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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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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也渐有老相了，我终于看见了她展眉一笑的容颜。看见这对苦难夫妻，似乎终于熬到了头，我也就略略安心了。谁知道次年突然传来消息——嫂子失足摔死了。我急忙去电详问，原来两口子修好那破屋之后，前去验收，嫂子在二楼一脚踏空，当场就断气了。还没搬进新家享受一日之福，就这样撒手人寰。命运于她，实在是太过薄幸了。
十二
老刘像庄子一样鼓盆而歌，送走患难相依几十年的荆妻，自己也骤临老境了。他一生酷爱的读书写字，因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而不得不舍下。女儿每月给他寄一点生活费，基本能保证他的饱暖；但是做饭洗衣这样的事情，他在他的长夜里却实在难以自理了。
恰好我的一个同学这时当上了民政局局长，我给她电话说，利川是对不起老刘的。这样一个民间文化人，无缘无故两陷冤狱。而今失明的孤老一个，你们福利院不救助这样的人，那实在不近人情。同学亦善士，很快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哪知他却梗犟不愿去吃这嗟来之食。我只好给他电话，我说人要服老，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永远伺候你。你的养女已经很孝顺，但是她在外也不能照管你太多，她也还要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样老刘才搬进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住客多是文盲残疾孤老，无人可与交流，自然愁煞老刘。他的女儿安家在西双版纳，夫妻做熟食维持生计。刚好我亦在大理栖居，老刘决定暮年滇游，来看望我以及他一生都视同己出的女儿。我担心他形同盲翁，如何完成这数千里往返。他笑答平生遍历江湖，沿途自会找到相助者。某日凌晨，我接到一陌生电话，要我去车站接他。赶去果见一对父女陪护着风中的老刘，要亲手将他转交给我才放心而去。
在大理，老刘与我一如荒江野老，在夜雨寒窗之下检点平生往事，遥远的伤痛再次令他泪满青衿——老刘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烟下的奉节度过的，后来母亲去世，十来岁的他竟然独自徒步来到利川寻父。父亲是民国利川粮站的一个吏员，1949之后作为伪职人员饱受打压。他在50年代初考上农校，却为莫名其妙的一件小事被开除。反“右倾”时又因为言论忤逆而被强行劳教，等他释放回来时，父亲已经在大饥饿中奄奄一息。他为父亲找来了一点食物，结果饿得太久而狠狠饱餐的父亲，却被胀死了。
他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底层人民的所有苦难他都亲历遍尝。我从未看见过他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时候，也很少看见比他还耐活的男人，他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厄运。
而今，他每天长歌穿过闹市，在世人的眼里像个疯子一样自得其乐。只有我深知，他悲苦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痛与恨；在他终年的黑暗里，是在怎样地渴望着生命中的光明。
9．幽人苏家桥
一
常常窃想，如我辈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际遇？肯定也读书，却难以进仕，也没胆量造反——那我们还剩下什么活法呢？
援引古例，积极一点的人生有两种：激进者去学游侠，保守者去当幕僚。游侠近乎要改造社会，虽也快意恩仇，然而风险成本太高；幕僚大抵是维护现实，尽管衣食无虞，却要俯仰随人。也就是说，不想轻生死，又想存骨气的人，以上两者皆非生命正途。
于是，古人又为这样的人，在侠与僚之外，设计了第三条道路——隐。
关于隐逸的传统，中国真是源远流长。其中一种影响甚剧的谬论，叫做“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在我看来，隐于朝者谓之奸佞，隐于市者谓之逸民，隐于山林者谓之幽人。
幽人之谓，语出易经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颖达疏解为“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此即谓仅仅是幽居岩户还不能唤做隐士，还必须践履大道、守正不阿才行。
当世江湖林泉俱为国有，隐逸的客观条件已然无存。然则内心像幽人一样生存于此俗世的人，其实尚未绝迹。以此衡之友侪，苏家桥兄庶几近之。
二
苏家桥乃80级大学生，晚我两届，算我学弟。我们同长于山城利川，父辈是剿匪时的搭档。因是，我们可谓世交。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风犹存，十几个利川来的世交子弟聚于一校，诗酒过从，自然容易成为帮派恶少。那时吾辈顽劣野蛮，出入袖刃，几年大学生涯，记忆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数战，伤人亦自伤，于今想来，唯余惭愧。
