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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译者:黄正东-唐少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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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的势不可挡的能力。
假如某个坐在小轿车里的人有急事,他就会主动地加速。即使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加速。
我在艺术活动中的确只表现了良好风度。
一九三六年
哲学研究(大概特别在数学上)和美学研究之间存在奇怪的相似之处。 (例如,这件外套哪点不好,怎么成这样,等等。)
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七年
在无声电影时代,除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作品外,所有的古典作品都作为伴奏曲演奏。
没有勃拉姆斯。这是因为他太抽象。我可以想象出由贝多芬或舒伯特的乐曲伴奏的电影中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可以对电影的音乐获得某种了解。然而,这不能帮助我理解勃拉姆斯的乐曲。另一方面,布鲁克纳却和电影同步。
一九三七年
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
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拆毁,这是件艰难无比的事情。
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地狱的恐怖。时间足够了。
能够流畅地加以阅读的手稿与能够写但是不容易加以解释的手稿的效力大不一样。
对象的更大“纯洁性”不影响理性、例数。
明亮的工作棚是一盏美丽的灯,可是它只有在另一盏灯的照耀下才放射出美丽的光芒。
“对,是这样的”,你说,“因为它一定是这样的!”(叔本华:人的真实寿命是一百岁。)
“当然,它一定是这样的!”似乎你已经领会了创造者的意图。你已经掌握了该体系。
你没有问“人实际上活多久呢?”这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个肤浅的问题,而你已经懂得更深刻的东西。
防止我们的主张被曲解——或避免我们的主张流于空泛——的唯一途径,是明确阐述我们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比较对象——好象是一种标准——的看法,以取代对于这种主张的偏见;,即一切事物都必须与这种主张相适应。这是产生教条主义的途径,而哲学在其中容易堕落。
可是,类似施本格勒的观点是怎样和我的观点相联系的呢?对施本格勒的曲解:如果理想作为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形式的原则被提出的话,它不丧失任何尊严。一种可靠的衡量。
麦考莱的论文中含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可是他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却冗闷累赘。人们想对他说:不要装腔作势!只说出你必须说的话。
据说从前的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极端缺乏与物理有关的数学知识。今天的青年人几乎完全一样,据说他们正处在普通常识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奇怪要求的境况中。一切事情都变得这样的复杂,以至于把握它们需要特殊的才智。由于玩游戏的技巧已经不够了,因此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现在还能玩这种游戏吗?什么是适宜的游戏呢?
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途径,是以促使疑难问题消失的方式去生活。
生活难以应付这个事实说明,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的模式,疑难问题就随之消失。
可是,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于重要事情、甚至对最重要的事情都视而不见吗?能否说这种人只是毫无目的地生活呢——盲目的,如鼹鼠一样?如果他看得见,他会看到问题吗?
我不应该这样说吗:正确地生活的人遇到问题时不感到遗憾,所以对于他来说,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欢乐。换句话说,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环绕他的生活的一道明亮的晕圈,不是含混暧昧的背景。
有时,思想也在未成熟之前就从树上掉下来。
我发现,在探究哲理时不断变化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
这就象攀登高山的人为了恢复体力而后退一会儿,伸张不同部位的肌肉。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说,它不是一种对人的灵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议论这些事件的人(如班扬)仅仅是在描述对于他们发生的事情,而不管人们可能想给这类事件抹上什么光泽。
我每天经常地构思一首乐曲,这时我总是有节奏地摩擦上下牙齿。虽然我经常下意识地这样做,但我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构思的音符似乎是由这种摩擦产生的。我相信这可能是构思乐曲的常见的体内的方式。当然,我不动牙齿也能构思乐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音符就变得如同鬼魂一样,模糊含混。
思维也有耕耘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
使人们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所产生的后果,
(大概采用某种图式命题的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我并不认为这些教条左右了人们的看法,而是认为它们绝对地控制了一切观点的表达方式。人们将生活在绝对的、露骨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还不能说他们不自由。我认为天主教的一些行为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教条是以断言的形式表达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任何实际的看法同时也可以与教条相一致,并且公认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容易做到相一致。可能被人们所相信的并不是带有各种限制的墙,倒是更象是一个制动机,但它实际上也是为同样目的服务的。这很象某人在你的脚上缚上重物,以便限制你的行动自由。这就是教条之所以不容反驳、超出攻击范围之外的原因。
假如我仅仅为了自己思考一个题目,而且不打算写成一本书的话,我的思路会围绕着这个题目跳来跳去。这对于我来说是唯一自然的思维方式。强迫目己按照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甚至现在有尝试的价值吗?
