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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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胡适可能错怪了布尔。虽然布尔积极支持备战运动，但是他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反对意见的举动。在这点上，布尔的言行是一致的；毕竟，他在康乃尔教的一门课是“容忍之历史”。据说，当那位康乃尔大学1872级毕业生联名要注销其学位的大卫·乔丹，起草了一封要求美国出面调停欧战的联名信的时候，布尔找了他的一个学生帮忙找人联名。他在康乃尔大学战时的一个“世界文明讲座系列”里，公开谴责镇压自由言论。他说一个人要求有自由说良心话，不能被视为叛国。他说：“当威尔逊总统说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民主得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认为他所说的不是那些用来削弱战时的民主的自由，而是民主赖以生存的自由。如果我对这次战争的意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了解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的抗议——抗议那种认为国家或一组国家，可以高于人类，可以比一个诚实的人跟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要神圣的爱国主义。”＇18＇
其实，就在胡适跟舒母和韦莲司谈到布尔及其他康乃尔大学的教授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转向了。他不再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而是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了。最具讽刺的是，从他先前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国际仲裁主义者批判备战主义者，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也记录了他国际仲裁主义的观点。他在1916年6月底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也许是在旖色佳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教训，胡适告诉韦莲司说：“这次，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定，那就是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别人身上，连一个都不可以。而只是去观察、研究其它与会代表的意见和态度。”应邀与会来宾的演讲，他说泰半令人失望。最令胡适失望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汤生的演说。这位汤生校长就是六个月前跟胡适一起在“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欢迎会上演说，他夫人说法律学院院长说校长的演说不及胡适的那位校长。汤生校长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俄亥俄州分会的主席。胡适说：“他演说了一个钟头。结果，在滔滔雄辩之余，他声明该联盟所有的主张，除了第三项以外，他全都支持。一如妳所知的，第三项是唯一规定条约签署国用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制裁违法国家的一条。”＇19＇这则日记是胡适在1916年6月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而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明证。
胡适去旖色佳看韦莲司和她的父母，然后去克里夫兰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他又赢得了他在留美期间第二篇征文比赛的头奖。我们记得他第一篇征文得奖，《布朗宁的乐观主义赞》，是在1914年。这第二篇征文是在1916年6月得奖的。这篇论文名为：《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nbsp；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这是他参加“美国国际调解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1916年征文比赛所写的。这篇文章确切的写作时间，我们并不知道。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该年的征文题目是在年初公布的。他说：“我着实花了心思去写那篇应征的文章。几个月后，我很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百美元的奖金。”＇21＇胡适在得奖以后，告诉比他低一班的康乃尔同学艾杰顿（William　Edgerton）说他花了五个晚上的时间写那篇文章。所以艾杰顿在回信里说：“五个晚上的工夫换来一百美元，这个收入可真不赖！”＇22＇
胡适得奖以后，也着实花了工夫去润饰这篇文章。韦莲司、艾杰顿等人，都是给他许多意见的好朋友。韦莲司给胡适的帮助主要是在观念上的。胡适在得奖后致信韦莲司，说这篇文章里的许多观点，“是妳我所共同持有的。坦白讲，我根本说不清有多少是因妳而得的。”＇23＇艾杰顿则在文字的润饰上帮助了胡适。他用胡适的校稿，逐句给了胡适他的意见。＇24＇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他写《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篇文章受到启发最大的就是安吉尔和杜威。我们记得胡适1915年在旖色佳开“国际关系讨论会”以后，在他给韦莲司的信里，用诺曼·安吉尔主义者来描述他自己以及与会的其他代表。他在日记里、在给韦莲司的信里，都附了一段安吉尔的话。这段话后来变成了胡适国际仲裁主义的核心观念。安吉尔说：
