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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价值[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译者:黄正东-唐少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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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
建筑学能使某些事物不朽和增添光彩。因而，就不可能存在不使任何事物增添光彩的建筑学。
一九四八年
从每一种错误中可以锻造出钱币。
理解和说明一个乐句。——有时，一种最简单的说明是一种姿态。在另一场合，它也许是一个舞步，或者是描绘舞蹈的言词。——但是，不理解这一乐句而听到用口哨吹起它时，我们体验到什么呢？假若如此，那这种说明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信以为真地认为它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这种乐曲吗？我们可以信以为真地在我们听到它时，想到舞蹈或者也许什么别的东西吗？我们可以信以为真地这样做——为什么这被称为聆听已被理解的乐曲呢？如果观看舞蹈更为重要，那么这与其说是演奏乐曲而不如说是表演它。然而，它完全地被错误地理解了。
我对某人作出一种说明然后告诉他，“它好象……”，当时他说，“是的，现在我理解它了”或者“是的，现在我知道怎样演奏它了。”最重要的是，他肯定不会接受这种说明。似乎我未对他把关于这一小节与别的小节和其他人相比较的最后理由讲明。例如，我未能向他说明，依据作曲家对这一小节所说的方面被假定为代表某事物。
如果我现在问：“当我听到这一主题并理解了我听到的东西时，我实际上体验到什么呢？”——除非琐事，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想到要来回答。想象，对音速的感觉、记忆和类似的东西。
也许我会说：“我对此有反应。”——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好象会说我对这一乐曲及时地作出表示。如果我们指出这只是在进展非常不完善的程度上出现的，那么我们也许认为这种进展不完善的音速的反响是由想象来填写的。
但是，假定我们依然设想有人以适当速度来演奏这一乐曲，——那在什么程度上这一演奏才算理解了这一乐曲呢？我要说他奏曲的音速构成他的理解或者他那运动觉的感觉吗？（我对这些又知道多少呢？
）——确实，在某一环境中，我将会把他奏曲的音速当成他的理解的标志。
但是（如果否定想象、运动觉的感觉等等是一种说明的话），我就会说这一理解简直就是一种不可能去进一步分析的特殊体验吗？那么只要不是假定说它是一种特殊体验的内容，这——理解就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就事实而论，这些言词使我们想到了视觉、听觉和嗅觉之间的区别。
因而，我们怎样向别人说明“被理解的乐曲”的意思。呢？理解者是以想象、运动觉的感觉等等来体验的吗？很可能这是引起对他表现出乐曲速度的注意。我们实际上应该问问这种说明有什么作用。这意思是说，理解了这一说明也就理解了乐曲。而有人会说，理解的意思是理解乐曲本身。假若这样，我们必然会问，“那么某人可以从理解乐曲中得到教育吗？”因为这只是一种被称为乐曲的教育形式。
在聆听，演奏以及其它时候，有某种为乐曲欣赏所特有的表示。有时姿态构成这一表示，但有时它只是一个人如何奏出或哼出这首乐曲的一个方面。而他一再作出这首乐曲的比较，仿佛是用这首乐曲来说明想象。理解乐曲的人会不同于不理解乐曲的人去听（例如他们的脸上有不同的表情）、去谈论。但是，他将说明他所理解的特有的主题，这一主题不只是伴随着他听到或奏出这一主题而表现出的，而是在他一般地理解了乐曲时表现出的。
欣赏音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某些人我们将如何描述这一形式呢？现在，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描述音乐，然后我们才能描述人对它是如何反应的。但这就是我们需要或者说必须教育他使自己理解音乐的全部所在吗？这使他理解并向他作出说明，但不是用“教育他理解”这句话的不同意义达到的。再则，教他去理解诗或者绘画，也许有助于教他理解乐曲所包含的内容。
在学校里，我们的孩子仍然受的是水由氢氧气体构成或者糖由碳、氢、氧构成的教育。任何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愚蠢的。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被隐瞒了。
如果我们把明星模样的角色的美，当作一个给定轴线的对称的美，那么这一明星模样的角色的美——可说是六角星——就会受到损害。
巴赫说他的全部成就简单地说就是勤奋的结果。但是，勤奋喜欢并需要谦卑和忍受痛苦的巨大能力，它因此得到加强。尽管如此，那种还能够确切地表现自己的人简直是以伟大人物的语言来对我们说话的。
我认为现今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趋向于削弱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现在，“如果孩子们有好的时光”，那么学校就被认为是好的。而这常常不是判断准则。再者，家长们要求他们的孩子象他们自己那样成长（仅此而已）。但是，支配他们的教育已经非常不同于他们自己那时的教育了，——对痛苦的忍耐得不到高度评价，因为这里已被认为没有任何痛苦——这真是过时的。
