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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译者:黄正东-唐少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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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在一起说笑话而哈哈大笑。一人用了某种有点常见的言词使他们现在一起发出一种咩咩叫声。对于一位来自不同环境的来访者，这也许显得非常奇怪。而我们完全会找到原因。
（我最近在公共汽车上目睹了这一情景。我能够想到我自己也许处在与那来访者相似的境况。在那种说笑的人看来，在这里，我仿佛是没有理性的，就象稀奇笨拙的动物那样反应。）
文化和价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一年
一九四九年
“节日”的概念。我们用乐曲来修正它。在另一个时代它是与恐惧和忧虑相关的。我们称之为“诙谐”和“幽默”的东西毫无疑问不存在于别的时代。它们常常是不断变化的。
“Le style c'est l'homme”＇“风格即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eme”
＇“风格即其人本身”＇。第一个表述具有廉价的简洁明快，第二个表述准确地展现出非常不同的景象。这就是说，人的风格是他的画像。
有耕耘的评论，也有收割的评论。
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自一种给我们展现出无数碎片的地方。对我来说，把它们拼凑起来是很困难的。对此，我只能做一种非常不完整的工作。
如果我使我自己对某些可能性作好准备，那么你几乎会肯定这不会发生。（在一定条件下。）
认识某一事物和进行仿佛你不认识的活动是很困难的。
真有这样的情况，人有着这种感觉，即他在心里说出的话比他以言词表述的更为清楚。（这对我来说是常常发生的。）在一个人的心目中，这仿佛是他具有的一种非常清楚的梦的幻想，然而别人也想看到它但却不能描述它。事实上，因为写作者（我自己）的这种幻想好象常常是居于这些言词之后的，所以似乎这些言词对我来说是可描述的。
一位平庸的作家，对于用一种拙劣的、不正确的表现形式代替一种正确的表现形式非常留心。而这样做，就扼杀了他原有的思想，这种思想至少仍然是一株生长着的幼苗，现在它失去了生机而不再有任何价值。他也可能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而这株可怜的小小的幼苗仍然具有某种价值。
虽然作家曾经就是某些人物，但许多作家之所以成为过时的人物，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作品受到他们同时代的人推动时就会向人们强烈地表明，没有这一推动，他们的作品就会死亡，就好象失去了产生照明的色彩一样。
这一点与机械示范的美之间有某种联系，就象帕斯卡所作过的试验一样。在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之内，这些示范具有美——不是那种浅薄的人们所谈的美。再则，结晶体在任何“布景”中都不是优美的——尽管看起来总是吸引人的。
奇怪的是，所有时代都不能使它们自己从某些概念——例如‘优美”的概念和‘美”的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我自己关于艺术和价值的思想也许比起一百年前某人可能具有的思想更加醒悟。然而，这不是说因此缘故而更加正确。这只是说在我思想的最前方有着种种退化的事例，而当时人们思想的最前方或许不是这样。
许多忧虑如同疾病。你必须承受它们，而你可能做的最坏事情就是反抗它们。
你还会受到它们的侵袭，由于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而支撑不住。然后你就必须告诉自己：“又一次侵袭。”
我也许觉得科学问题很有趣，但这些问题从未真正束缚住我。只有观念的和美学的问题才会如此。在内心里，我对许多科学问题的解决不感兴趣，而不是对其它一类问题。
甚至在你不是以循环的方式来思维时，你有时仍然会直接地穿过问题的灌木丛而走出来；而你在其它时候会沿着曲折的或“之”字形的、完全不能走出的道路走着。
安息日简直不是一个安宁、休养的时候。我们应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来沉思我们的劳动。
这就是哲学家彼此如何致意的：“慢慢来！”
永恒的、重要的东西常常由穿不透的面纱对人隐藏着。他知道在这下面有某些东西，但他不能看见它。这一面纱映出日光。
为什么一个人不应令人绝望地变得不幸？这是人的可能性之一。例如，在《科林斯小事》中，球的运行路线就是一种可行的道路，这也许不是一条鲜为人见的道路。
对于哲学家来说，下到愚蠢的山谷比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能有更多成长着的青草。
钟表的暂存性和音乐的暂存性。它们无论怎样都不是相同的概念。
以严谨的速度来演奏并不是说依据节拍器来演奏，虽然这也许是某类按节拍器演奏的乐曲（贝多芬第八交响乐（第二乐章）开首的主题就是这种吗？）。
人可以不用惩罚的概念去说明地狱惩罚的概念吗？或者不用善良的概念去说明上帝善良的概念吗？
你是否想要用你的言词达到有效的作用呢？一定不是。
假定某人受到教诲：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或者如此这般生活，那就会有一个存在物在你死后把你放到一个永受折磨的地方。在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完结了，而少数人得到一个永久幸福的地方。这一存在物事先就选定了那些要进入好地方的人们，既然只有那些在某类生活中生活着的人们才进入遭受折磨的地方，那么其它类似的事他们也就事先安排好了。