一个人用力量把他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其结果就是反抗；于是，这两个能量就互相抵消，结果就是无用或浪费。即使其中一方胜利，其所造成的是两个奴隶；败者成为胜者之奴，胜者则成为维持其霸权以及为了防范败者的需要之奴。这种关系在经济上是浪费，在道德上是戕贼。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威逼、侵略的政策——不管是在一国之内的特权与压迫，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竞争——都是失败的。如果双方同意联合起来，为生命、为食物去跟自然界奋斗，双方就都会得到解放，就都会在这种合作的关系里找到最经济的做法。不仅如此，他们在这种关系里还能找到人类社会及其精神希望的真正的基础。人世间如果对约章、对权利没有基本的信心，所有的关系就都不可能存在。真正正确的国家或国际政策，就是大家同意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管是来自大自然还是来自人类的野心和谬误的敌人。＇25＇
如果上述安吉尔的话是胡适国际仲裁主义的核心观念，杜威则提供了胡适他在立论上所须要的分析的概念和语言。胡适在《口述自传》里引了杜威在1916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力量、暴力、与法律》（Force；　Violence　and　Law）；＇26＇另一篇是《力量与制裁》（Force　and　Coercion）。＇27＇胡适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摘述杜威在这两篇文章的大旨。我们可以简约地说，杜威这两篇文章的主旨在说明力量“所意味的，不外乎是让我们达成目的的诸条件的总和。任何政治或法律的理论，如果因为力量是残暴的、不道德的，就拒绝去处理它，就会落入了感情用事、冥想的窠臼”。他说，由于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用力量来完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任何在政治、国际、法律、经济上借助力量来达成目的政策或行动。杜威说衡量这些政策或行动的标准，“在于这些工具在达成目的的效率及其所用的力量的多寡”。
换句话说，力量本身是中性的。凡事都须要运用力量，问题在于其运用。用来造桥、筑路、论辩、写书，是能量；用来杀人、破坏，是暴力；介于两者之间，排解仲裁纠纷，是制裁。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所用的比喻是来自法律的范畴。杜威说：“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他又说：“法律可以被视为是用经济有效、浪费最少的方式来使用力量的方法。”杜威的这种想法，是试图要用法律来订定如何使用力量，以及用制裁的方法来把混乱、浪费之力转化为社会所用。
胡适把他从安吉尔所得来的中心思想，用杜威的分析概念和语言，写出了一篇立论严谨、文字洗练的论文。胡适这篇文章用的是出奇制胜的写作策略。他在《口述自传》里说，他认为出“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个征文题目的人，一定先假定答案是肯定的。他颇得意地回忆说，自己故意反其道而行，申论杜威“无力不成事”的观点：＇28＇
“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个问题有非常严重的含混性。如果我们不在一开始就把它厘清，就会大大地阻碍我们了解真正的问题的所在。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所指的一定不是力量本身，而是那习以为常、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作法。然而，这个问题的问法，不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已经预设了答案，而且严重地混淆了发问者的真意。这是因为“取代武力之道”，从措辞来看，它所寻求的似乎是与武力——不用任何力量——相反的东西。这种取代之道世间没有。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有多大了。如果我们把以上胡适的这段话拿来跟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的一段话相对照，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字句还是在论述上，胡适所说的都是杜威的。杜威说：
除非是我错了，再不然就是那些哓嚷着要“用法律来取代武力”的人把他们的语言弄混淆了。语言混淆很可能造成观念的混淆。人世间唯一能成就任何事物的，就是力量。严格来说，想要用法律来取代武力，其不通之处，就好比是想要用把效率都已经计算好了的数学方程式来运转引擎一样。毫无疑问地，说那句话的人，心地善良。他们是想要用某种方法来规约武力，才不会像目前的做法一样造成浪费。然而，字句上的混淆跟思想上的混淆常是息息相关的。许多人对武力这个字，打从心里就有反感。他们一提到“力的哲学”，就是鄙夷跟愤慨。这有点像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工程师，却又鄙视能量科学一样的矛盾。＇29＇
无论如何，胡适在用杜威的话语以及思考方式来说明人世间无力不成事的道理以后，他就在论文第一节的结论里说：
以上所述在于指出下列几点：一、想要找到一个不用武力的国际政策，无异于缘木求鱼；二、即使是所谓的不抵抗主义，其真正谴责的也不是力量本身；三、“取代武力之道”只可能意味着取代那最粗恶、最浪费的使用武力之道。
等胡适把问题从“取代武力之道”转变成“取代最粗恶、最浪费的武力之道”以后，他就进入主题了。他的立论还是基于杜威；他的写作策略，还是出奇制胜，把众口皆曰是的常理着实给颠覆了：
国际关系的问题不在于力之泛滥，而在于力之不行。在这次大战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力的展现。然而，这些惊人的武力的展现有什么成果？……这些国家还没有学到如何用武力在国际关系上有所作为。他们只是用浪费最大、收益最低的方式在挥霍他们的力量。
这种浪费、挥霍的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懂得统合各国的力量：
这是因为力量没有被有效的运用，这是因为力量被浪费掉了。力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目标的。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下，力量是用来抵抗力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力量的使用给自己带来的，是一大堆反对的力量。其结果是力量的相互抵消；主动与被动双方都在相互的抵抗与抵消中浪费掉了。