“事物的恶意”——一种不必要的拟人说。我们也许会说世界是恶意的，我们会轻易地设想魔鬼创造了世界或者部分世界。没有必要去设想邪恶的精神介入了种种特殊的情况。每一事物都会“依据自然的规律”而发生。正是对种种事物的整个规划，其目的在于产生令人非常惊奇的邪恶。但是，人在这一世界存在，这里种种事物被破坏、流逝而引起一切可以想象的危害。当然，人是一个象他自己这样的事物。事物的“恶意”是一种愚蠢的拟人说。因为真理比这一虚构要严肃得多。
一种风格的方式也许有用，然而我也许被排斥在运用这一方式之外，例如，叔本华的“作为那一个的东西”（als
wehcher）。有时这一方式会有助于更加适当，清楚的表达。但是，如果有人感到这一方式是陈旧的，那他就不可能运用它。他也必然不会漠视这种感觉。
宗教信仰和迷信是非常不同的。它们之中的一个是由恐惧引起的，是一种伪科学。而另一个则是可信的。
如果不存在具有植物精神生活的动物，即缺乏精神生活，那差不多就是奇怪的。
在自然界中，无论存在什么“某种机能”、履行某种目的的事物，这种同样的事物也可以在它不追求任何目的甚至在它“失去机能”的环境中被发现，我认为它也许会被当作一条自然历史的规律。
如果梦有时保护睡眠的话，你就会指望梦有时对睡眠进行打扰，如果梦的幻觉有时履行一种似乎合理的目的（希望实现的幻想的目的）的话，也就可指望它进行与之相反的活动。没有任何“关于梦的动力学理论”。
确切地问，在描述种种变态时，什么是重要的呢？如果不能描述，那就表明你不懂得把握这种概念。
我太软弱、太怯懦和太懒散，以致不能得到任何事物舱意义。伟大人物的勤奋是他们的力量的一个标志，常常是与他们内心的丰富相分离的。
如果上帝真的选择了那些被拯救的人，那为什么上帝不依据国籍、种族或性情而选择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这种选择在自然规律中找不到表现形式就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上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选择在于他的选择遵循了某一规律。）
我读了基督教圣约翰著作选集。圣约翰说人们已陷入地狱，因为他们还未找到一个大智大睿的精神指导者在适当时机指出美好前途。
如果这样，那怎么能说上帝并不试图使人们超出他们的力量之外呢？
我真正感到，这种说法曲解了已产生许多危害的概念，但是，真理，我恰恰不知道能做什么好事和造成什么危害。
我们不应忘记，甚至我们的更加精致的、更加哲学化的怀疑都有一种本能的基础。例如，“我们决不可能知道……”的表述。进一步的争论很容易进行下去。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教育的那种精神低下的人。这仍然不能够形成一种确实的概念。
如果我们在睡眠中的梦与白天的梦有相似的机能，那它们的部分目的就是一个人为任何可能性（包括最坏的）做好准备。
如果人们可以相信具有绝对必然性的上帝，那为什么不相信其他的观念呢？
对我来说，这一乐句是一种姿态。它潜入我的生活之中。我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乐句。
生活的无穷变化是我们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甚至对习惯性的生活特点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当作表现形式的东西存在于难以预测之中。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了某人会如何作出怪相和如何行动，那就不会有任何面部表情，不会有任何姿态——然而，这是真的吗？——我毕竟能再听一首我（完全）谙熟的乐曲，这个曲子甚至也许是用自动奏乐器演奏出的，但它的姿态对我来说仍然是姿态，虽然我始终知道将要演奏的下一乐曲是什么。确实，我也许不断感到惊奇（在一定意义上）。
一位忠实的宗教思想家如同一位走绷索者。在他看来：他差不多只是步行在空气之上。支撑他的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纤细的东西。然而，步行在其上却真是可能的。
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例如在一种许诺中）。它比对一种数学真理的确信就更少必然性吗？——但是，这非常类似语言游戏！
重要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观察，有人会感到某些人的内心生活对他来说总是一个奥秘。他决不会理解它们。（在欧洲人眼里的英国妇女。）
我认为，一个重要而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一首乐曲的主题以（非常）不同的节拍来演奏，那就改变了主题的性质。一种从量到质的改变。
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表面上是不能解决的，而只能在深度上来解决。它们在表面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
在一次谈话中：一个人扔过一只球来，而另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应把球扔回去，或者扔给第三者，或者把它放在原地，或者把它拾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等等。
一位伟大建筑师（冯·纽尔）在坏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完全不同于在好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人不应使自己被一般流行的术语所诱惑。不要比较，因为不比较更自然一些。
比起构造虚幻的观念来，没有任何东西比教育我们理解我们具有的概念更为重要。