我先毕业分回故乡教局，两年后这帮兄弟又都发配回来。苏兄的去处，便在团堡乡镇中学。我在教局督学，经常下乡巡视。他初去该校未久，便已成为师生谈资。那时的乡校多为木楼，卧室板壁相间，全不隔音。据老师投诉，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诵诗恸哭，酒尽后撒尿入瓶（因厕所太远），然后半夜投掷尿瓶于屋后窗下，一声爆响之后，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语文课讲得极好，却不是一个尽职守则的老师。多数时候钟声已久尚在酣卧，学生干部只好来敲门，他遂起身也不洗脸就赶去。到了教室，低声问学生：我昨天讲到哪里了？偶尔宿醉未醒，便叫学生自习，自己则伏在讲台上酣睡。一日，学生听见鼾声，抬眼却未发现老师，上台检视，原来苏老师已经滑到讲台下黄粱梦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带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饮，竟至当街醉卧。乡人讶异，打着火把来查看，其中一家长惊呼：苏老师咋个睡这里了？苏兄仰躺挥手笑曰：没事，诸位忙，我们歇歇再走。想起辛弃疾词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过这样的意境尔尔。后来蹒跚路上，我又掉进排污沟里，幸好两位把我捞出，轮番背回其寝室。三人皆已浑身污淖，且人亦如烂泥，便和衣挤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过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满污泥的床单被子，竟然依旧，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干，室内则仍余秽气如缕。
那时单身的他，脏懒乱一时无匹。团堡教育站长来局里投诉，只好将之调往汪营中学，与我们另一兄弟方舟比邻而居。我再去看他哥俩，发现室内满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轮番打开几个瓶子凑近嗅闻，有的盖上放下，有的倾入碗中。询之，原来有些盛满夜尿，有待集中搬运出庐。醉后欲眠，发现这哥俩更绝，竟然共用一个盆子洗脸洗裆洗脚，连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1984年，我们终于给他在州府恩施，介绍了一贤惠女友。就是这位后来的妻子，当时辗转乘车来到乡下对相，进屋一看床单漆黑，难以下榻，顺手揭开要洗。哪知揭开一层，下面另有一层同样污脏，又揭下，再揭下，总共竟翻出五张床单，皆是双面狼藉。他自个一边傻乐，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没有因此嫌弃；反而就在那稻草垫底、终于染上陽光香味的床上订下终身。
三
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心中一直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假设不是因为苏家桥内心的品质，舌耕乡野且容颜粗陋的他，又何能赢得青眸的眷顾？
周作人曾经形容弟子废名，说他长得像个螳螂。我看过废名旧照，似乎找不到那种感觉。倒是吾友苏家桥，确确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们乡下唤做跳鸡子。也就是说，手长脚长，头颅细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从小就戴的眼镜，活脱一个冯巩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调侃则是——敝体向称瘦削，柔如飞絮；贱齿还算锋利，粲若编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电杆之细。骨轻似燕，可秀纤掌之舞；发密如云，曾苦肥虱之锥。
其人好读书，尤长于旧学；初时痴迷于魏晋，故言行风度颇类于竹林人物。既有拔剑四顾的自雄，也多穷途而哭的绝望。然则哭笑歌行之内，却是心底的悲悯和温良恭让。某夜深雪覆盖寂寂小城，除夕将至，我与他醺然还家，路遇一老丐蜷缩某机关门前。他拉着我上前询问，老丐曰当年水灾，其家颗粒无存，只好年关进城行乞；言毕泣下。老翁勾起我们各自童年颠沛的记忆，顿时三人抱头痛哭于当街；我们倾尽囊中散银，再三拱手揖别。那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恍惚还残存这样一点古风。
就在那时，他的授课已然别具一格。当年教材，多是刘白羽魏巍杨朔文章充斥；他每讲到这些，便抛开教科书大谈这些课文的拙劣；然后从怀中掏出我们诗社的地下油印诗刊《剥枣》，给孩子们开讲其中的佳妙。他的课堂，我称之为“茶馆式教学”，经常组织孩子们自由讨论，他只负责启发思路并偶尔参与评判。最初校长颇为忧虑，不免有些讽谏之词；哪知年年期末会考，他的科目却往往拔得头筹。再后来，谁也不敢不刮目相视了。
若干年之后，我们还乡，偶尔还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带口的读书种子或社会闲杂。见着他则依旧尊为老师，执礼甚恭，而他则多已不记姓名了。
四
山中无日，我们这群狂热于诗歌的泼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乡书梦中，愤世嫉俗地挥霍着青春。每到周末，乡下教书的同人都要进城燕聚；我们刻蜡版油印地下诗刊，各自谈每周读书心得，相互辩难，恍有稷下之风。夏日深夜，一轮好月照临烟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浑无人迹。酒酣的苏家桥提议，何不裸体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晋中人服下五石散之类药物后，燥热难当，必须裸身奔走以便发散药力——于是我们也就寸纱不沾地上街漫步。几个白花花的醉躯晃荡在寻常巷陌，偶尔窥见的人必定惊骇地以为，土家赶尸的队伍竟然再现于当世。
