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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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阵暴力行动，从而使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党的抨击，已经把民政权力给了军队。
在这狂暴的混乱中，大中学校都关了门，知识分子和专家正在受到冲击，学生从事打派仗的革命。通过武装派性活动起来造反的，大抵是不满所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分配在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缺乏专长，不能满足生活要求的退伍军人和临时工。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复兴精神”（借用埃兹拉？　沃格尔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68　年秋，包括过去红卫兵在内的几百万青年学生被遣送到农村人民公社去。随同他们一起下去的有许多城市干部，因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政府人员，并把城市无业居民赶到乡下去。
1968　年10　月，毛又操纵了十二中全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终于被清除出党。1969　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前各省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准备，所提出的代表名单都经过中央筛选。选派的1500名代表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该会又选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继续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不是狂热分子。新党章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而在拥有27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只有53　名委员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毛确实已经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老一辈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了军方，党组织的这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效忠基础的。
后果。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为了保证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力图只许工农子弟有权享受较高的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其工作单位提名和党组织批准。各个大学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程度太差。与此同时，江青及其同事想给中国人民生产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八个样板戏和其他作品枯燥无味。激进分子部分地以上海为基地，并依靠1965　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毛的道德改革运动，反对谋求私利的实利主义，要求人们以真正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政治迫害行径在“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口号上反映出来。比较注重实际的一派，是绝大多数在职的行政人员，他们仍然关心物质刺激以促进经济生产，并关心技术专长以帮助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后几年里，“激进派”主宰了宣传部门，而“务实派”则经管行政工作。
1969　年后，曾大力进行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作目标的大部分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似乎已经从战术上越过文化革命这一阶段之后，身兼国防部长和统治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好久以来被吹捧为毛的“最亲密战友”并被指定为接班人）不仅领导了一派有势力的军人，而且显然还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林不久就发现他遭到毛一周的联合反对，陷于孤立，并且眼看就要失败。1971　年9　月13　日，他死于撞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里。几乎过了两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国人民和向世界说明，林彪曾阴谋杀害毛，被发觉后死于逃亡途中。
林彪垮台后，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减少了，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1973　年8　月召开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　万党员的1200　多名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只开了四天。在领导人物中，代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和重新露面的老党员旗鼓相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基础更为广泛。1973　一1974　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学习运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尽管林彪和孔子在历史上相隔2500　年。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会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　人，通过了新的表法，更明确地规定政府要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领导。代表大会力求象征性地恢复党的团结，为更换领导预作准备，因为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已身患重病。经过七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前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曾被谴责为第二号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对象，在1973　年重新出来，并且马上就恢复权力。他显然有助于削弱军人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到1975　年，他成为党的一名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兼任总参谋长和政府地位较高的副总理。当周恩来于1976　年1　月8　日故世时，邓是代总理——一个直率的小个子，一心想做出成绩。但毛比周活得长些。4　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献了大量花圈和颂词，大规模地倾泻他们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但这项活动被强制镇压了下去，同时政治局撤消了邓的一切职务，任命比较不出名的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在1976　年8　月破坏惊人的唐山地震后，毛泽东于9　月9　日逝世。华不久就代替毛当了党的主席，接着中央委员会顶层包括毛的遗婿在内的四名文革主将几乎立即被捕，丧失了权力。他们对宣传工具北京电台和《人民日报》　的控制结束了，并且有系统地被谴责为反党叛徒，而邓小平则重新出现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
其后，“四人帮”受到各种谴责，说他们只强调思想意识的纯洁性而轻视生产，破坏工业，在教育部门煽动反对考试、反对教师和反对知识的倾向。但当领导人私下谈起“丧失了的10　年”时，他们暗指毛主席在其最后10　年屈服于一种派性的狂热精神，那种精神带有民间宗教的气息，不像含有现代发展的味道。印年代末期的动乱是在城市和党内而不是在农村出现的。但几百万拥护毛泽东而反对他敌人的游行示威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反知识分子狂热情绪，却很像一种农民运动。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纵然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术语。总之，这是相信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崇拜。它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如果把它抑制下去，它可能潜伏一时，但随时都会重新冒头。
同这相对立的是对现代发展带有竞争性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说出来是更容易为外界人士所理解的：怎样使粮食供应超过人口增长，怎样能够很好地利用中国新发现的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如冀鲁沿海及大陆架上的油田），怎样平衡自力更生的愿望和借用外国技术和资本的愿望，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怎样把那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爱国愿望同毛派要求为人民服务的意向调和起来。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常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即究竟是在增强国力上进行投资，还是在为中国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上进行投资。
