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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的女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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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南，不要以为这一次就是真的了，早晚还得过去！”
“不一定。这次的感觉和以前绝对不同。”
“每次你都这样说。”
“是吗？”
“是的。”
雁南便有些惶惑，想想，说：“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三个月之内，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三个月以后还是忘不了，那就是真的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别看我说雁南水性杨花，心里却非常清楚我跟她差不多少，我是说在对待感情问题的风格上，我也属于很容易心动的那种，否则，不至于带伤仓皇出逃走到这步。也许，其实人人都差不多少，区别只在于行动与不行动？好吧，三个月之后！
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母亲盘腿坐在我的脚下，手里捧一杯绿茶，从前她一向喝花茶的，父亲去后，改喝了绿茶。于是姊妹们又纷纷往家里买绿茶，比着赛着买，令家中绿茶泛滥。妹妹还从她的无锡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保存茶叶的方法：将茶放进铁茶叶桶里，盖子的缝隙处用透明胶带封严，外面再多套上几层塑料袋，搁进冰箱的冷冻层，随喝随取，什么时候都像刚买来时一样新鲜。我的回家母亲显然高兴极了，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就日日上楼陪我，或者说，我们相互陪着，整天整天地说话。话题不定，想哪说哪，有比较重要的，如我的“个人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今天说了明天就忘的闲话。母亲的谈话风格与父亲整个相反，擅讲形象的细节，细到连人物彼此的称呼和语气词都不放过。比如说起邻居家成为植物人了的女主人时，她会这样说：
“早晨我说出去走走，一出院门碰上了张玫，”张玫是那家孩子里唯一的女孩儿。“她说，阿姨，吃了吗？这孩子挺有礼貌，回回见了我主动招呼。我说吃了，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她妈妈能听到她叫她了。说，我一叫我妈的眼皮子就动！唉，这孩子！她妈妈每天都是她给擦，洗，换，都不让保姆上手，连她爸爸，她都不放心。这么麻烦，她图什么，她妈也就是个活死人，不就图，每天进家，能有个妈叫着？”
母亲三岁死了母亲，六岁死了父亲，寄居在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大哥家里。哥嫂对她还好，家境也好，吃上穿上都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还尊重她的意见让她一直读完了高小，那时村里女孩子上学的都很少，但这一切无法代替母爱，母亲举例：“在亲爹亲妈面前你可以撒娇，在哥哥嫂子家里，能吗？夜里肚子疼，不吭，挨着，怕吵了别人，一身身地出汗，身上跟水捞出来的一样；天亮你舅舅带我看病，大夫说这孩子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家里边来了客，让叫大叔叫大叔，让叫大姨叫大姨，该说说，该笑笑，很会看大人眼色，村里人都夸我伶俐。伶俐？住在人家的家里，不伶俐也伶俐了！”母亲十四岁那年家乡里去了八路军，她就跟着走了，哥嫂并不拦她，一切由她，十八岁她与我父亲结婚从此后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样。”本意是说同为父女，感情的亲疏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想到护士长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的意思。护士长出身贫苦，母亲早年间去世，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串弟妹，她是家中最出息最有钱的一个，她父亲拿她当银行看待，来信就谈钱，全不考虑他的女儿已有了孩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弄得她一见她父亲来信就紧张，常跟我们诉苦。但是她说行，别人说不行，我的那句话当即就把她得罪了。冷冷地，她道：“是吗？你的父亲就高人一等？”我一听也急了，话赶话地说：“我是说你觉着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不必回去，我觉着必须回去！”“光凭你觉着行吗？别人能不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没看还有把自己亲妈都给杀了的人呢！”这本是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顺嘴就这么说了，怎么也想不到护士长竟会愚蠢到认为我是指她，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但还没等我理论呢她先又哭又喊地跑开了，一头扎进科教导员的办公室，非说我说她把她妈杀了，让教导员为她做主。教导员耐着性子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批评了护士长，并做主准了我的假。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很具人文情怀。过去我一向不太关心领导，那次使我印象深刻，感到了领导的水平和风格对一个下属的重要。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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