“思维是艰难的”（沃德）。这实际上是指什么呢？为什么是艰难的呢？这差不多好象说“观察是艰难的”。因为专心致志的观察是艰难的。这也可能是对没有看见任何东西的或者对不能清楚地看见的东西不断思考的专心致志的观察。当你看不见任何东西时，观察甚至能使你厌烦。
当你不能解开一团缠结时，对你来说，最明智的事是去认识它，最体面的事是去承认它。（反犹太主义）
你对纠正邪恶所从事的活动是不清楚的。你不应从事的活动在特定情况下是清楚的。
奇怪的是，布施的绘画常常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当时有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绘画风格吗？——也许你会说，它“被看作反对永恒的背景”。无论怎样，这些笔触只有在一种整体语言中才有这样一种意义。这是一种没有语法的语言，你不能说出它的规则是什么。
当查理大帝老了时，他试图学习写作，但却是徒劳的，他与某个试图获得一种思维方式而失败的人相似。他决不会熟悉的。
一种能以严谨的节拍速度表达出的语言，也能以节拍器恰好地表达出。当然，这首乐曲不会象我们的乐曲那样是表演的。就节拍器来说，它至少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演奏第八交响乐的主题正好运用了节拍器。）
假定我们会遇到完全有着同样面目特征的人们，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指出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与他们相遇就足够了。
甚至一种被大胆地、清楚地表达的错误思想就是一种已经获得了很多东西的思想。
只有甚至比哲学家们还更加疯狂地进行思维，你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想象某人观看钟摆并想象上帝使它这样活动。这样，上帝不就会相应地解放一种与计算相一致的活动吗？
与仍然只有较小的才能的我相比，作家远远有着更大的才能。
当他们在工作时，“让我们现在干吧”的说法是人的一种身体的需要。常常是这样的，当你不断地思考所面临的这一需要而进行哲学探讨时，你就会为此紧张地工作。
你必须承认自己风格上的缺点，差不多就象你自己脸上的瑕疵。
决不要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而要下到绿色的愚蠢山谷。
我的才能之一常常就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是出于好心做的。
传统不是某种可以了解的东西。当人感到喜欢它时，他不会去拾一根线，正如一个人会选择他自己的祖先一样。
缺乏一种传统的人喜欢有一种传统，就如一个人在爱情牛感到不幸一样。
对在爱情中感到幸福的人所特有的怜悯如同对在爱情中感到不幸的人所特有的怜悯一样。
但是，比起在爱情中感到幸福的时候，在爱情中感到不幸的时候会真正使你自己感到它是更加难以忍受的。
穆尔以他的谬论捅了哲学的马蜂窝，唯一的原因是这些不能及时飞离的马蜂太懒散了。
某人所规定的精神范围通常不可能或将不会为其他人所延伸。这些思想将使新耕耘的土地肥沃起来。
如果你所写的东西是难以理解的，那么你就是一个低劣的哲学家吗？如果你是比较优秀的哲学家，那么你就会使容易理解的东西成为费解的。——但是，谁说这是可能的呢？
＇托尔斯泰＇
人的最大幸福是爱情。假设你谈到精神分裂病患者：他不爱，他不可能爱，他拒绝爱——不同的是什么呢？
“他拒绝……”意思是，这是他的权力，谁想要谈谈它呢？！
因此，我们说，“是我的权力”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想要划分一种区别时，我们也许会谈到这一点。我可以提高这一点的影响，但是我不这样做，我不可能提高它的影响。
“上帝支配着它，因此，它一定是可能的。”这说的不是任何东西。对这一点而言，没有任何“因此”。至多，这两种表述也许说的是同样的事。
关于“他支配着它”这一点，大致意思是，他将惩罚任何没有这样做的人。没有任何事情追随着任何人的可能或不可能的活动。这是“命定论”的说法。
但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即使你不能做别的，他也惩罚你。”——不过，也许一个人会说，假若这样，惩罚是在人们不能承受的环境中被承受的。那时，“惩罚”的整个概念就要改变。而你现今就不能再运用这些陈旧的说明，否则你就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应用它们。只要看看象《天路历程》这样的寓言并注意到在人看来所有的东西是如何不合理的就够了。——但同样都是不合理的吗？即……不能被应用吗？确实，被应用了。（在火车站有许多双指针的标度盘，它们表明下列火车离开的时间。它们看起来好象钟表，尽管它们不是钟表，然而它们有自己的用处。）（这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比喻。）
如果某人为这一寓言而心烦意乱，那么有人会对他说，以不同方式应用它，要不然就放任不管！ （但是，比起寓言所提供的帮助来存在一些带来更多混乱的寓言。）
读者所读的东西可能都是他自己留下的东西。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
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所以，如果说在纳粹德国幽默被扑灭了是对的话，那么这不是说那里的人民不是兴高采烈的，而是说存在某种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东西。
两个人在一起说笑话而哈哈大笑。一人用了某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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