1977　年8　月召开的代表3500　万党员的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和1978　年3　月的五届人大，最后批准了党重新实行控制并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的决议。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仍予以保留，但在大学和工厂里由单独负责的校长和厂长取而代之。进高等院校的条件又规定要通过竞争的入学考试。学者和专家听到当局要致力于发展科学和技术时感到异常宽慰。艺术家和作家从农村返回城市，传统的京剧重新演出了，新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使全世界为之惊奇，文化生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明确地实行非毛泽东化，文化大革命却宣告结束了。统一战线至少在形式上复活了，这一点表现为再度重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作用。中国又一次面向外界了。
毛泽东的丰碑。1976　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55　年前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救国之道的革命一代已经消逝。他们领导的运动的成就大部分仍然不是今日所能评价的。例如，中国人口数增加了一倍，并且成为统一的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工业机构。中国经历了变化巨大的起伏沉浮。在这一代人活跃的一生，统一中国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1923　一1928　年）、南京政府争取现代化的努力（1928　一1937　年）以及日本侵略造成的破坏（1937　一1945　年）；　这一切都为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新秩序（1936　一1946　年）、他们在内战中的胜利（1947　一1949　年）以及其后在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下改造中国的工作准备了条件。从1949　到1976　年的毛和周，继承了传统的天子及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地位。（周恩来在其党的政治局连续工作了48　年，保持了世界最高纪录。）但他们是作为立志实行社会变革的革命家来行使职能的。他们的成就是全民的成就，是经过多年的苦难以后在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动员了全民的集体力量而取得的成就。
凡是在1949　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人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即使今天游客们看到的只是像大寨大队或红旗渠那样一些非典型的例子，事实仍然说明，它们是值得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学习的活榜样。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到处都兴办小学教育和传授实用技术。
农村机械化工作，在1958　一1959　年的大跃进时期获得了第一次重大的推动，然后在1968…1969　年的文化革命期间又有所促进。劳动强度大的工程项目如开荒、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保水蓄水和治水、间作和多季收获，都为机械化铺平了道路。机械化是从用电泵抽水开始的（据说1973　年有2　/　5　的可耕地能浇灌水）。现在农村的这种小型工业化是依靠当地自身的力量搞起来的。中国在上海、武汉或天津这样的中心大城市建设的重工业，力求按西方或苏联的权威经济学家所喜欢的大规模经济组织进行。但几百万农村一般说来还没有方便的铁路、公路或水路交通，也缺乏美国式的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销售网和购买力。相反，它们在食品、衣料、农机、水泥、砖瓦、肥料、钢、水电方面的生产尚能满足双重经济下的当地需要。它利用就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煤、石灰石、铁矿、水、谷物、纤维，并不需要长途运输，可以避免依赖外界筹集的资金。中央的指导十分有限。所得的好处很多：农村的小型工业能够灵活地适应当地的需要。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和妇女劳动力，使人人有事可做，而在农忙季节又可从事收获。他们把工业技能传播到民间，从而方便了机具的就地维修工作。他们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知识和社会差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这一切同庞大的民兵组织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保卫国家，也增进了实现民主自治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起开创工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想法，很值得在实践上加以采纳。例如，在开始搞农业机械化时，通常先置备碾米、脱粒、纺纱等机器，因为这些机器比人工效率高得多，可以解放出劳力，去生产更多的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材料。这样生产出来的土面粉和土布可能粗一些，但它们是合用的，所能供应的数量也充裕得多。城市工厂的产品在农村不易买到，因为运费太贵，还有“管理税的壁垒”：如1975　年由德怀特？　拍金斯所率领的“美国专家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报告所指出的，“工艺水平不高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定得比较高，使效率不佳的生产者也可挣得较大的利润。”总之，农村的工业已经有了开始发展的助力，它的水平颇似工业化西方或日本早几代的情况，但它发展得快，标准也有所提高。
当我们在河南一家铸铁厂参观熟练技工制造铸件时，我们不免想起，古代的铸铁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地区发明的，比欧洲早好几百年。中国能够在农村如此广泛地制造机器，这对将来有很重大的意义。例如，今天在中国那么多公路上可以看到的轻型双轮柴油拖拉机，在设计上使它的五马力能用于抽水或脱粒，犁田或拉车。19　73　年，在几十个中心城市，用当地零件生产供应网的零件，装配了5O　万架这类多种用途的机器。各地还为适应当地的条件作了一些改进，但主要的要求是每一地区应有修理和维护能力的车间。这一类的工作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1975　年，上述代表团听人们说，已有2800　个小水泥厂、1100个氮肥厂、5　万座小水电厂。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工作有毛主席的烙印，所实行的办法不同于他那些思想比较因循守旧的反对者。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第17章　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美中接触的第一个世纪，对两国人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它的末尾是旧秩序的最后解体——传统中国文明以及使中国接触现代世界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消亡。由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及其基本态度破产了，并且事实上是彻底改变了。在1949　年以前，我们支持了贸易门户开放政策，但在以后的20　年，我们禁止美国人同大陆发生关系。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　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只有一件事没有颠倒过来：我们仍然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在其外围地区。正如罗伯特？　奥克斯南所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对称的”。如果说中美人民之间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历史完全是我们的过错，那就如同说它完全是他们的过错那样愚蠢。现在该是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超越公正的道德评判的范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持有实事求是的观点，因为今天两国人民都处在麻烦中。
然而，抱有实事求是观点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承认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人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这在今天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即全民动员。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曾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我们就必须承认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我们协助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整个一大批革新事业，事实上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传教士，以及本国的爱国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所倡导，并以越来越大的毅力力图实现的事。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同时有许多美国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深深爱上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上层阶级的文化，爱上了它那敏锐的审美能力以及个人交谊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