我在整理我的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思想时,浪费了无法表述的大量努力。
人们有时说,由于没有研究过哲学,所以无法对这种或那种事物作出任何判断。这是恼人的胡说,因为它的虚假理由是说哲学是一门科学。人们几乎象谈论医学一样谈论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从事过哲学研究的人,比如大多数数学家,就不具有从事这种研究、探讨的视觉器官。一个不习惯于在森林里寻找花朵、浆果或植物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受过发现它们的训练,而且他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专心致志地进行搜索。同样,缺乏哲学实践的人路过了草中藏有困难的所有地带。相反,具有哲学实践的人会停住脚,觉察到附近存在着他还看不见的困难。——对于懂得并具有哲学实践、知道存在困难并且知道在发现问题前需要探索多长时间的人来说,这是毫不奇怪的。
巧妙隐藏的东西是很难找到的。
据说宗教的明喻能在地狱的边缘移动。例如班(扬)的明喻。倘若我们在班的明喻上简单地加上:“所有的陷井,流沙、迷径都由道路之神没置,并且各种妖魔、小偷、强盗都由他创造”这段话,情况会怎样呢?当然,这不是班扬明喻的意义!可是,这种增加部分太明显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使这一明喻失去了它的力量。
但是,如果这种附加受到——可以说——压抑,可以说那情况更会如此。如果在经常被坦率说出的话中,那就不一样:我在用它作为明喻,不过注意:它在此不适宜。你将不会感到受了骗,不会认为有人在玩弄诡计企图说服你。可以告诉某人,例如:“感谢上帝赐给你的恩惠,但不要抱怨不幸;因为,假如有个人即使你得到恩惠,又使你遭受不幸的话,你会这样做的。”生活的规则在各种生动的描写中被美化了,这些描写的作用仅能描述我们将做些什么事,而不能证明我们将做的事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当这些描写在别的方面也是适用时,它们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我可以说:“谢谢这些蜜蜂吧,它们献出它们的蜜,就好象善良的人给你预备好了一样。”这种说法明白易懂;描述了我希望你如何行动。可是我不能说:“谢谢这些蜜蜂,看,它们多么好啊!”——因为它们等一会儿可能螫你。
宗教说:这样去做!——那样去想!但是宗教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而且,甚至一旦它试图作这种证明时,它就会变得令人厌恶了;因为对于它提出的每个理由,都存在着一个有根据的对立理由。这样说更明白些:“这样去想,不管它如何使你感到吃惊。”或者:“你这样做吧!——无论你对它多么反感。”
宿命论:这样描写最骇人听闻的苦难才是允许的——如此一来,它就含有大不相同的内容。可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也不允许有的人主张它是真理,除非他自己在极度痛苦中说起它。——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这是真理的话,也不是那种一看就能用言词表达的真理。它此叹息、哭泣更少理论的味道。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罗素会经常高叫,“逻辑是地狱!”——这完全表述了我们思考逻辑问题时具有的感觉;这指的是,它们的巨大困难,它们的坚固的和不稳的结构。
我相信,我们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以下事实:每当出现新的语言现象时,这种语言现象追溯既往地说明,我们先前的解释没有作用。(我们感到,语言经常提出新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它使全部解释毫无作用。)
不过,这是苏格拉底在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时所遇到的困难。词的一种功用反复地出现,使它看起来与它的概念不一致,而这个概念是由词的其他功用所导致形成的。我们说:可那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一虽然它与其相仿!我能够做的一切是不断重复这些对话。
《福音书》中轻柔地、平静地涌流的泉水到了《保罗的使徒书》中就泛起了渣滓。或者说我看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我不纯洁,才使我从中读到污浊。这种不纯洁怎能不污染清白的事物呢?不过,我似乎在此看出人的情感,如傲慢和气恼,这种情感与《福音书》中的谦卑不和谐。他仿佛在此力主他的人。以此作为一种宗教姿态,这是与福音不相吻合的事情。我想问——但愿这不是亵渎——:“耶稣可能对保罗说什么?”不过对此的回答可能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使你自己更诚实吧!在你目前的境地,你完全不可能理解可能是真理的东西。
在《福音书》里——我看来如此——一切事物更少矫饰,更加谦卑,更加简单。你在那儿发现棚屋;你在保罗身上发现教堂。在那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就是人。保罗的身上已经有等级,名誉,地位之类东西了。——这也许是我的鼻子告诉我的。
让我们做人。——(我)从纸袋里掏出一些苹果。它们在里面放了很久。我不得不把许多苹果切掉一半,然后扔掉,后来,当我誊抄我写的一句话时,我发现后半句很糟糕。我马上把它看成了一个烂掉了一半的苹果。这是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我的道路上的每件事都变成了表现我当时的思想的图画。
(这种思维方式有些女人气吗?)