如果在现行的国际关系里，武力的使用所造成的是冲突、是浪费，解决之道何在呢？胡适说：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一味地去谴责武力，也不是去寻找一个不用武力的取代之道，而是去寻找一个方法，让力可以行诸国际关系之上，而避免因为滥用而造成自我的力穷与毁灭。解决之道，在于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
胡适征引杜威对法律的诠释：“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胡适说杜威提出来的这个观念，人类已经懂得把它用在处理一国的事务上。这同一个理念，胡适说，人类必须懂得也拿来处理国际事务。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每个国家目前这种独立、互相冲突的能量，转化成一种有组织的能量，一种订立了相互的责任与权利的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必须要有能仲裁国际纷争的机制。这也就是说，所有签署国集体一致用经济与军事的方法去制裁违法的国家。这个制裁的机制，胡适说有三个好处：
第一，这防止了不必要的重复与浪费。这是让全世界裁军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这样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理由说它必须要有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军备。第二，这会把武力的运用减到最低。当大家都了解使用武力的目的，套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当“一切都和盘托出”的时候＇注：这是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一文里说的话＇，当违法会受到公共制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可靠的架构，来确保人类的文明不会再有突发、周期性的崩盘（breakdown）。第三，把全世界国家的武力结合起来以维持公法与和平的做法，或许还会有促进国际团结与亲善的教育功能。至少，这可以使每个国家从目前人为的障碍和偏见之中解放出来。
在这篇论文的篇末，胡适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首先，是他的世界主义的哲学：
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国际思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地修正我们的民族主义，不再接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不过是一个人所隶属的诸多团体里的一个。同时，用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的话来说，国家必须“像教会、种族或工会一样，必须要努力地争取我们对它的忠诚。而且，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个人的抉择必须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不再是我的国家要“驾驭万邦”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只是促进其所组成的个人的福祉与自由发展的工具而已。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增进国家的安全，不受外侮与征服，则它应该得到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爱戴与拥护。
最后，是胡适的“专家政治”哲学的滥觞：
传统的政治手腕（statesmanship）——那种应时、循事而随波逐流的政治手腕——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破坏与苦痛。人类可以用智慧与机智来策划、管制国际关系的可能性，也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大。我们要继续允许政客得过且过（muddle　through），让自己被“事态的自然发展”（the　march　of　events）拽着走，然后一边安慰自己，“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是太平盛世了”吗？＇注：这是韦莲司推荐给胡适读的约翰·墨理（John　Morley）在《论妥协》（On　promise）里说的一句话，详见第七章＇
胡适的《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篇杰作。这篇论文得奖的时候，他才二十四岁半！如果有心人愿意把他这篇论文跟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以及《力量与制裁》拿来作细致的比对，他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胡适是如何技巧地、成功地把杜威的论点用到他自己的文章里的。胡适在1940年3月2日写给杜威的信里，就指出了他那篇文章特别受到杜威影响的地方：“您会注意到第三、第四部分几乎完全是根据您在1916年所写的两篇文章：《力量、暴力、与法律》以及《力量与制裁》……这两篇文章出版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极大。我那篇得奖的文章《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6年6月，“国际调解会”特刊），就是试图要进一步发展您的论旨。我随信寄上这篇文章的抽印本，上面印的是我以前用的名字Suh　Hu。我一直不了解您为什么搁置了您在1916年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您不会反对我现在把它们重新提出来吧？（从我这篇得奖的文章，您可以看出来您这两篇文章是我的旧爱！）”
胡适说杜威那两篇文章是他的“旧爱”。其实，他真正要说的，是他自己得奖的那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