这样一种理论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里，虽未提起惩罚，但宁可说提到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你以此为根据而给予每一个人种种东西，那他只能以绝望和怀疑来对这种理论作出反应。
教诲这种理论并不能构成道德教育。如果你想向某人进行道德教育，而同时还向他教育这种理论，那你必然会在他受到道德教育之后来向他教育这种理论，把它说成是一种类似于不可理解的神秘东西。
“由于他的善良，他将选择他们而将惩罚你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意义。这种陈述的两半部分属于观察事物的不同方式。后一半是道德的，前一半则不是。与前一半结合在一起，后一半就是荒谬的。
一次使“休息”步“匆忙”韵的偶然事件。这是一种侥幸的偶然事件，你会发现这种事件。
在贝多芬乐曲中，例如在第九交响乐第一乐章里，被称为讽刺的东西也许第一次得到表现。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讽刺，也许是对命运的讽刺。而在瓦格纳那里再现的讽刺，这时变成市民的方式。
你当然会说，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彼此以不伺的方式来模仿贝多芬。但是，在贝多芬那里是天上的东西，被他们变成了尘世的东西。
同样的表现方式在贝多芬乐曲中出现，但却服从于不同的规律。而在莫扎特或海顿的乐曲中再次演奏出的命运就没有任何影响。这不是这种乐曲所关切的。
托维这个蠢驴有一次说，这一点或者类似的东西应归于莫扎特从未接近一定的文学作品这一事实。这好象说音乐大师们的乐曲只能是由书本所创造的。当然，乐曲与书本是有联系的。但是，如果莫扎特在他所读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伟大的悲剧，那就能说他在他的生活中遭遇不到它吗？除了诗人的透彻观察外，音乐家从未看见任何事物吗？
只有在一种很特殊的音乐对位法中，才有象三声部的配合旋律这样的事。
乐曲的充满情感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按照声调的和速度的程度来描述的。比起一种充满情感的表达方式，更多的表达方式可以按照在空间中的传播来描述。但事实上这不可能通过指出示例而得以说明，因为同一首乐曲也许有着以真正的表现来演奏的无数方式。
上帝的本质被认为是他的存在的保证——这里真正所说的意思是，这里有待解决的问题不是某种事物的存在。
一个人实际上无论如何不能说颜色的本质保证它的存在吗？与之相对的说法是白象。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意思是，除了借助一种颜色标本，我不能说明什么是“颜色”，什么是“颜色”这一言词的含意。所以，假若如此，那就没有任何象“如果颜色或许存在那它可能是这样的”说法所说的这种事物。
现在我们也许说，这可能是一种描述，即如果奥林匹斯山上的上帝存在，它就可能这样——而不是说，“如果有上帝这样一个事物，它就可能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是更为准确的“上帝”的概念。
我们是如何学会“上帝”这一言词（即它的使用）的呢？对此我不能够给以一种充分的语法描述。然而，我仿佛能对这样一种描述写一些文章。关于它，我可以谈得很多，也许可及时来一次许多类似事例的收集。
记住，在这里，虽然我们可能会趋向于以词典的词的使用去作出这样一种描述，但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完全是提出一点事例和说明。然而，也要记住，这不过是必然的。我们的一种极其漫长的描述会有什么作用呢？——这时，如果与在我们已知语言中言词的使用相妥协，那我们就毫无所为。但是，如果遇到这样一种对亚述语的言词使用的描述又是怎样的呢？是以什么语言呢？让我们说是以已为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有时”这一词常常会在这种描述中出现，或者是“经常”或。“通常”、或“几乎总是”或“差不多从未”。
画一幅象这种描述的恰当的图画是很困难的。
总之，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位画家，而常常也是一位非常蹩脚的画家。
人们没有同一种意义上的幽默，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各自不能确切地作出反应。好象在人们中间有一种习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扔过一只球，而另一个人被认为抓住了球并把它扔回。但是，有些人不是把球扔回，而是装进口袋里。
某些人不能了解别人的审美力，这是怎么回事呢？
确实，我们可以把一幅深深置根于我们之中的图画当作一种迷信。但是，同样确实的是，我们总是最终必然达到某一境地，或许是一幅图画或许是别的东西。所以，一幅在根本上是我们所有思想的图画就象一种迷信那样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威胁。
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么所有在其之上的哲学都是谬误。
文化是一种习惯，或至少是一种先前规定的习惯。
描述一种梦，一种回忆的混合物。这些常常形成一种意义深长的和不可思议的整体。仿佛它们形成一种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的碎片（即有时），所以我们寻求一种解释，寻求种种联系。
但是，为什么这些回忆现在发生呢？谁说的呢？——这也许与我们目前的生活有关，也许还与我们的希望、恐惧等等有关。——“然而，你要说的·这种现象只能在这些特定原周的场合中存在吗？”——我要说，发现其原因的论述不一定产生意义。