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自己象一个徒劳无益地回忆一个姓名的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想别的事吧,你会记起来的”——同样,我曾经不停地考虑别的事情,以便让我所长期探索的事物出现在我的眼前。
语言游戏的渊源和原始形式是一种反作用,只有它才使更加复杂的形式得到发展。
语言——我要说——是一种提炼,“开始是行为”。
克尔凯郭尔写道:如果基督教这样宽容和舒适,那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中使天国和地狱共存,并且威胁要进行永恒的惩罚呢?——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圣经》这样含糊呢?如果我们想警告某人注意可怕的危险,能否给他出个谜,谜底是警告的内容呢?一可是哪个会说《圣经》确实含糊呢?在这种情况下,“出个谜”难道不是关键吗?另一方面;难道更直接的警告一定会引起错误的结果吗?上帝要四个人详细叙述他的化身耶稣的生活,他们的叙述在各种场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然而能否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不应超乎寻常地显得合情合理,从而不应被看作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呢?。因此,不应该不适当地相信字面意义,精神可能接受它的应得权益。譬如,你可能见到的东西却不可能由甚至第一流的、精确的历史学家予以描述。所以,平庸的叙述就足够了,它甚至被优先对待。因为这种叙述也能告诉你你想被告知的事情。(大概在这个方面,平庸的舞台背景可能比复杂的舞台背景更出色,画上的树可能比真正的树更出色,——因为它们可以转移对于重要事情的注意力)。
圣灵将本质的、对于你的生活是本质的东西赋予这些言词。其要旨是,你只应该清晰地看见在这种展现中清晰地出现的事物。(我不能肯定这在克尔凯郭尔精神中的精确程度。)
在宗教中,每种程度的虔诚必然有适当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较低的程度没有任何意义。在较高程度上有——定意义的教义对于仍然处于较低程度上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这种人只能错误地加以理解,所以这些言词对于他们没有作用’。
比如,按照我的程度,保罗的宿命论教义只是邪恶的胡话,是违背宗教的。因此,它不适合于我,因为我所得到的这幅画的唯一用途是一种错误的用途。如果说它是一幅好的、神圣的画,那只是对处在完全不同程度上的人而言的,这种人在他的生活中使用这幅画的方式,与我的可能的方式绝然不同。
基督教没有基于历史的真实之上;可是,它向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叙述;它讲:现在去信仰吧!不过,不要以适合历史叙述的方式去相信这种叙述,相反:在任何情况下,相信你所能做的、仅仅作为生命的结果的事情吧!你在这里听到了历史叙述,但决不能象对待其他的历史叙述一样来对待它!要使它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不寻常的地位。——对此不存在自相矛盾的事。
没有人能够诚实地说他自己是废物。因为如果我说了,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这仍然不是他人据此可以识破我的真相,否则,我或者会发疯,或者会改变自己。
听起来很奇怪;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证明《福音书》中的历史记述是虚假的,可是信仰并不因此失掉什么:不,因为它涉及‘普遍的理性真理”!再则,因为历史证明(历史证明的把戏)与信仰没有关系。人们虔诚地(热爱地)抓住这种启示(福音书)。这理所当然地刻划了“奉为真理、而非别物”的特征。
信仰者与这些叙述的联系,既不是他与历史真实(可能性)的联系,也不是它与“理性真理”所构成的理论的联系。有这样的事物。——(甚至对于我们称之为杜撰的不同物种,我们也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我读到,“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上帝。”这是事实:我不能称他为上帝:因为这对于我来说等于什么没有说。我可以称他为“完人”,甚至“神”——或者说,他被人如此称呼时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不能有意吐出“上帝”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他将会审判我;因为那对于我等于什么没说。只有我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时,这个词对我才有一定意义。
甚至什么能使我相信耶稣的复活呢,似乎我在玩弄思想。——假如他没有由死复生的话,他将如其他人一样在坟墓中腐烂。他已经死了和腐烂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一个和旁人无异的教师,并且不能再帮助旁人了。我们又成为孤苦零丁的孤儿。所以,我们只好用才智和推想使自己得到满足。我们正在一种地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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