，于是一批外籍人员便被聘于中国的海关。中国雇用外国人的这种办法是有古例可援的，并且是条约体系的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总税务司赫德爵士领导下，任职中国海关税务司的一批西方人士成为各口岸的领导人物，也是对平等竞争（通过严格执行外贸规章）以及对约占中国有限财政收人来源5　％的关税的监护人。由于不受限制，贸易的增长给予北京以重要的、新的财政收人，可供现代必要的支出。
在条约规定的新体制下，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好的和坏的东西。鸦片贸易在1858　年合法化以后，给英属印度提供了5　％或15　％的财政收人，同时基督教的传教运动由西方虔诚信徒团体积少成多的捐款来维持。19　世纪30　年代，英美基督教会开始发现现代医药在中国比圣经的作用大。教会办的医院立即设法防抬疾病，包括戒治鸦片烟瘾在内。在中国人看来，办医院这件事比起基督教教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之间大的差距来，还不是那么不正常的。
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19　世纪最美妙的外交手段），列强都可以分享任何一个外国从中国勒索到的权利。随着清朝气运的日趋衰微，条约体系不断增长它的势力。清廷愈来愈需要依靠英国在行政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因此，在实行条约体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受了逐渐加速的、加重的并且往往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以中外合办的交易形式开始的鸦片买卖传到了内地。19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土产鸦片开始代替印度产品，后者在1917　年停止了进口。西方人的活动范围和货物从沿江沿海的各通商口岸伸展到内地，而在偏远的腹地，则由中国内地教会中那样的热心传教士从中加以帮助。基督教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开辟了道路，随后这种新的价值观完全打乱了旧的秩序。
在条约体系下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的商品、方法和思想源源不绝地涌人中国。中国爱国人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按情况分别谴责为军事的、商业的、财经的或文化的帝国主义。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有中外的接触，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一概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帝国主义”这个词对什么都可适用，从而对于分析事理不再有多少意义。例如，教会办的医院被列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但是，这样笼统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中伤哪怕是动机最高尚的西方慈善事业，倒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项基本事实：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候也是侵略的；他们是变革的因素，从而对于旧的秩序带有破坏性。今天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被技术进步迅猛地推向前去的，因此只有他们的祖先才应对此负责；然而，中国人可以责备外界把近代的变革强加于他们身上，并以某种方式越姐代危。由此可见，当时外人怎样把变革强加于中国，就成为目前争论的问题。
签约列强对中国的损害和剥削究竟多么严重，对于政治活动家和笃信他们自己那一套的人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历史学家却会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它涉及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并且哪一方面也不能单独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受了一定程度的屈辱，虽然今天回顾起来它比当时实际身受的屈辱似乎还要厉害。但条约体制下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这方面我们面对着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出的新证据，它可能会改变中国遭受损害的情景。这种新的看法是从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它强调指出规模巨大、经过长期发展业已成熟的中国国内贸易和明代及清初商人阶级的势力日益增长的情况，而这种势力在正式的档案中只间接予以承认。正如罗兹？　墨菲所指出的，连亚当？　斯密也能察觉到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欧洲各国合在一起”的市场一样大。各省之间广泛的贸易说明中国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并且一向是自给自足的。例如兰开夏的纺织品未能畅销中国市场，只是因为中国手工织成的棉布质地更好，大体上价格也比较便宜，适合当地使用。直到1930　年那么晚的时期，手工织成的棉布仍供应了华北的大部分需要。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斗争来“打开”中国市场之后，给中国大众消费的主要西方进口货却是石油，而这种产品之所以能够进口，并非由于西方工业先进，而多半是地质条件所致。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的现代经济，凡是确已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买办当然早已掌管了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生意。现在看来，通商口岸名义上由外国人开设的企业，大部分不过是便于掩护中国企业家进行投资的商行罢了。同时，星罗棋布的各地郊区市镇及其周围农村，仍然进行着中国人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商业生活。在这一层的活动范围里，外国人、他们的商品和投资是无法进行竞争的，也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1911　年以后，由于许多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陷于危机状态，直到1949　年之后才进行挽救，但外来的影响和通商口岸不过是导致这一危机的一个因素。这种新的情况不适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框，虽然它很适合毛主席为包围城市而强调的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
人口问题上的灾祸
中国在19　世纪和2O　世纪的祸患，因两个过程的不幸配合而更为加剧。这两个过程是西方的侵略和朝代的改换。在西方的接触开始破坏儒家社会秩序的同时，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使政府日益削弱。从18　世纪末起，在位达150　年之久的满人已开始感受到促使过去各朝代菠亡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和平与繁荣已使人口空前增长，其增长之猛使它本身形成了几乎是一种新的危机，对民生、行政管理和公众情绪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今天，正如何炳棣所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世界问题”。
公元2　年的全国户籍册登录的人口数是5900万，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居住在长江以南的较少。在其后1500　年间，这些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据1651　年清朝户口记录，全国共1000万户，估计每户6　人。但我们知道，历代官方的人口估计数是偏少的。这是因为每一行政区应缴的赋税有一部分是按所估人口总数来定的。这就使人民和负责上缴赋款的地方当局都想少报。过去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形式的真正统计数字：在一定日期记录的年龄和性别的分类数字、婚姻状况、迁居情况以及其他为科学分析必必需的各种细节。相反，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根据政府工作需要而登记和估算出来的，比方说为了要查明能够耕地的人数、从事公共建设、服兵役或纳税的人数。进行统计时并不指望公众予以合作。整批整类的人数会漏而不计。根本没有划一的表格、准确的地图和受过训练的统计人员。估计的数字往往是官样文章的产物。例如，在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河南省呈报每隔一年增加1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