莎士比亚和梦。一种梦完全是错误的、荒谬的、混杂的然而同时又完全是正确的，把这些直接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一种印象。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如果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就象他被说成是伟大的那样，那他的说法也就必然可能是：梦完全是错误的。许多事物却不象这样——然而依据它自己的规律，它是十分正确的。
可能也会这样说，如果莎士比亚是伟大的，那他的伟大只是被展现在他的整个戏剧身体之中。这些戏剧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语言和世界。换言之，他完全是不现实的（如一个梦）。
一九五O年
没有任何令人惋惜的理由说人的性格可能是由人之外的世界所影响的（威林格）。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只是说人随环境而变化。如果要问，人、人的道德如何能由人的环境所强制呢？回答则是：虽然有人会说“没有人必然会对强制作出退却”，然而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事实上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活动。
“你不必做到，我能给你表明一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你将不能把握它。
我不相信莎士比亚能同其他任何诗人并肩站立。也许与其说他是一位诗人而不如说他是一位语言的创造者吗？
我只能惊讶地注视着莎士比亚；我对他毫无所作。
我深深地疑虑绝大多数的莎土比亚的称赞者。我相信这种不幸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们错误地安排他的地位，也就只能这样安排。
好象不是莎士比亚很好地描写了人的许多典型，或许在这一方面尊重了生活的真实。对于生活他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具有如此灵敏的手和如此独特的笔触，使他写出的每一个人物形象看来都很突出，并且值得观看。
“贝多芬的伟大内心”。——没有人会说“莎土比亚的”伟大内心”。“这双灵敏的手创造了新的自然语言形式”在我看来几乎就是这一点。
一位诗人实际上不能说他自己“象鸟一样歌唱”。——但是，莎士比亚会这样说他自己。
一首乐曲和同一首乐曲的主题在性格上的不同是小音阶和大音阶的不同。但是，一般地讲，一种性格属于小音阶的调那是十分错误的。（在舒伯特的乐曲中，大音阶常常比小音阶听起来更加悲哀。）相似地，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这对于论述具有独特色彩性格的，被理解的绘画是毫无帮助的。当一个人这样说时，他实际上只是应用特殊的观点。事实上；绿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效用，就象桌上台布的颜色一样，而红色或另一种颜色在一幅画中的效用并未结束。
我认为莎士比亚没有能够考虑“许多诗人”。
他不应把他当成一位预言家或者人类的一位导师。
人们惊讶地注视着他，差不多就象注视一种惊人的自然观象。他们并未有与一位伟大人物相接触的这种感觉。宁可说是一种现象。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喜爱一位作家，那他一定也会喜爱作家所属于的文化。如果一个人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或令人讨厌的，那他的赞叹就会变得冷淡。
如果相信上帝的人四处寻找并问道：“我所看见的每一种事物来自哪儿呢？”“所有这些事物来自哪儿呢？”他不是在渴望一种（原因的）说明。他的问题达到了它作为一种渴望的表现形式的目的。他也就是表达了一种对所有说明的态度。——但是，这在他的生活中是怎样表现的呢？
被谈论的这种态度是这样一种态度，首先认真地看待一定的事物，然后将其置于一定的距离，不再认真地对待它，而且认为另外的事物更为重要。
例如，有人会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个这样或那样的人在他完成某一工作之前也许会死去。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点上，一个人会“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些言词。
实际上，我要说，假若这样，那你就说出这些言词，或者你认为你说出的这些言词无关紧要。差别在于，这些言词在你的生活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方面。我是怎样知道彼此说相信上帝的两个人所说的是一个意思呢？而这同一个意思恰恰是指信仰宗教的三位一体说呢？一种强调某种特殊言词、句子的使用和宣布其它的言词、句子不合法的神学并不能更清楚地解决任何问题（卡尔·巴尔特）。正如有人所说的，它是用言词所示意的，因为它想要说明某些事物而不知如何表述。实践产生了言词的意义。
上帝存在的证明应真正是某种使人自己确信上帝存在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种证明的信奉者们想要做的是给他们的“信仰”提出一种理性的观念和基本原则，虽然他们决不会使自己把信仰当成这种证明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会说“使某人确信上帝存在”依靠的是某一类教育，依靠的是他的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的形成。
生活可以教育人相信上帝。而经验也会带来这一点。但我不是说视觉和感觉经验的其它形式向我们表明“这种存在物的存在”，而是指各种痛苦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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