这样行散之时，往往残醉犹在。那时的我辈，每多促狭放诞之举；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名称木牌，苏家桥与我便去愤愤摘下，两人抬着一路狂奔，再寻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后他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的是“人民法院”，朗声大笑曰：这个惹不得。于是，我们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那时我们要坐三天长途汽车，才能抵达省城。我们与山外的唯一联系，是读书。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们与渐次开放的时代保持着同步的成长。于是知道我们这个深山僻野的诗社，事实上也在呼应着山外的新文学社团运动。其时，我们也曾多么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围。1984年的冬天，传来大西北招聘人才无须档案户口的消息，我决定西出陽关。苏家桥闻之，担心我独行有险，一去难归，当即回家打好行装，准备与家人不辞而别。惜乎那一次的突围，后来竟因我家的干预而终未成行。
1988年，我终于再次毕业分到海南。回山辞别，那时他也调到了州府某中专任教。他从利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五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其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期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槍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却渐渐看清社会的善恶。在他工作之后，他曾努力企图弥合双亲的历史缝隙；两个都已退休的老人，在子女的劝说之下，终于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但是仍旧终年分居，老死未几，其母在抑郁一生之后悄然萎去，其父却患上了间歇性老年痴呆。半生尊严现在却不时失忆的父亲，一旦发病就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拉着他惊慌地祈求抑或咆哮：他们又抓我来了，快带我躲一躲吧！这些中年遭逢阶级斗争折磨的老辈，余生都深陷于受迫害的惊恐之中。
那时的苏家桥已经调到了自治州人行工作，成家育子的他，不得不同时照料老父的生活。痴呆的老人如弱智的孩子，随时在家里和他单位院子就地便溺；寿则多辱的情景，不免令他心痛且难堪。他常常对我感叹，自己老去设若不能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则一定自决。后来，偶尔清醒的父亲独自回到利川，独自在其衰朽残年，最后尊严地跳进了清江……
其父一如吾父，至死也未告诉过他——关于他们家族的来历，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们，多在家破人亡之后，悄然掩埋了自己的寒苦记忆。
待他如母的姐姐，曾经是利川的美女。由于“文革”祸乱，失学下放，早早就嫁给了一个武汉知青。知青最终返城，留下一个儿子在山里；姐姐再嫁工人，工厂倒闭，夫妻下岗。姐姐在一个冬天，毫无知觉地死于煤气中毒。姐姐的长子，那个在我们训诫下长大的老实孩子，却在我们这一代老去之后，成为利川新一代古惑仔，在一场复仇之战后，身负命案而入狱。
六
这一切厄运之后，中文系毕业的苏家桥，竟然成了银行的经济师，终于步入了他日渐安稳的中年。行长曾经是其父一手栽培的旧部，他的同学也多已成为州里的要员。唯独他坚持不党不群，厕身于经济时代的洪潮浪底，凭手艺悄无声息地枯澹生活着。
他现在是银行唯一资格最老的科员，独往独来，绝不逢迎于任何上司。单位福利甚好，时常瓜分蔬菜水果；他总是在一众挑拣离开后才去看看，倘有残余便随兴取一点回家。他完全与世无争，且幽默豁达，与人为善，自然成了众人欢喜的怪物。大家戏称其为行长，就是面对真的行长，他也一样朗声模拟官腔应诺。领导知其向无野心，不以为忤，同事则暗佩其浑无体制之俗。
他若宿酒未醒，午餐兴致好时，会在食堂把领导叫来陪坐。故意问：你们是党员吧？领导茫然点头。他又问：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吗？领导赧然摇头。他会笑着说：那我来给你们上上党课吧。领导只当他是嘻哈疯癫之徒，不以为意，也就顺便听他倾倒满腹掌故。他可以口若悬河地从马恩开讲，从国际共运扯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老布与托派的区别，斯大林与老毛的同异，一直讲到领导瞠目结舌为止。
就是这样一个衣衫落拓形貌奇异的人，单位上横来直去，眼珠里青少白多。但每逢国家总行要在旗下搜罗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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